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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将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按照立法模式的不同区分为美国模式和非美国模式，从美国宪法知识产权条款的内容以及美国宪法传统的角度分析了美国模式自成一体的原因。
关键词 合理使用制度 美国模式 美国宪法
中图分类号 D(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2010)02-0186-03
合理使用是著作权限制的一种方式，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他人使用作品可以不经得著作权人的许可，也不向其支付报酬。作为平衡著作权人私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工具，合理使用制度已成为各国著作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立法模式各有不同，大致而言可分为美国模式和非美国模式两类：前者是指合理使用具体情形列举加合理使用判断标准的立法模式；而后者则是指在成文法中进行有限列举合理使用具体形态的情形，很多国家直接称之为“著作权的例外”。
各国立法依据各国社会状况的不同在诸如合理使用制度这样的具体法律制度上呈现立法模式的差异本来再正常不过。但是，考虑到版权领域两大体系并存的现状，以及美国法与英国法的承继关系，美国模式的成因则尤其值得思考。
在著作权领域，人们通常做版权体系和作者权体系的划分，因为两大体系在不同哲学思想的指引下，对作品的性质、作者构成等著作权基本问题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和解决方式。而两大体系内部的不同国家立法则相互接近，相互影响，彼此类似。版权体系的代表国家就是英国和美国。美国著作权法是在继受英国著作权法的传统上发展而成的，几乎所有的具体制度中都可见上述承继关系，单单在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上，美国在列举之后规定了统一的合理使用判断的四项标准，从而形成了开放的、自成一体(suigeneris)的美国模式。
合理使用制度在判例法领域历经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早在1839年Story法官就对有关“公有素材进行编纂的保护范围”在Gray v.Russell一案中加以了阐述，进而将讨论扩展到善意节略。两年之后，Story法官在Folsom v.Marsh一案中首次使用了美国法上的合理使用制度这一概念，即fair use，并适用了著名的判断合理使用的四项标准。自1955年起，美国的多项立法研究报告都将合理使用制度的成文法化列为研究议题。也曾对是否将合理使用成文法化、是否给出合理使用的定义、是否列举出合理使用的各种情况等问题进行探讨，最后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经由判例法发展起来的合理使用制度应当得到成文法的承认(men-tion)；成文法上的合理使用制度不需要一个统一的定义。合理使用和过失、善良管理人这些法律概念一样，虽然没有数学公式似的确定含义，但却可以成为司法实践中运行良好的法律制度。”1976年美国著作权法终于在成文法中对该制度做出了规定，在第107条首先规定“以批评、评论、新闻报道或者研究为目的的使用构成合理使用”，继而给出判断合理使用的四项标准，即(1)使用的目的和性质；(2)被使用的作品的性质；(3)使用的数量比例及其实质内容；(4)使用对于作品潜在的市场和价值的影响。美国模式的合理使用制度(fair use)由此正式形成。
美国模式的合理使用制度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其立法旨意在于划定合理使用原理的一个大致范围，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有限列举模式下不假思索的对号入座，同时也避免了概念的僵化，在合适的情况下，法院可以通过解释扩大合理使用的范围。同时，和那些将合理使用视为或者称为“著作权的例外”的立法模式相比，合理使用制度在美国著作权法中是诸项基本原则之一，与“著作权受到保护”的基本原则居于同等的地位，而不仅仅是对著作权保护的一种限制和减损，也不是一般与例外的关系。
美国著作权法是继受英国著作权法传统而来，二者在立法、司法的实践中都具有传承关系，同属于版权体系。美国法在深思熟虑之后，毅然选择了与英国法截然不同的合理使用立法模式，虽然不免有特定时期社会背景、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存在不同社会团体的游说斗争，依笔者看来，美国宪法与美国著作权法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形成美国合理使用特有制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研究中容易忽略的一个因素。
1787年《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授权国会制定法律，对作者或发明人就其个人作品或发明的专有权利赋予一定期限的保护以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发展。”通过宪法这一基本大法的形式来明确国家基本政策并非美国的特别之举。美国宪法的上述规定之所以能对其著作权法产生非同寻常的意义，并构成美国著作权法的特点之一，是出于以下原因：
首先，从第八款的规定来看，它以授权的形式罗列了赋予国会的基本立法权力，所涵盖的内容多种多样，但是绝大多数款项都是授权国会通过立法为一定的行为，所采用的立法语言模式是对行为的描述，例如“国会应有权力规定和征收税款、关税……”，“设立邮局和驿路”，“界定和惩罚在外海上所犯的海盗罪和重罪以及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等。但就“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权力”一项，立法上采用了行为模式和目的模式相结合的方式。也就是说，国会通过立法给予发明权和著作权，根本上是要实现“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发展的”的目的。前者是实现后者的手段。这种理解可以从对宪法的立法解释中得到证实。斯托里在《美国宪法评注》中指出，“为发明者公布他们的发明秘密而提供的仅有实惠，就是作为一项专利而在一段有限期间内享有独占的权利以及从中牟利。如果作者的出版物成本非常昂贵，并且一旦发表之后存在不受限制的权利来破坏和侵犯他们的版权，那么作者将会有很少的动力去为公众制作精美的作品。”这种目的性的立法语言，决定了美国著作权法的实用主义风格。著作权法只是实现“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发展”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已。正如日本学者阿部浩二所评价的，美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的保护，不是将作者自身的保护作为第一要义，而是置于以促进科学和工艺的发展为起因的位置上。”
就合理使用制度而言，由于借助法律规范制度，在立法中不可避免地会使用财产权的概念。美国法的实用主义态度恰好能使其在立法中不为财产权概念所限制。“财产权”没有被过度强调，能够更好地实现其立法的政策性目标。这一点在和英国著作权法的比较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虽然美国著作权法受到英国著作权法的影响。例如，在对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的注释中都会提到英国著作权立法的源流作用：“作家的著作权在大不列颠已被确认为习惯法中的一项权利”；“我们正是将宪法的这个规定，归功于作者和发明者普通法(英国)上和制定法上权利的这种知识。”但是，由于英国法中没有上述美国宪法中类似的目的性授权条款，传统的财产权概念在立法中得到了突出和过分的强调，这样，在合理使用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财产权神圣的传统观念便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合理使用制度(fairdealing)在英国著作权法中的附属地位以及穷尽式列举的形式都根源于此。而对于美国著作权法而言，财产权的概念在著作权法中虽然绕不开，但财产权概念的采用是作为“促进科技和实用技艺发展”的手段而出现的，后者出于更高的位阶。在美国著作权法中，所有由英国法中继受的理念和立法技术都服务于宪法中这一目的性规定，而这些规则性的条款(rules)作为立法者的手段，较少地受到传统财产观念的束缚。因此，在合理使用制度的构建中，立法避开了创作者为天然的权利人这种表达——合理使用不是对权利的限制，而是实现著作权法立法目的(purpose)所必要的手段。
其次，从美国的宪法传统来看。对宪政政府的信仰是美国传统的核心，而1787年宪法既是美国人民宪政的象征，也是宪政的工具。美国人民对宪法的崇敬是诚心诚意的，因为美国人坚信，宪法表达了更高级的法。因此，宪法中所明确的立法目的具有最高立法旨意的地位，国会在立法中权利义务的设定都是围绕上述目的而进行的。如果说美国著作权法自英国法中引进了财产权观念以及基本的法律框架的话，美国宪法的知识产权条款则起到了对上述基本理念、概念加以指导整合的作用。美国法不为传统的财产法领域的法律理念所困，而是以务实的态度，在宪法这一最高级的法中设立一个目标，在立法技术上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为我所用。也正是因为这样，美国著作权法肩负较少的负担，更容易贯彻政策性规定，使得制度的发展空间更为宽广。
在一国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促进科技文化发展的目标，并不为美国宪法所独有。所不同的是，美国宪法的知识产权条款不仅仅起到了宣誓的作用，而是实实在在的授权条款，加之其宪法传统之盛，因此无论是对立法者还是对司法者，都可以较少地受到传统财产观念、创作者为天然的权利人等概念的束缚，构建灵活而实用的合理使用立法模式。
关键词 合理使用制度 美国模式 美国宪法
中图分类号 D(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2010)02-0186-03
合理使用是著作权限制的一种方式，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他人使用作品可以不经得著作权人的许可，也不向其支付报酬。作为平衡著作权人私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工具，合理使用制度已成为各国著作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立法模式各有不同，大致而言可分为美国模式和非美国模式两类：前者是指合理使用具体情形列举加合理使用判断标准的立法模式；而后者则是指在成文法中进行有限列举合理使用具体形态的情形，很多国家直接称之为“著作权的例外”。
各国立法依据各国社会状况的不同在诸如合理使用制度这样的具体法律制度上呈现立法模式的差异本来再正常不过。但是，考虑到版权领域两大体系并存的现状，以及美国法与英国法的承继关系，美国模式的成因则尤其值得思考。
在著作权领域，人们通常做版权体系和作者权体系的划分，因为两大体系在不同哲学思想的指引下，对作品的性质、作者构成等著作权基本问题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和解决方式。而两大体系内部的不同国家立法则相互接近，相互影响，彼此类似。版权体系的代表国家就是英国和美国。美国著作权法是在继受英国著作权法的传统上发展而成的，几乎所有的具体制度中都可见上述承继关系，单单在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上，美国在列举之后规定了统一的合理使用判断的四项标准，从而形成了开放的、自成一体(suigeneris)的美国模式。
合理使用制度在判例法领域历经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早在1839年Story法官就对有关“公有素材进行编纂的保护范围”在Gray v.Russell一案中加以了阐述，进而将讨论扩展到善意节略。两年之后，Story法官在Folsom v.Marsh一案中首次使用了美国法上的合理使用制度这一概念，即fair use，并适用了著名的判断合理使用的四项标准。自1955年起，美国的多项立法研究报告都将合理使用制度的成文法化列为研究议题。也曾对是否将合理使用成文法化、是否给出合理使用的定义、是否列举出合理使用的各种情况等问题进行探讨，最后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经由判例法发展起来的合理使用制度应当得到成文法的承认(men-tion)；成文法上的合理使用制度不需要一个统一的定义。合理使用和过失、善良管理人这些法律概念一样，虽然没有数学公式似的确定含义，但却可以成为司法实践中运行良好的法律制度。”1976年美国著作权法终于在成文法中对该制度做出了规定，在第107条首先规定“以批评、评论、新闻报道或者研究为目的的使用构成合理使用”，继而给出判断合理使用的四项标准，即(1)使用的目的和性质；(2)被使用的作品的性质；(3)使用的数量比例及其实质内容；(4)使用对于作品潜在的市场和价值的影响。美国模式的合理使用制度(fair use)由此正式形成。
美国模式的合理使用制度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其立法旨意在于划定合理使用原理的一个大致范围，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有限列举模式下不假思索的对号入座，同时也避免了概念的僵化，在合适的情况下，法院可以通过解释扩大合理使用的范围。同时，和那些将合理使用视为或者称为“著作权的例外”的立法模式相比，合理使用制度在美国著作权法中是诸项基本原则之一，与“著作权受到保护”的基本原则居于同等的地位，而不仅仅是对著作权保护的一种限制和减损，也不是一般与例外的关系。
美国著作权法是继受英国著作权法传统而来，二者在立法、司法的实践中都具有传承关系，同属于版权体系。美国法在深思熟虑之后，毅然选择了与英国法截然不同的合理使用立法模式，虽然不免有特定时期社会背景、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存在不同社会团体的游说斗争，依笔者看来，美国宪法与美国著作权法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形成美国合理使用特有制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研究中容易忽略的一个因素。
1787年《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授权国会制定法律，对作者或发明人就其个人作品或发明的专有权利赋予一定期限的保护以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发展。”通过宪法这一基本大法的形式来明确国家基本政策并非美国的特别之举。美国宪法的上述规定之所以能对其著作权法产生非同寻常的意义，并构成美国著作权法的特点之一，是出于以下原因：
首先，从第八款的规定来看，它以授权的形式罗列了赋予国会的基本立法权力，所涵盖的内容多种多样，但是绝大多数款项都是授权国会通过立法为一定的行为，所采用的立法语言模式是对行为的描述，例如“国会应有权力规定和征收税款、关税……”，“设立邮局和驿路”，“界定和惩罚在外海上所犯的海盗罪和重罪以及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等。但就“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权力”一项，立法上采用了行为模式和目的模式相结合的方式。也就是说，国会通过立法给予发明权和著作权，根本上是要实现“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发展的”的目的。前者是实现后者的手段。这种理解可以从对宪法的立法解释中得到证实。斯托里在《美国宪法评注》中指出，“为发明者公布他们的发明秘密而提供的仅有实惠，就是作为一项专利而在一段有限期间内享有独占的权利以及从中牟利。如果作者的出版物成本非常昂贵，并且一旦发表之后存在不受限制的权利来破坏和侵犯他们的版权，那么作者将会有很少的动力去为公众制作精美的作品。”这种目的性的立法语言，决定了美国著作权法的实用主义风格。著作权法只是实现“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发展”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已。正如日本学者阿部浩二所评价的，美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的保护，不是将作者自身的保护作为第一要义，而是置于以促进科学和工艺的发展为起因的位置上。”
就合理使用制度而言，由于借助法律规范制度，在立法中不可避免地会使用财产权的概念。美国法的实用主义态度恰好能使其在立法中不为财产权概念所限制。“财产权”没有被过度强调，能够更好地实现其立法的政策性目标。这一点在和英国著作权法的比较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虽然美国著作权法受到英国著作权法的影响。例如，在对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的注释中都会提到英国著作权立法的源流作用：“作家的著作权在大不列颠已被确认为习惯法中的一项权利”；“我们正是将宪法的这个规定，归功于作者和发明者普通法(英国)上和制定法上权利的这种知识。”但是，由于英国法中没有上述美国宪法中类似的目的性授权条款，传统的财产权概念在立法中得到了突出和过分的强调，这样，在合理使用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财产权神圣的传统观念便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合理使用制度(fairdealing)在英国著作权法中的附属地位以及穷尽式列举的形式都根源于此。而对于美国著作权法而言，财产权的概念在著作权法中虽然绕不开，但财产权概念的采用是作为“促进科技和实用技艺发展”的手段而出现的，后者出于更高的位阶。在美国著作权法中，所有由英国法中继受的理念和立法技术都服务于宪法中这一目的性规定，而这些规则性的条款(rules)作为立法者的手段，较少地受到传统财产观念的束缚。因此，在合理使用制度的构建中，立法避开了创作者为天然的权利人这种表达——合理使用不是对权利的限制，而是实现著作权法立法目的(purpose)所必要的手段。
其次，从美国的宪法传统来看。对宪政政府的信仰是美国传统的核心，而1787年宪法既是美国人民宪政的象征，也是宪政的工具。美国人民对宪法的崇敬是诚心诚意的，因为美国人坚信，宪法表达了更高级的法。因此，宪法中所明确的立法目的具有最高立法旨意的地位，国会在立法中权利义务的设定都是围绕上述目的而进行的。如果说美国著作权法自英国法中引进了财产权观念以及基本的法律框架的话，美国宪法的知识产权条款则起到了对上述基本理念、概念加以指导整合的作用。美国法不为传统的财产法领域的法律理念所困，而是以务实的态度，在宪法这一最高级的法中设立一个目标，在立法技术上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为我所用。也正是因为这样，美国著作权法肩负较少的负担，更容易贯彻政策性规定，使得制度的发展空间更为宽广。
在一国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促进科技文化发展的目标，并不为美国宪法所独有。所不同的是，美国宪法的知识产权条款不仅仅起到了宣誓的作用，而是实实在在的授权条款，加之其宪法传统之盛，因此无论是对立法者还是对司法者，都可以较少地受到传统财产观念、创作者为天然的权利人等概念的束缚，构建灵活而实用的合理使用立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