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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立案登记制实施满一周年。
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法院新收各类案件17659861件，上升22.81%。审执结案件16713793件，上升21.14%。新收、审执结案件的同比增幅均是2014年的3倍多，也是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
如何应对立案登记制所加剧的“案多人少”压力，除了在审理阶段进行审判力量合理配置、案件繁简分流，法院尽可能减少进入法院的案件数量，或许才是最佳办法。
立案登记
“最近三年的案件连续上升，2015年上升幅度最大，因为在改革中我们实行了有案必立，有受必理。”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基础理论研究会会长卓泽渊说，“为什么案件会增加？我认为主要有四个因素，即人口的因素、市场化的因素、人民交流交往的因素与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因素。”
“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已经驶上了快车道，在试点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同时，‘案多人少’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地方的基层法院，甚至是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原副校长李文燕认为，“司法资源浪费在了繁琐的程序中，还有一些纠纷因为诉讼费用大幅下降以及诉讼门槛降低，更多地选择通过打官司来解决纠纷，各种便民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诉讼案件增长。”
李文燕分析，在案件逐年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法院人才增长缓慢，特别是一线审判人员增长缓慢，造成了“案多人少”的难题。
立案登记制并不意味着诉讼案件进入法院的零门槛，相反，司法界人士表示，完善立案登记制应适度考虑以往被司法政策挡在法院门外的案件。与此同时，法院在承受越来越重的“案多人少”压力之外，还要应对不断出现的恶意诉讼和无理缠诉。
“对案多人少要有理性的认识和具体的分析，从全国的整体来看，人案数量的比例基本是正常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院长助理王韶华说，“现在全国法官人均年结案每人不到100件，与多数国家相比，法官的人均案件是属于较少的。案多人少体现出不平衡和差异性。”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孟祥刚说，“从社会治理角度审视，大量案件涌入法院，与法院之外的矛盾解决机制‘失灵’有关，人民法院已经从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变成‘前沿阵地’。”
诉讼效率
解决“案多人少”的路径在哪里？提高诉讼效率，比如完善“小额仲裁”“简案快审”“繁简分流”制度，这已成为共识。
“首先，要科学确定法官人员，充实法官队伍，要把账算清楚，我们究竟需要多少法官，然后有计划地增加法官的员额，满足法官员额需求。要按案件辖区内的案件数量作为根本因素来确定法官员额，而不是根据法院法庭的数量来确定。”卓泽渊认为。
“对案件的处理，如果能够做好分类，审判的案件数量就会降低，同时提高法院第一线担当审判工作的人员人数，就会实质性化解案多人少的司法难题。”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院长徐祥民说。
卓泽渊同时担忧，创新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虽然说是破解“案多人少”的好办法，但是，这些解决机制和诉讼之间是什么关系，又怎么衔接？至少现在还值得探讨。
“要优化审判组织的构成。审判组织的构成，可以从微观上来说，是审判庭的构成，一个主审法官他的工作小组的构成，助理一定要配足，否则主审发挥不了真正的作用，主要负责裁判，而事故性的义务就应该是助理去完成，各履其职，这样使主审法官在裁判上才有神圣感。”卓泽渊说。
王韶华认为，案多人少的重要原因在于，现有人力资源的配备不合理，综合行政部门以及人员比例过大，一线法官比例过小，约占三分之一。
“过去的发展模式是组织机构人员编制的办法，通过增编，外部膨胀式发展，这些办法是不现实的、不可持续的，只能靠改革。”王韶华说。
“要通过对司法人员的分类管理，按照以案配额的原则在省内适当调配法官员额比例，使审判资源向案件多的法院、向一线办案部门倾斜，”王韶华说，“要组建审判队伍，大量增配司法辅助人员，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量，实行院、庭长回归办案一线，发挥优质资源的作用。”
诉调对接
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提出的立案登记制配套措施中，就包括“加强诉前调解与诉讼调解的有效衔接”“完善先行调解工作机制”等措施。
但上一轮司法改革强调的“大调解”由于饱受背离司法规律的非议，给如今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造成了障碍。
“法院实行的诉调对接的办法可以把许多的纠纷阻止在诉讼门槛之外，案多人少是司法难题，也是人事难题，也是法制建设的难题，”徐祥民说，“案多人少矛盾可以由人民法院内部采取措施，也需要由立法机关来解决，需要通过法制建设整体水平的提升来实现水到渠成式的化解。”
有专家分析认为，一些基层组织和人民调解机构，瘫软无力，功能减退，权威性和协调能力不足，无法发挥化解基层矛盾的作用，加剧了法院“案多人少”矛盾，通过完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实现从源头上减少诉讼案件。
“洛阳中院的‘诉调对接’模式，具有典型性，可复制、可推广。”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基础理论研究会副会长韩德强说，“我认为需要把有社会经验、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强的人员遴选出来，确保人员质量，提高办案质量。”
据了解，洛阳中级人民法院大力支持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对审判辅助事务进行集中管理，让法官专心审判工作，实现“机构扁平化，管理集约化，服务一体化”，这一全新的诉讼服务模式，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张立勇院长誉为“洛阳模式”。
而“洛阳模式”的核心内容还包括，成立了洛阳市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很大一块就是“诉前调解”。
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法院新收各类案件17659861件，上升22.81%。审执结案件16713793件，上升21.14%。新收、审执结案件的同比增幅均是2014年的3倍多，也是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
如何应对立案登记制所加剧的“案多人少”压力，除了在审理阶段进行审判力量合理配置、案件繁简分流，法院尽可能减少进入法院的案件数量，或许才是最佳办法。
立案登记
“最近三年的案件连续上升，2015年上升幅度最大，因为在改革中我们实行了有案必立，有受必理。”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基础理论研究会会长卓泽渊说，“为什么案件会增加？我认为主要有四个因素，即人口的因素、市场化的因素、人民交流交往的因素与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因素。”
“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已经驶上了快车道，在试点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同时，‘案多人少’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地方的基层法院，甚至是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原副校长李文燕认为，“司法资源浪费在了繁琐的程序中，还有一些纠纷因为诉讼费用大幅下降以及诉讼门槛降低，更多地选择通过打官司来解决纠纷，各种便民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诉讼案件增长。”
李文燕分析，在案件逐年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法院人才增长缓慢，特别是一线审判人员增长缓慢，造成了“案多人少”的难题。
立案登记制并不意味着诉讼案件进入法院的零门槛，相反，司法界人士表示，完善立案登记制应适度考虑以往被司法政策挡在法院门外的案件。与此同时，法院在承受越来越重的“案多人少”压力之外，还要应对不断出现的恶意诉讼和无理缠诉。
“对案多人少要有理性的认识和具体的分析，从全国的整体来看，人案数量的比例基本是正常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院长助理王韶华说，“现在全国法官人均年结案每人不到100件，与多数国家相比，法官的人均案件是属于较少的。案多人少体现出不平衡和差异性。”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孟祥刚说，“从社会治理角度审视，大量案件涌入法院，与法院之外的矛盾解决机制‘失灵’有关，人民法院已经从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变成‘前沿阵地’。”
诉讼效率
解决“案多人少”的路径在哪里？提高诉讼效率，比如完善“小额仲裁”“简案快审”“繁简分流”制度，这已成为共识。
“首先，要科学确定法官人员，充实法官队伍，要把账算清楚，我们究竟需要多少法官，然后有计划地增加法官的员额，满足法官员额需求。要按案件辖区内的案件数量作为根本因素来确定法官员额，而不是根据法院法庭的数量来确定。”卓泽渊认为。
“对案件的处理，如果能够做好分类，审判的案件数量就会降低，同时提高法院第一线担当审判工作的人员人数，就会实质性化解案多人少的司法难题。”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院长徐祥民说。
卓泽渊同时担忧，创新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虽然说是破解“案多人少”的好办法，但是，这些解决机制和诉讼之间是什么关系，又怎么衔接？至少现在还值得探讨。
“要优化审判组织的构成。审判组织的构成，可以从微观上来说，是审判庭的构成，一个主审法官他的工作小组的构成，助理一定要配足，否则主审发挥不了真正的作用，主要负责裁判，而事故性的义务就应该是助理去完成，各履其职，这样使主审法官在裁判上才有神圣感。”卓泽渊说。
王韶华认为，案多人少的重要原因在于，现有人力资源的配备不合理，综合行政部门以及人员比例过大，一线法官比例过小，约占三分之一。
“过去的发展模式是组织机构人员编制的办法，通过增编，外部膨胀式发展，这些办法是不现实的、不可持续的，只能靠改革。”王韶华说。
“要通过对司法人员的分类管理，按照以案配额的原则在省内适当调配法官员额比例，使审判资源向案件多的法院、向一线办案部门倾斜，”王韶华说，“要组建审判队伍，大量增配司法辅助人员，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量，实行院、庭长回归办案一线，发挥优质资源的作用。”
诉调对接
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提出的立案登记制配套措施中，就包括“加强诉前调解与诉讼调解的有效衔接”“完善先行调解工作机制”等措施。
但上一轮司法改革强调的“大调解”由于饱受背离司法规律的非议，给如今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造成了障碍。
“法院实行的诉调对接的办法可以把许多的纠纷阻止在诉讼门槛之外，案多人少是司法难题，也是人事难题，也是法制建设的难题，”徐祥民说，“案多人少矛盾可以由人民法院内部采取措施，也需要由立法机关来解决，需要通过法制建设整体水平的提升来实现水到渠成式的化解。”
有专家分析认为，一些基层组织和人民调解机构，瘫软无力，功能减退，权威性和协调能力不足，无法发挥化解基层矛盾的作用，加剧了法院“案多人少”矛盾，通过完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实现从源头上减少诉讼案件。
“洛阳中院的‘诉调对接’模式，具有典型性，可复制、可推广。”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基础理论研究会副会长韩德强说，“我认为需要把有社会经验、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强的人员遴选出来，确保人员质量，提高办案质量。”
据了解，洛阳中级人民法院大力支持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对审判辅助事务进行集中管理，让法官专心审判工作，实现“机构扁平化，管理集约化，服务一体化”，这一全新的诉讼服务模式，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张立勇院长誉为“洛阳模式”。
而“洛阳模式”的核心内容还包括，成立了洛阳市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很大一块就是“诉前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