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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军事学院转业到国家民政部工作，曾有幸作为随员之一，陪同当时的崔乃夫部长到基层参加考察、调研。
据说崔部长来民政部之前，曾在西北一所著名大学做过多年教育长。他儒雅博学，行事风格严肃、严谨。我们这些刚入行的年轻人，自然对眼前这位“大领导”有些敬而远之。但接触一多，又觉得他挺平易近人，并没那么“可怕”。
调研时，他除了身边留下一两个随员外，并不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围着转。他总是建议我们多单独跑跑，尽量获取“非官样的”、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他的业余爱好不是很多，且有个工作习惯，常常晚饭后独自静下来思考总结一天的收获。这时，我们都不去他的房间打扰。一般过了两小时，他要出去到驻地附近散散步或逛逛街，有时便邀我们一起同行，顺便了解大家的各自的发现和收获。当然，有时也会谈一些轻松的话题。
崔部长不仅是一位领导，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师。有一次我们在湖南调研，空闲时间应主人之邀，去参观岳麓书院。记得在书院一间大厅的长幅楹联前停下来，崔部长仔细端详着，并对其中的“马伏波”三个字似乎很感兴趣。“你们知道这三个字是啥意思吗？”他自言自语地说。当时，我们都躲得“很远”，一来出自礼貌不能抢位置，二来也怕部长发问。万一遇到自己不懂或不了解的事会感到很尴尬。
这时，就听到陪同的人中有人说：“伏者，卧也。是马卧土坡隐敝待命吧。”也有的说“是拉马涉水过河。”崔部长轻轻摇摇头，均未表示赞同。“来来，你们几位也都过来，看谁明白这三个字的含义。”他回头招呼着我们。当时大家心里都很紧张，担心答错。好在部长意识到了我们的“恐惧”心理，“没关系嘛，说错了也不要紧，大家还可以互相学习。”听部长这么一说，大家揪着的心才放松一些，都斗胆地做了一些猜测。部长听了，还是没有点头。最后轮到我了，部长点名说：“国林，你是吉林大学老大学生又做过军事学院教员，也说说吧。”我听了更加紧张。好在平时有点文化积累，便低声答道，“是不是‘马革裹尸’那个典故中曾讲到的伏波将军马援？我也有点记不清了。”部长肯定地说：“是的，就是马援。”接着，他侃侃而谈，讲述了这位东汉大将军的一段历史往事。“他为东汉立了大功，官至伏波将军，因功封新息侯，被人尊称为‘马伏波’。其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气概甚得后人的崇敬……”大家听后，都深感收益匪浅。而我听后，心中别有一番滋味，甚至有些汗颜和惭愧。我承认，在以往的日子里，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包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哲学笔记》这样一些难啃的著作在内读过不少;雨果、巴尔扎克、曹雪芹、吴敬梓等这些中外名人名著也没少看;对自然、地理、人文、历史一般知识也略知一二。然而，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自己这点知识，在高人能人面前，只不过是一些皮毛！彼岸世界的知识是无限的，如大海般深不可测，像巅峰般步步难攀。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即使倾其毕生全部心血和精力，充其量也只能掀开知识的冰山一角。跟着高人长见识。眼前的这位部长，不正是自己感佩和学习的师长吗？
我记得很清楚，那次参观后，崔部长还专门跟我们说：“不怕脸红不怕不知，怕不学。找书查书也是学问。别人不知道的你知道，别人查不到的你查到，这不也是知识吗？只要肯努力肯吃苦，知识自然会日积月累如山似海。”听了部长教诲的一番话，我们都觉得很有收益。崔部长他不仅口头上启发你，行文上也亲力亲为。他常常鼓励年轻人勤思多写。随他出行时写成的小型报告，他会亲自阅改并推荐到部办公厅的简报上发表，用以激励创新，发现人才。
时光荏苒，转瞬到了2007年。当时，我从国家机关退休后转到慈善战线，担任中华慈善总会第三届理事会秘书长一职。作为新兵，工作中自然会遇到许多困惑和难题。我便想到了要向老部长求助。因为，崔部长是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开拓者，也是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時的首任会长。他曾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从理论到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大家公认的。正在此时，我却意外地收到了老部长的一篇文稿，并嘱我提提意见。老部长虽年事已高离职休养，但思维敏捷头脑清晰。他不但一直关心、关注慈善事业发展，而且又是那么谦虚客气。我作为小字辈，且资浅业疏，哪敢在老部长面前班门弄斧呢！
但仔细想来，既然老部长提出了要求，就不能敷衍塞责。经时任会长范宝俊先生同意，我反复拜读了文稿后，还是斗胆写了一封长信，谈了我的一些困惑和认识。不料，很快收到了回复。
国林同志：
来信收到，谢谢你的关怀！你在信中提出的几个问题，可能是目前慈善工作中遇到的难点。根据我的理解，提出如下一些见解，共同探讨。
关于慈善组织。正如你在信中所说，它是个中介组织。它一方面承接着社会的捐助，另一方面又把这些捐助落到实处，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这些工作都要人去做。因此从事慈善工作就必须一定有一批人。这批人可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即慈善组织的理事会。它是由社会知名人士、慈善家和主要捐款企业的代表组成。这是个决策机构，制定慈善工作的目标、年度计划、筹款项目等重大事项。它相当于企业的董事会。这些人不领取任何费用，是义务的。
第二部分，即执行层。它由若干专业人员和工作人员组成。他们有些人是筹款专家，有些人是资金运作专家，有些人是项目专家。他们的任务是落实理事会的决定，开展各项工作。对他们实行的是按劳付酬的工资制度。他们是职业慈善工作者，是就业。这部分相当于企业的经理和工作人员，要走专业化道路。
第三部分，即志愿者。这是一大批人，他们热心慈善事业，又各有工作。他们把慈善当成奉献，而不领取报酬。
关于经费问题。既要工作就必须有经费，慈善组织也不例外。如工作人员的工资、房租、差旅费、邮电费等。这些钱从何而来呢？我认为必须自己想办法。绝不能吃皇粮，绝不能改变慈善组织是民间社团的性质。那么经费从何而来呢？我认为根据已有的经验，可以有如下来源：
第一，建立基金。可以募集一笔专项基金。这笔基金不是面向社会，面向困难人群，而是保证慈善组织的正常运转。由工作基金产生的利息，维持工作的进行。 第二，运转费。也即从善款中提取一部分，保障项目的落实。提取多少要依法进行，而且越少越好。有些项目也可以与捐助者达成协议，确定提取的比例。
第三，基金的运作。目前有不少慈善组织已有可观的基金。这部分基金需要运作。如国外著名的福特基金、比尔·盖茨基金，国内的社保基金都在运作，并产生了丰厚的回报。不过这部分工作有风险性，要由专业人员操作。其中一部分回报也可以作为工作经费的来源。
当然，还可能有其他途径，需要我们去探索。只要有勇气，不畏艰险，路总是可以走出来的。我认为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慈善组织必须反对铺张浪费，节省每一文钱。
以上几点并非空谈，有些我是实践过的，有些其他组织已有成功先例。
不多写了。一孔之见，共同探讨吧！
顺致
敬礼！
崔乃夫
2007年9月17日
这封信函，虽然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老部长信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观点，我们是赞同的，并在实践中做了尝试。这也是老部长在另一条战线上给我上的难忘一课。此后几年，只要有机会，在时任会长范宝俊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几乎每年年末都要去老部长那里拜访、请益。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我已离开工作岗位多年，且身体多恙，行动不便，再未见到我尊敬的领导和师长，也再未当面聆听到他的教诲。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而今，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努力和实践，一部大家盼望已久的《慈善法》，已经颁布实施。很自然，慈善的一切活动和規范都要以这部法律为准绳。它将为中国现代慈善的持久、理性、有序的发展，保驾护航，开辟更加广阔的光明前景！
现在看来，我们当年信函中交换的一些观点和设想，是否过时，是否完全正确，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今天回忆往事所及，发表于此，权且尊重历史，“立此存照”罢了。
我要强调的是：崔乃夫老部长和他那一代的战友们，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慈善的拓荒人。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帽子、残痕，于人们的头脑中仍未完全清除的背景下，敢于在中国创立新型慈善机构，是个很了不起的举动。而我们，曾经只是在他们铺好的路上继续前行的后继者。
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热爱慈善，发展慈善，为政府分忧，为困难人群解难，做出自己一点微薄的奉献！
年终岁末，想起往事，心中再次激起一些思念的浪花：老部长，您言传身教，学生铭记在心。滴水之恩，当应回报。您是我心中永远的师长！
据说崔部长来民政部之前，曾在西北一所著名大学做过多年教育长。他儒雅博学，行事风格严肃、严谨。我们这些刚入行的年轻人，自然对眼前这位“大领导”有些敬而远之。但接触一多，又觉得他挺平易近人，并没那么“可怕”。
调研时，他除了身边留下一两个随员外，并不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围着转。他总是建议我们多单独跑跑，尽量获取“非官样的”、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他的业余爱好不是很多，且有个工作习惯，常常晚饭后独自静下来思考总结一天的收获。这时，我们都不去他的房间打扰。一般过了两小时，他要出去到驻地附近散散步或逛逛街，有时便邀我们一起同行，顺便了解大家的各自的发现和收获。当然，有时也会谈一些轻松的话题。
崔部长不仅是一位领导，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师。有一次我们在湖南调研，空闲时间应主人之邀，去参观岳麓书院。记得在书院一间大厅的长幅楹联前停下来，崔部长仔细端详着，并对其中的“马伏波”三个字似乎很感兴趣。“你们知道这三个字是啥意思吗？”他自言自语地说。当时，我们都躲得“很远”，一来出自礼貌不能抢位置，二来也怕部长发问。万一遇到自己不懂或不了解的事会感到很尴尬。
这时，就听到陪同的人中有人说：“伏者，卧也。是马卧土坡隐敝待命吧。”也有的说“是拉马涉水过河。”崔部长轻轻摇摇头，均未表示赞同。“来来，你们几位也都过来，看谁明白这三个字的含义。”他回头招呼着我们。当时大家心里都很紧张，担心答错。好在部长意识到了我们的“恐惧”心理，“没关系嘛，说错了也不要紧，大家还可以互相学习。”听部长这么一说，大家揪着的心才放松一些，都斗胆地做了一些猜测。部长听了，还是没有点头。最后轮到我了，部长点名说：“国林，你是吉林大学老大学生又做过军事学院教员，也说说吧。”我听了更加紧张。好在平时有点文化积累，便低声答道，“是不是‘马革裹尸’那个典故中曾讲到的伏波将军马援？我也有点记不清了。”部长肯定地说：“是的，就是马援。”接着，他侃侃而谈，讲述了这位东汉大将军的一段历史往事。“他为东汉立了大功，官至伏波将军，因功封新息侯，被人尊称为‘马伏波’。其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气概甚得后人的崇敬……”大家听后，都深感收益匪浅。而我听后，心中别有一番滋味，甚至有些汗颜和惭愧。我承认，在以往的日子里，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包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哲学笔记》这样一些难啃的著作在内读过不少;雨果、巴尔扎克、曹雪芹、吴敬梓等这些中外名人名著也没少看;对自然、地理、人文、历史一般知识也略知一二。然而，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自己这点知识，在高人能人面前，只不过是一些皮毛！彼岸世界的知识是无限的，如大海般深不可测，像巅峰般步步难攀。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即使倾其毕生全部心血和精力，充其量也只能掀开知识的冰山一角。跟着高人长见识。眼前的这位部长，不正是自己感佩和学习的师长吗？
我记得很清楚，那次参观后，崔部长还专门跟我们说：“不怕脸红不怕不知，怕不学。找书查书也是学问。别人不知道的你知道，别人查不到的你查到，这不也是知识吗？只要肯努力肯吃苦，知识自然会日积月累如山似海。”听了部长教诲的一番话，我们都觉得很有收益。崔部长他不仅口头上启发你，行文上也亲力亲为。他常常鼓励年轻人勤思多写。随他出行时写成的小型报告，他会亲自阅改并推荐到部办公厅的简报上发表，用以激励创新，发现人才。
时光荏苒，转瞬到了2007年。当时，我从国家机关退休后转到慈善战线，担任中华慈善总会第三届理事会秘书长一职。作为新兵，工作中自然会遇到许多困惑和难题。我便想到了要向老部长求助。因为，崔部长是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开拓者，也是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時的首任会长。他曾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从理论到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大家公认的。正在此时，我却意外地收到了老部长的一篇文稿，并嘱我提提意见。老部长虽年事已高离职休养，但思维敏捷头脑清晰。他不但一直关心、关注慈善事业发展，而且又是那么谦虚客气。我作为小字辈，且资浅业疏，哪敢在老部长面前班门弄斧呢！
但仔细想来，既然老部长提出了要求，就不能敷衍塞责。经时任会长范宝俊先生同意，我反复拜读了文稿后，还是斗胆写了一封长信，谈了我的一些困惑和认识。不料，很快收到了回复。
国林同志：
来信收到，谢谢你的关怀！你在信中提出的几个问题，可能是目前慈善工作中遇到的难点。根据我的理解，提出如下一些见解，共同探讨。
关于慈善组织。正如你在信中所说，它是个中介组织。它一方面承接着社会的捐助，另一方面又把这些捐助落到实处，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这些工作都要人去做。因此从事慈善工作就必须一定有一批人。这批人可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即慈善组织的理事会。它是由社会知名人士、慈善家和主要捐款企业的代表组成。这是个决策机构，制定慈善工作的目标、年度计划、筹款项目等重大事项。它相当于企业的董事会。这些人不领取任何费用，是义务的。
第二部分，即执行层。它由若干专业人员和工作人员组成。他们有些人是筹款专家，有些人是资金运作专家，有些人是项目专家。他们的任务是落实理事会的决定，开展各项工作。对他们实行的是按劳付酬的工资制度。他们是职业慈善工作者，是就业。这部分相当于企业的经理和工作人员，要走专业化道路。
第三部分，即志愿者。这是一大批人，他们热心慈善事业，又各有工作。他们把慈善当成奉献，而不领取报酬。
关于经费问题。既要工作就必须有经费，慈善组织也不例外。如工作人员的工资、房租、差旅费、邮电费等。这些钱从何而来呢？我认为必须自己想办法。绝不能吃皇粮，绝不能改变慈善组织是民间社团的性质。那么经费从何而来呢？我认为根据已有的经验，可以有如下来源：
第一，建立基金。可以募集一笔专项基金。这笔基金不是面向社会，面向困难人群，而是保证慈善组织的正常运转。由工作基金产生的利息，维持工作的进行。 第二，运转费。也即从善款中提取一部分，保障项目的落实。提取多少要依法进行，而且越少越好。有些项目也可以与捐助者达成协议，确定提取的比例。
第三，基金的运作。目前有不少慈善组织已有可观的基金。这部分基金需要运作。如国外著名的福特基金、比尔·盖茨基金，国内的社保基金都在运作，并产生了丰厚的回报。不过这部分工作有风险性，要由专业人员操作。其中一部分回报也可以作为工作经费的来源。
当然，还可能有其他途径，需要我们去探索。只要有勇气，不畏艰险，路总是可以走出来的。我认为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慈善组织必须反对铺张浪费，节省每一文钱。
以上几点并非空谈，有些我是实践过的，有些其他组织已有成功先例。
不多写了。一孔之见，共同探讨吧！
顺致
敬礼！
崔乃夫
2007年9月17日
这封信函，虽然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老部长信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观点，我们是赞同的，并在实践中做了尝试。这也是老部长在另一条战线上给我上的难忘一课。此后几年，只要有机会，在时任会长范宝俊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几乎每年年末都要去老部长那里拜访、请益。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我已离开工作岗位多年，且身体多恙，行动不便，再未见到我尊敬的领导和师长，也再未当面聆听到他的教诲。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而今，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努力和实践，一部大家盼望已久的《慈善法》，已经颁布实施。很自然，慈善的一切活动和規范都要以这部法律为准绳。它将为中国现代慈善的持久、理性、有序的发展，保驾护航，开辟更加广阔的光明前景！
现在看来，我们当年信函中交换的一些观点和设想，是否过时，是否完全正确，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今天回忆往事所及，发表于此，权且尊重历史，“立此存照”罢了。
我要强调的是：崔乃夫老部长和他那一代的战友们，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慈善的拓荒人。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帽子、残痕，于人们的头脑中仍未完全清除的背景下，敢于在中国创立新型慈善机构，是个很了不起的举动。而我们，曾经只是在他们铺好的路上继续前行的后继者。
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热爱慈善，发展慈善，为政府分忧，为困难人群解难，做出自己一点微薄的奉献！
年终岁末，想起往事，心中再次激起一些思念的浪花：老部长，您言传身教，学生铭记在心。滴水之恩，当应回报。您是我心中永远的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