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安全:概念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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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以后,亚太地区尚存在相当多的安全隐患。特别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亚太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中国地处亚太,又是亚太地区大国.国家利益集中在亚太地区。中国与不少亚太国家长期存在领土争端.而且.在亚太地区.中国与其他大国存在地缘战略和国家统一上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中国政府和学者对亚太安全相当关注,理论界对此做了很大的努力与探索。本文想在此对学界在亚太安全方面所做的探索作一简单的鉴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
其他文献
<正> 前言 每年6月号的《日本银行调查月报》都从日本银行的角度出发,将上年度的“金融与经济的动向”进行分析并公开发表。1998年6月号中关于1997年度的分析中指出,进入1997年,经济回升缓慢的主要原因包括三点,即家庭消费量下降;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的股价跌落,信用危机增大,不良债权问题深化,政府加强对银行贷款比率的监督,企业贷款审批变严,银行进一步紧缩,企业的
<正> 中日关系从70年代初发展到今天,应该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时期,双方都能够比较现实地看待这种关系,而且这一关系已经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各个领域。因此,中日关系是各领域互动作用的一个综合结果。在这里,笔者准备仅仅选取安全问题来做些分析研究,看其对中日关系有哪些影响。不过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安全”这一概念目前在很多情况下已包含了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甚至环境
<正> 前言 数十年来,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准得到了大幅提高。然而,经济的迅速发展也给该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随着能源消耗的增加,城市和工业区的污染越来越严重。酸雨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环境问题,并有可能成为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污染问题。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放射源。工业、农业和城市活动污染着中国、韩国和日本的河流;
很高兴有机会来参加国际关系学院的科研工作会。刚才听了许多老师的发言,很受启发。下面我想谈几点自己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看法。我是搞自然科学的,讲的很多都是从自然科学家的角度来看你们的社会科学,所以可能讲得不对,请大家批评。
1998年5月2~3日,“21世纪环境科学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由北大环境科学中心主办,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德国、瑞典、荷兰、挪威、日本、韩国等国的有关专家、学者出席。我院副教授罗艳华应邀参加会议,并作了题为“环境保护的人权意义”的发言。本刊现将该发言稿予以发表,供读者参考。
冷战后的中国外交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中国外交制定了哪些新战略?怎样看待每一种新战略?理论界议论纷纷,存在着各种不同意见。笔者以为,中国在冷战后陆续制定了韬光养晦、国际新秩序、多极化、战略伙伴、国际参与等外交战略。在邓小平外交战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重大发展。体现了新时期符合时代要求的总体战略思路.成绩卓著。应该予以肯定。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的50年中,中国对人权问题的认识及在外交中的实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对人权问题进行重大外交战略调整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并为丰富国际人权思想、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62年中国与印度因边界争议发生了一场战争。战争导致两国交恶。不仅50年代的“印地一秦尼巴依巴依(印度一中国是兄弟)”的欢呼声消失,而且正常的外交关系也难以维持.相互指责的“照会战”成为两国交往的主要内容。经历了十几年的对峙和冷漠之后,1976年两国重新互派大使,开始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对于交恶之源的边界问题,双方都希望解决,同时也愿意在文化、经贸、科技等领域开展合作与交流。二十多年过去了.两国关系有许多积极的发展,总的看在不断地改善,但紧张气氛时有发生.边界问题尚未解决,西藏问题造成的疙瘩也没化解。
自从70年代后期开始的科技产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于这个阶段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例如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管理模式转换、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金融市场的独立产业化与全球化、信息革命与新经济、莱茵资本主义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股东资本主义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前没有看到、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没有认真涉及的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认真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新问题,这是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国学者必须努力完成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