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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只有坚持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民族性与传承性，并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资源，才能立足中华之本，不断开拓创新，从而建设起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自信，这也是《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的首条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开拓创新之路，他指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从这一角度来说，教育界在文化自信的道路上已经作出了重要的努力，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已在世界各国产生重要的影响力并有诸多国家付诸实践，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他的生活教育理论。近日，笔者有幸拜读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主编的《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编本）》，深感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理论在文化自信方面率先走出国门的历史厚重感。
陶行知先生出生于安徽歙县，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后奔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杜威、孟禄、斯特雷耶、克伯屈等世界教育名家，回国后相继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后放弃大学教职创办了南京晓庄乡村试验师范学校，开启了乡村教育改革之路。
与同时代的一些谋求“全盘西化”的学者不同，陶行知反对盲目学习西方，主张将西方的先进经验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一文中明确提出反对“仪型他国”，指出“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固可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1]。基于自身对中国国情的了解，陶行知发现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理念在中国无法生根立足。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表示，“‘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从民国六年起便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2]。为何不通？其根本原因在于杜威的教育理念是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大潮下提出的，这一理念对于中国这一“后发国家”的指导价值有待商榷。而陶行知在经历了八年的实践之后指出，西方的教育理念并不能良好地适应中国国情，中国还需要创造自己特有的教育话语体系，这一体系不仅要对中国这一当时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起到引导推动的作用，而且要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改革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因此，带有鲜明中华本土文化特征的生活教育理论应运而生。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密切联系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以乡村教育为切入口，通过乡村教育改革来改造中国乡村社会，最终志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陶行知相继在南京、杭州、淮安、上海、香港、重庆进行了教育改革，并借助他的学生将教育改革的种子播撒到全国各地。生活教育理论是近代中国最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教育理论，也是最具中华特色的本土教育理论。
日本知名教育史学家、中国研究所前所长、东京专修大学教授斋藤秋男指出，“陶行知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与同时代非科班出身、缺乏系统建构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不同，陶行知从一开始就自觉自发地构建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并积极推广到世界各地。1927年，陶行知为世界教育会议撰写的《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详细介绍了晓庄师范的工作。会后，国际自由平等同盟特派代表来华参观，他们认为，晓庄的“宗旨和办法，实在很适合现代潮流”“将为新中国创造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出来”[3]。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开始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日本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影响地。早在1928年，日本学者就发表了数篇文章研究陶行知和晓庄师范。随着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不断完善丰富，日本不仅出现了多所以生活教育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学校，而且涌现出一批研究和宣传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学者，如牧泽伊平、户塚廉、世良正浩、市川博、新岛淳良等，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斋藤秋男和牧野笃。二战后的日本教育界颇有一种“全盘西化”的风气，对杜威教育思想奉行“拿来主义”，不去思辨其是否与日本国情相关。出于反思的目的，斋藤秋男深入研究了陶行知教育思想，指出陶行知虽然是杜威的学生，但以批判的态度学习杜威的教育思想，結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最终以回归“民族的土壤”为根本目的有选择性地接受杜威的教育思想，创造出生活教育理论。斋藤的研究表明，只有以日本的本土性、民族性为核心，批判地吸收杜威教育思想，才能创造出符合日本国情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日本东京大学的牧野笃教授是海外唯一一位学士、硕士、博士阶段都将陶行知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与斋藤不同，牧野笃更关注陶行知一直所内化的主体性与民族性，他认为，陶行知在接受杜威思想之前就已形成自己民族的文化土壤，杜威理论的再吸收和创造为陶行知的“民族土壤”添砖加瓦。牧野笃的研究体现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学界的自我抗争，他们希望借助海外成果向本国国民展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激发国民的主体意识，重视日本传统文化的价值，避免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品。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形成不仅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强烈自信，而且对日本及其他国家的教育理论发展起到一定的影响。周洪宇教授1991年出版的《陶行知研究在海外》一书已搜集海外约30名学者40万字左右的研究成果。《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编本）》收录了约60名学者87万字的成果，其中不乏费正清、孔飞力等学术大师，以及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学者新近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的博士论文。由此可见，在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教育学分支中，陶行知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然而，为体现“海外”二字之属性，《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编本）》一书将1991年版中的港澳台部分删除，笔者认为，这是一点遗憾之处。实际上，港澳台地区是陶行知研究的重镇之一，相继出版硕博士论文近10篇，且该地区的一些区域借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开展了相关的教育实践。《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编本）》一书将港澳台部分删除，而大陆学者囿于资料搜集不便，很难了解港澳台地区陶行知研究的进展。故笔者认为，若将其编订在附录之中，不失为一种良策。
作为中华本土教育家，陶行知已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走向世界，并继续对“后发国家”的教育改革起着重要的影响与指导作用。鉴于陶行知的国际影响力，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大卫·汉森（David T. Hansen）将其收录进《教育的伦理视野——实践中的教育哲学》一书。该书收录了世界十大教育家，陶行知是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学者。2015年，陶行知铜像安放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成为安放在常春藤高校的首位华人学者铜像。2016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更名为“哥伦比亚大学陶行知研究中心”，成为常春藤名校首次以中国人命名的研究中心。关于陶行知的一系列“走出去”举措，充分证实了建构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生活教育理论的强大生命力以及在世界各地彰显出的文化软实力，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值得一提的是，周洪宇教授在完成《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编本）》的同时，也由美国时代出版公司相继出版了两本陶行知研究的英文著作，向世界进一步展现陶行知的学术和人格魅力。随着两书的出版，海外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陶行之研究成果和实验基地，推动中西文化交融，进一步引领越来越多的中国教育文化走向世界，彰显中国教育文化的软实力。
参考文献：
[1]方明主编.陶行知全集（一）[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7.
[2]方明主编.陶行知全集（二）[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7.
[3]程本海.在晓庄[M]//李定开编.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224.
编辑 吕伊雯 校对 徐玲玲
陶行知先生出生于安徽歙县，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后奔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杜威、孟禄、斯特雷耶、克伯屈等世界教育名家，回国后相继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后放弃大学教职创办了南京晓庄乡村试验师范学校，开启了乡村教育改革之路。
与同时代的一些谋求“全盘西化”的学者不同，陶行知反对盲目学习西方，主张将西方的先进经验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一文中明确提出反对“仪型他国”，指出“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固可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1]。基于自身对中国国情的了解，陶行知发现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理念在中国无法生根立足。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表示，“‘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从民国六年起便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2]。为何不通？其根本原因在于杜威的教育理念是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大潮下提出的，这一理念对于中国这一“后发国家”的指导价值有待商榷。而陶行知在经历了八年的实践之后指出，西方的教育理念并不能良好地适应中国国情，中国还需要创造自己特有的教育话语体系，这一体系不仅要对中国这一当时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起到引导推动的作用，而且要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改革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因此，带有鲜明中华本土文化特征的生活教育理论应运而生。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密切联系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以乡村教育为切入口，通过乡村教育改革来改造中国乡村社会，最终志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陶行知相继在南京、杭州、淮安、上海、香港、重庆进行了教育改革，并借助他的学生将教育改革的种子播撒到全国各地。生活教育理论是近代中国最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教育理论，也是最具中华特色的本土教育理论。
日本知名教育史学家、中国研究所前所长、东京专修大学教授斋藤秋男指出，“陶行知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与同时代非科班出身、缺乏系统建构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不同，陶行知从一开始就自觉自发地构建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并积极推广到世界各地。1927年，陶行知为世界教育会议撰写的《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详细介绍了晓庄师范的工作。会后，国际自由平等同盟特派代表来华参观，他们认为，晓庄的“宗旨和办法，实在很适合现代潮流”“将为新中国创造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出来”[3]。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开始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日本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影响地。早在1928年，日本学者就发表了数篇文章研究陶行知和晓庄师范。随着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不断完善丰富，日本不仅出现了多所以生活教育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学校，而且涌现出一批研究和宣传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学者，如牧泽伊平、户塚廉、世良正浩、市川博、新岛淳良等，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斋藤秋男和牧野笃。二战后的日本教育界颇有一种“全盘西化”的风气，对杜威教育思想奉行“拿来主义”，不去思辨其是否与日本国情相关。出于反思的目的，斋藤秋男深入研究了陶行知教育思想，指出陶行知虽然是杜威的学生，但以批判的态度学习杜威的教育思想，結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最终以回归“民族的土壤”为根本目的有选择性地接受杜威的教育思想，创造出生活教育理论。斋藤的研究表明，只有以日本的本土性、民族性为核心，批判地吸收杜威教育思想，才能创造出符合日本国情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日本东京大学的牧野笃教授是海外唯一一位学士、硕士、博士阶段都将陶行知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与斋藤不同，牧野笃更关注陶行知一直所内化的主体性与民族性，他认为，陶行知在接受杜威思想之前就已形成自己民族的文化土壤，杜威理论的再吸收和创造为陶行知的“民族土壤”添砖加瓦。牧野笃的研究体现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学界的自我抗争，他们希望借助海外成果向本国国民展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激发国民的主体意识，重视日本传统文化的价值，避免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品。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形成不仅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强烈自信，而且对日本及其他国家的教育理论发展起到一定的影响。周洪宇教授1991年出版的《陶行知研究在海外》一书已搜集海外约30名学者40万字左右的研究成果。《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编本）》收录了约60名学者87万字的成果，其中不乏费正清、孔飞力等学术大师，以及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学者新近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的博士论文。由此可见，在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教育学分支中，陶行知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然而，为体现“海外”二字之属性，《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编本）》一书将1991年版中的港澳台部分删除，笔者认为，这是一点遗憾之处。实际上，港澳台地区是陶行知研究的重镇之一，相继出版硕博士论文近10篇，且该地区的一些区域借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开展了相关的教育实践。《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编本）》一书将港澳台部分删除，而大陆学者囿于资料搜集不便，很难了解港澳台地区陶行知研究的进展。故笔者认为，若将其编订在附录之中，不失为一种良策。
作为中华本土教育家，陶行知已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走向世界，并继续对“后发国家”的教育改革起着重要的影响与指导作用。鉴于陶行知的国际影响力，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大卫·汉森（David T. Hansen）将其收录进《教育的伦理视野——实践中的教育哲学》一书。该书收录了世界十大教育家，陶行知是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学者。2015年，陶行知铜像安放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成为安放在常春藤高校的首位华人学者铜像。2016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更名为“哥伦比亚大学陶行知研究中心”，成为常春藤名校首次以中国人命名的研究中心。关于陶行知的一系列“走出去”举措，充分证实了建构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生活教育理论的强大生命力以及在世界各地彰显出的文化软实力，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值得一提的是，周洪宇教授在完成《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编本）》的同时，也由美国时代出版公司相继出版了两本陶行知研究的英文著作，向世界进一步展现陶行知的学术和人格魅力。随着两书的出版，海外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陶行之研究成果和实验基地，推动中西文化交融，进一步引领越来越多的中国教育文化走向世界，彰显中国教育文化的软实力。
参考文献：
[1]方明主编.陶行知全集（一）[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7.
[2]方明主编.陶行知全集（二）[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7.
[3]程本海.在晓庄[M]//李定开编.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224.
编辑 吕伊雯 校对 徐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