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索尔·贝娄说，一个人的一生可以用几个笑话来概括。
　　 对着这句话，我想了想，还真有这么个意思。人生几次关键转折或变故时期，总会留下几次引人发笑的丑态或窘境，回头打量，发现很多东西都忘了，而这几个见证人生变化的笑话却镌刻在记忆里，有场景、有人物、有情态，如在眼前，活灵活现。云淡风轻时还不时拿出来重温，讲者听者无不哈哈大笑。说人生如几个笑话，既是一种自我揶揄，也是一种自我旷达。一个人一辈子真如几个笑话，一下就过去了。
　　 是否也可换一种思维和说法：一個人的一生可以用几部书来概括？
　　 多数书，给予我们知识、见识和思想，如卡夫卡说的“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它们参与了我们的人生建构，长成我们身上的肉和骨头，做了我们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底色。许多书如吃下去的食物被我们的胃消化了，与我们的身体和精神融为一体，不可寻见。只有少数的那几本，在我们身上留下印记或者伤疤，成为我们情感苦痛和精神蜕变的一支“安慰剂”和“催化剂”。而以伤疤形式留存于身体的这样几本书，足够来概括我们的人生。
　　 于我而言，人到中年，似乎也有了一点回首往昔的谈资，驻足回眸，有一本书成了我半世人生的“安慰剂”和“催化剂”，那就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1995年，我20岁，在一个小县城的师专里毕业后，留校做了“阅读与写作”的教师。我深知，我不够资格教授我的同龄人，知识、阅历、思想均不够，唯有海绵吸水似的去学习、去阅读、去思考。那一两年是我文学阅读的饥饿期，教课之余就是泡图书馆，几乎囫囵吞下了学校小半个图书馆，与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等大师初识。那时阅读也赶时髦，这些现代派大师正热，读他们很有面子，瞧不上托尔斯泰、歌德等古典主义大师，认为他们迂腐古旧了，哪有现代派“带劲儿”——今日想来真让人汗颜。
　　 那两年学校一下子进了20多位年轻教师，集中住在一排平房里。从学校到学校，身份变了，身上的学生味还未褪尽，一种天然的黏合力连接着老师和学生，这一排平房里学生进进出出，热闹如集市。1997年秋天的一个黄昏，我在隔壁汪老师房间聊天，门开着，突然进来三四个女学生，汪老师介绍说约好了的，是他的咸宁老乡，今年文科班新生。我起身要告辞被汪老师挽留，挽留的理由难以拒绝：她们也想认识新的“帅锅”老师。初次见面的聊天总让我尴尬，不知说什么，还好他们是老乡，有说不完的话。其中一位女生，白面孔，短头发，长相活脱脱一个小赫本，纯净雅致中有一股子韧劲儿。这位超凡脱俗的女生惊艳到了我这个“乡下佬”，我们说了几句话，看她时我心怦怦跳得厉害。老实说我喜欢上了这位女生。这种突然而至的喜欢来势凶猛，几天来眼前晃着的都是这位女生。我向汪老师求救，能否再邀那位女生来他房间坐坐？来了，我装着碰巧进去找汪老师。聊天，聊了很久，说说笑笑，感觉女生对我也有点“意思”。
　　 时间在情感的煎熬中过得并不快，到冬天了，我想向她表达我的“意思”。我生性懦弱，直接表白不可能，找汪老师转达吧不好意思，于是想到借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来表白。外国文学史上讲过这本书，但我没有真正读过。没想到，我那时瞧不上的歌德先生的名著派上了情爱表白的用场。我忐忑地将书送出去了。
　　 三天后，我收到了那位女生回送的一本书——《牡丹的拒绝》，当代作家张抗抗女士的散文集。国色天香的牡丹它在拒绝什么？读《牡丹的拒绝》一文，才发现写的是洛阳城的牡丹，在冷寂的四月没有像往常那般富贵开放，它“拒绝本该属于它的荣誉和赞颂”。在文中，牡丹并没有拒绝爱情，只是这个书名被女生拿来应景，发出了一个拒绝接受的信号。
　　 我很失落和怅惘，用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句来说，是“受尽煎熬的灵魂被洗劫一空”，但内心的胆小和虚无的师道尊严，让我停止了继续去追逐这一段情感。我重新到小镇上的书店再买了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开始阅读。
　　 书的开篇写道：至于你，善良的人哪，你正在感受着这样的压抑，现在总可以从他的烦恼中汲取安慰了。如果你因为命运不好或自己的过错而找不到一个更亲近的知己，那就让这本小书做你的朋友吧。
　　 这本书一下子击中了我，我沉浸于少年维特与绿蒂烈焰四射、粉身碎骨的爱情中不能自拔，我同情可怜的维特，也憎恨懦弱的维特——难道需要用死亡去证明自己坚定的爱情吗？这本书也拯救了我，一方面，我与那位女生没有开始便速朽的情感，在维特的故事中得到了续演或再现，我变成了维特，绿蒂变成了那位女生，我的情感故事在小说中得以完成;另一方面，维特的开枪自杀惊醒了现实中的我，歌德在小说中说，“凡是使人幸福的事，又会成为不幸的源泉”，这种“不幸”的忠告似乎很快驱逐走了我的失落和怅惘。
　　 从《少年维特之烦恼》，我开始重新认识和崇拜古典主义大师们，也开始我漫长的对他们未曾完结的阅读。
　　 一年后，我离开那所学校，考入武汉的一所教育部所属的重点师范大学深造，从教师再度回归学生。此后我没再见到那位女生。值得一提的是，十多年后我在一次文学会议上见到了《牡丹的拒绝》的作者张抗抗女士，听我说完这个故事后，她笑着说：“要是知道这本书还有拒绝爱情的作用，就不用这个书名了。”
　　 后来我成为一名文学编辑，从江汉平原迁居到南方，我简单的行囊里总少不了这两本书——《少年维特之烦恼》和《牡丹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