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岁末，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突然在武汉爆发，并迅速向全国蔓延。面对汹汹疫情，人们不禁陷入恐慌，并容易轻信谣言，似乎因此能够给自己提供一个解释系统，以达到缓解恐惧、稳定心绪等目的。然而，一些谣言由于掺入了人们内心的许多成见和偏见，也易于在人群内部引发怨恨、分化和撕裂等更大的危害。因此，如何让人们在灾难面前及早了解真相，并保持相互团结与合作，不仅是我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也是人类战胜灾难和渡过危机必须跨过的坎。
　　同时，在知悉真相、消除恐慌以后，如何冷静总结疫情出现的原因，辩证看待疫情带来的后果，进而完善中国在医疗卫生、公共舆论、应急管理、发展方式等方面存在的不足，防止类似的灾难再度发生，也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党校的几位青年教师结合自己在疫情居家期间的读书感悟，从不同书籍、不同切入点来谈谈上面涉及的问题，希望能够加深读者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的认识，并引起更多的思考。
　　——邵声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
　　2020年的开篇颇不寻常。疫情当前，人心、情绪、消息暗流涌动，舆论场众声喧哗。各种真假虚实的信息夹杂在一起不断冲刷公众心理，令人时而担惊受怕，时而如释重负，时而泪如雨下，时而出离愤怒，无人能置身事外。面对此景不禁追问：为何谣言数千年来与人类社会如影相随，从不会断绝？为何谣言往往并不高明却信者众、传者广？为何辟谣往往收效甚微？于是借此特殊的闭门开卷之机，重读了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的经典研究——《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

谣言研究领域的马基雅维利

　　关于谣言的学术研究众多，论名气，这本书远不如美国法学家桑斯坦的《谣言》。然而卡普费雷与包括桑斯坦在内的其他人都不同，他将对谣言的道德审判悬置起来，从研究谣言的起源、结构与传播入手，告诉人们谣言并不总是假的，相信谣言与人的理性程度和教育水平无关，它是活泼的有机社会交往、流动、代谢的一部分，甚至就是社会本身。因此，谣言是根本不可能根除的，有社会在就有谣言在。就如同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的解读开启了重新理解政治的一个新时代，卡普费雷对谣言的解读也为我们打开了重新理解谣言的一个新世界。
　　如果把视角放在对谣言的道德分析上，那么谣言就会被界定为一种虚假、错误的社会“精神癌症”，从而必须除而后快。但如果我们认识到谣言是社会本身的一种存在方式，无论愿意与否，我们必须与之共生共处，在想要除掉某些有害的谣言之前，更重要的是解开谣言的社会心理密码，那我们的心态则会变得平和与宽容很多，所谓谣言治理，也会变得多元与丰富。

谣言所定义的“真实”

　　这本书打破了关于谣言的“常识”：我们往往谴责谣言是虚假的，然而谣言常常出人意料是真实的；我们将谣言界定为未经证实的，然而在传播过程中几乎所有谣言都自带证明——听起来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谣言之所以令人不舒服或憎恶，根源并非在于其真与假，而是它并非出自官方，是无人自邀的自发性发言，是权力所无法控制的信息，是一种对权威的返还。

　　再进一步，就连判断谣言是否真实的标准本身也不是唯一的（除了某类只是简单事实的谣言以外），而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结果，是被社会群体所“认定的真实”。这样一来，信息和谣言的分水岭根本就是一个主观标准，“它是我们相信与否的产物”（尤其是因果关联复杂的谣言）。谣言之所以被传播，是因为有人相信它是真实的，并认为这个消息很重要，于是便与周围的人进行交谈。正如“托马斯定理”所揭示的那样，“如果人们把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在结果上也就是真实的”，因此，对待谣言的重点不仅在于真伪，同时还要理解为什么人们愿意相信与传播这样的信息。

为什么人们乐于相信并传播谣言

　　面对谣言时，我们往往习惯于找出那个最初制造谣言的人，以为切断了这个来源，就可以消灭谣言。然而并非所有的谣言都有一个明确的第一“造谣者”，谣言真正的始作俑者，是那些听到这个消息并进行传播的人。理解谣言的重点并不在于造谣者，而在于传谣者。
　　谣言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行为，即围绕某个事件出现的“议论纷纷”。它注重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通过一场交织着感情、假定和事实的争论，诞生出某种一致的意见，即舆论，从而形成某个群体对这个事件的主观想法。这是谣言的第一个重要功能——它是一种制造共识的机制。相信一个谣言，就表示投这个群体的票，效忠于集体舆论。在一个群体中，当大家都相信一件事时，很少有人去核实这件事的真假，因为这会损害集体的团结，这种时候“持怀疑态度者就是一个分裂分子”。
　　那么，人又为什么会如此急于寻求集体的认同？因为人的自我认知是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确定自己的位置，而这个他人，主要是群体。通过在群体中议论某个信息，从而就某个问题达成共识，找到群体归属，实现自我定位与认知，这是人在社会中的生存方式。从这个角度看，謠言成了社会协调一致的有效媒介，参与谣言便是参与集体行动。这也不难理解“沉默的螺旋”理论中对于“意见气候”的发现：人们总是要等到知道了他人的看法以后，才会形成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像看过气象预报之后才会出门，并决定是否带伞一样。谣言传播的过程就是制造意义认同的过程，这是社会自身进行整合的一种机能。

　　谣言的第二个功能，是给人们面对零碎的信息时提供了一个解释系统，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谣言将一大堆零散的信息加以解释，让人们看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联，从而产生秩序，感到心安。毕竟， 解释问题本身就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然而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卡普费雷发现，谣言给人们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其实就是谣言接受者原有的意义系统，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有趣的贪吃蛇游戏一样的永恒轮回：我们只会相信与我们原有的解释框架相吻合的谣言，这些谣言成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反过来更加有力地验证和强化了我们原有的框架——你看，我早就说过是这样！所谓“事实”，不过是我们选择性感知的显现而已。为了说明这一点，卡普费雷引用了中国古代寓言“智子疑邻”的故事：当你觉得邻居偷了你的斧子时，他无论做什么都像是偷了斧头的样子。
　　谣言的第三个功能，在于它能给人带来欲望的满足、情感的慰藉，乃至放松的娱乐。那些层出不穷的关于疫情特效药的谣言无非是大声证实和表达了我们心中暗自思忖或不敢希望的事情，它使人满足的同时又使其合理化。而那些充满离奇情节、令人好奇和惊讶的谣言，则可以令人纵身跃入一个想象的世界中，给人们提供了巨大谈资，它们就如同一块巨大的“集体口香糖”，无法果腹却可以放松。至于那些情节荒谬的负面谣言（例如某种食物或日用品致癌）则证实了人们心中长久以来对某一方面的担忧，将警告包装在谣言中，从而缓解了焦虑不安。
　　这些重要的情感功能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并不特别在意谣言内容的真假，它只是一个我们愿意相信的信息。甚至有时“相信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动摇了我们平时对现实和可信性规定的标准”。谣言自会进入那些需要它的心灵，正如谚语所说，“想听的话，再聋也能听到。”
　　谣言的第四个功能，在于它的转移替代功能，或者说“替罪羊”功能，就是将世间所有的祸害、罪恶，都由一个替罪羊来承担。容易被人们当作这个角色的往往有某个国家、某个政府部门等，当人们把所有的愤怒与怨恨倾泻在它们之上时，心理的恐惧与焦虑会得到极大的释放。

简单辟谣还是有机治理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前三部分写得跌宕起伏，妙语连珠，而第四部分关于辟谣的章节却实在是平淡无奇，甚至可以说草草收尾。这部分与其说谨慎地总结了几种可能有效的辟谣方法，不如说继续论证了为什么辟谣很难。然而，这样的结尾不正是另外一种思路的开端吗？它仿佛告诉我们：单单从辟谣这一个思路试图去消灭谣言，此路不通。谣言无法根除，但可以共处。
　　谣言如同社会的肺，它接收外部世界的零碎信息，从中辨别与接纳群体的解释框架与意义系统，并小心翼翼地将之整合、加工、传播，在这个信息的交换过程中完成了自己的群体归属与自我认同。
　　谣言如同社会的免疫系统，它灵敏地选择与筛选有利于我们身心的信息，并不断强化，让我们完美地生活在自己所建构的世界与视角之中。试图徹底打破这个意见的洞穴对社会而言具有灾难性的后果。
　　谣言如同社会的皮肤，它作为公共舆论中最活跃、最有生机的一部分，既敏感地感知社会可能的潜在危险，又是社会心理的外化与显现。
　　谣言又如同社会的扁桃体和盲肠，由于它们总是容易发炎，人们常常欲除之而后快，以为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殊不知所谓发炎，其实是身体的自我防御与自我更新的方式，割掉了它们，社会有机体同时也就失掉了第一道防线。
　　与其只想割除，不如有机治理。除了将辟谣机制常态化、预防化以外，各领域、各地区都有必要建立谣言收集与分析系统，将其分类、解读、区别对待：无伤大雅、有助于社会情绪良性发泄的，不妨让社会肌体自我代谢；事件指向甲，反映的其实是乙类社会焦虑的，不妨把功夫重点放在疏导和解决乙上；来势汹汹，前仆后继的某类谣言，除了即时发声辟谣，更要想到这可能恰恰是社会病灶的表征，要从解决病灶入手。这时的谣言恰恰起到了某种社会预警的作用，提醒我们防范更加深刻的危机与风险。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是应急与常态管理的交织，处置与预防的立体联动，换个角度看待问题，则天地宽矣。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