随着信息革命的触角四处蔓延，媒介所担当的角色越来越具有挑战性。这种挑战意味着要将麦粒从糠壳中分离出来。从本质上说，就是将事实从宣传中分离出来。对于普通人来讲，这不是一桩可以轻松胜任的工作。
　　因为，这项工作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权力。那些掌控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同时也控制着信息。换而言之，他们操纵着知识和意识形态的杠杆。掌握信息的人对于不知情者有着明显的优势。所以，尽管今天我们仿佛可以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悠闲巡游，但是我们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
　　问题的结症不在于公众不知道什么而在于信息拥有者不让他们知道什么。从这个至关重要的意义上讲，有读写能力的人和文盲之间的差距是非常之小的。俚语"受过教育的文盲"包含了某种政治真理。它代表了庸俗之作对庄严之作的胜利。
　　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有一种观点认为并非万物皆可知。这种观点在我们这个时代更具真理性，在较为世俗的尺度上尤其如此。事实上，就连可知的那部分也日益为大众所无法把握。
　　这或许和日常经验恰恰相反。比如，当我们看到Ｏ．Ｊ．桑普森审讯案的直播和北约对波西米亚郊区空袭的直播时，或者当我们读到正在发生事件的迅速准确报道时，我们一定会对此信以为真：我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世界的信息在我们指尖按动遥控器按钮或者翻动报纸的轻盈动作之间，尽为我们所知悉。
　　然而事实上，我们所知的并不充分。有人说，人类头脑能容纳的信息是有限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确实需要媒体所灌输给我们的那部分信息吗？或者，比方说，是否电视发明之前的人类比我们愚蠢很多？是否他们的生活缺乏责任感和目的性？再换而言之，信息爆炸是否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是否能让自由和争议中的终极价值最终实现？是否能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如果确实如此，可供我们把握的信息和知识系统能帮我们达到这些目的吗？因为事实上，我们经常通过电视画面惊骇于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儿童的悲惨处境，或者通过新闻纸的报道惊骇于卢旺达残忍的大屠杀。但是，我们马上就又回到我们的小生活圈子里，回到我们的超级市场，回到我们的野营帐篷和我们的聚会中。这不构成事实判断，但这确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大量喷薄而出的可以为我们所了解的信息和画面并不能让我们在对发生在我们周围或发生在千里之外人类苦难有所触动之外，再多做点什么。当然，有人争论说，媒介的作用是告知而不是动员，更不要说鼓动受众来一次愚勇的十字军东征。
　　事实上，这是一个持久的反讽：媒介将大屠杀的场面和我们的起居室链接起来的前提是两者并无必要联系；在屠杀发生之地和对屠杀的报道之地之间亦无任何人性或道德的联系。换言之，我们对廉价劳动力的猎求最终贬低了同类的生命是无关大局的小事一桩；社会某些部门的惟利是图并不会引起其他社会群体的饥饿；一个国家对核武器的贪求并不会威胁千里之外的人们的生命；在世界某一个角落贪吃汉堡的饕餮并不会给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带来毁灭性的贫穷。
　　古希腊人曾经自负地宣称人是世间万物的尺度。在短视的人类看来，作为尺度似乎可以获利不少。但人类却因此被简化成那个昼夜复制自己的巨大的人性系统里微不足道的齿轮。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琐碎但意义巨大的方式，以被制定好的身份，参与着使不公正和不平等永世不休的运作。
　　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对于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并无清楚的意识。所有可供我们接触的信息和知识从根本上模糊了我们的意识。无法阻遏的媒介信息流灌输给我们太多的信息但绝少给我们清醒的意识。印度记者Ｐ．赛纳斯曾经在印度时报的资助下，于１９９３年对印度的贫困州进行巡游报道。他在接受一家杂志的访问时说，我们在媒介上看到或读到的新闻报道只是发生在特定时刻的事件，这些事件背后有很多历史，许多过程导致了事件的发生。而媒体对这些历史和过程是绝少报道的。
　　我们所得到的"信息胶囊"（Ｔｈｅ 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常常是与它们的语境和意义系统相剥离的，对它们进行包装的目的是使它们容易消费。譬如，在我们被告知一场骚乱的真正原因之前，又一场骚乱或者瘟疫或者飞机坠毁的惨剧扑面而来。
　　行政管理、政策制定和政治权力的运作过程本身并不神秘，但它们却被故意神秘化。当权者不希望普通人了解导致他们贫困、他们无权或者他们对自己生活完全无法把握的原因；不希望他们明白他们的集体意志和不懈努力有使社会发生转变的威力。
　　这意味着私人的决定以公共政策的形式获得合法性。无论政府做什么都仿佛是依照人的意愿而行事的结果。西方人经常所鼓吹在他们的民主社会人人享有言论自由。但事实上，哪里有言论自由哪里就有思想控制。主流媒体在思想控制中起很重要的作用。各式各样的权威、专家说了很多也写了很多，但却丝毫没有触动基本问题。媒体报道事实但对事实的解释却非常少见。一些明显的结论很少明确指出，甚至绝少暗示。
　　在保持现存信仰的"虚假"信息循环中，学校和大学也有份。他们筛选出适合现存体系的千篇一律的信息，将它们兜售给大众，而这反过来又增强了现有的体系。事实上，遵循既定准则的压力就始自学校。毫无疑问，秩序是学校伦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孩子们的年级越来越高，他们把"努力工作、遵守纪律，之后就可以成功"的价值观内化。当他们离开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将服务于既存体系并成为其一部分。在理想世界里，努力工作和遵纪守法必然带来成功。但在现实世界，"努力工作"只不过是驾驭人的一种心理战术。
　　很少有学生能够逃脱这种极权主义的虚构。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很少有家长容许孩子这么做。作为家长，他们很自然地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顺利，能够成功。于是遵循"努力工作，遵纪守法，之后就可获得成功"这套游戏规则的人受到尊重，并被鼓励继续这么做。在民主社会，这种"美德"以一种微妙的形式被管理着，在非民主社会，高压政治是必须的手段。
　　作家兼历史学家麦克尔·伍德（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ｏｏｄ）在他的ＢＢＣ系列节目《遗产》中谈到埃及时，提到了"文明的习惯"。在两千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我们对各种权力的俯首帖耳称做"习惯服从"。在给定的思想和行为的许可范围之内，我们可以自由地作出选择，并对"选择的自由"大唱赞歌。
　　但如果我们的选择超越了既定模式，那么我们就成了越轨人物。如果我们的观点和主流相左或者我们对不公正的统治工具做了太过激烈的批评，那我们就成了丧失理智的家伙、成了共产主义者甚至成了恐怖分子。
　　不管社会多么"进步"，主流媒体和主流意识形态对"越轨者"的容忍程度都是有限的。许多媒体自造客观公正的偶像，但是那些在媒体中工作的人清楚地知道这种"客观公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毫无客观公正可言的各种社团和政治利益的耳提面命。
　　因此不容否认的结论是，我们生活在信息大崩溃和知情的虚幻中并且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在一个我们为消费而存在的社会里，信息只不过是另一种消费品罢了。一种被鲜亮地、惹人注目地包装起来以使我们和事实绝缘的商品。
　　再想一想，或者大谈"将事实从宣传中分离开来"多少是种自命不凡的举动。更令人欣快且皆大欢喜的选择是加入到这场谈论许多而实际上什么都没说的盛大的卡拉ＯＫ中来。而这正是主流媒体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