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我带学生去往美国加利福利亚一所大学交流学习。
　　第一堂课，约翰·埃罗教授自我简介后就发了一份课程大纲，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安排、课堂纪律、评分标准等内容。大纲最后一页竟是签名页，上面写着：“我已阅读并愿意接受上述内容。”他让我们先熟悉条款内容。
　　随后几天，埃罗教授把一些重要讲义发给我们，就逐条解释课程大纲，给了我们一星期的“契约自由”思考时间。一星期后，大家签下这份契约，除了觉得几分新鲜，我并没发现其中蕴含的伟大意义。
　　第二周开始，我才逐渐明白埃罗教授这份契约的意义。原来，当交回签名页那刻起，埃罗教授便有了来自我们自愿的正当“统治”权力，他每节课都会理直气壮、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读书、交作业、复习、考试、做报告、写论文，也不允许我们无故缺课两次以上。他的这些唠叨，不仅幽默，更是合法。
　　当然，埃罗教授不是特例，所有的老师都这样，短短几天，我们就从自由完成了“契约”的过渡。可不久，我也发现老师同样是学校的契约者。
　　那天的环境学实验课，嘉里·布鲁斯教授让实验后分组汇报，可到下课时还剩了两组。可一到放学时间，同桌便拿起书包走了。我们大惊：这可还在上课呀。接着，几位同学也大摇大摆走了，老师有些不安地看了，继续听取剩下的实验报告。结束时，教室里的人不到一半。我说这帮孩子简直反啦！老师坦荡地笑笑说：“即便在课堂上，最值得尊敬的是契约，而不是老师。”
　　人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定下容易，难的是落在实处。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特殊原因，去通融彼此定下的“契约”，却无形中让之前的努力荡然无存。而美国的“契约”课堂，看似无情，却是真正遵守契约精神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