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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给人冲击最大的不是宋词，那仅是继唐诗以后新的诗歌式样。真正令宋人兴奋的是他们的城市生活，那是一种商业化城市生活，一种快活、享乐、放纵的农耕文明的城市生活。
汴梁不夜城
一切都开始于北宋的东京——又名汴梁城，其位置在今天的河南开封。它大约成规模于后周，在公元1127年为金国占领。
随着北宋都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新市坊制的确立，都市人口的增加，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汴梁城市人口合计二十六万余户，约140万人，为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如此等等，早先在都市空阔处自发地形成的民间伎艺及相应的服务商业点，逐渐生长壮大，最后终于出现了像汴梁城桑家瓦子那样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数千人市民的围观，数千市民的嘘叫，数千市民在瓦市里五彩缤纷的文化消费景观。
为什么宋人称这种都市娱乐场所为瓦市呢？南宋的耐得翁解释说：“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师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稍后又有吴自牧的补充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通俗的讲，市民们为了娱乐消费来自都市的各处，暂时聚于一处游玩，他们被各个棚内的表演所吸引，而又随兴趣不断转移而游弋不定，聚散无常，与瓦片勾连野合的情形类似。
孟元老讲述的北宋京瓦伎艺的种类有小唱、嘌唱、杂剧、杖头傀儡、悬丝傀儡、上索杂手伎、球杖踢弄、讲史、小说、散乐、舞旋、小儿相扑、影戏、弄虫蚁、诸宫调、商谜、合生、说浑话、杂剧、杂班、叫果子、装神鬼等等文化产业，不可胜数。都是迎合都市市民的艺术欣赏趣味的，但这种世俗的娱乐是违背儒家的传统观念的。宋人认为瓦市在最初形成之际，就是一些市民的“放荡不羁之所”，也是年轻人的“流连破坏之地”。
瓦市上演的节目品种繁多，充满诱惑。其中与文学关系密切的伎艺有小唱（包括嘌唱）、说书（讲史、小说、包括说浑话）、诸宫调、杂剧（包括散乐、杂班）、傀儡戏与影戏；都是市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形式。
这就是孟元老当时看到听到的，“新声巧笑于柳陌花巷，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的城市商业文艺景观。
小唱演唱简便，除在勾栏瓦肆外，也在酒楼上卖唱：
北街第五家，小小一个酒肆，到也精雅。内中有个量酒的女儿，大有姿色，年纪也只好二八……上得案儿，那女儿便叫：“迎儿，安排酒来，与三个姐夫贺喜。”无移时酒到痛饮。那女儿所事熟滑，唱一个娇滴滴的曲儿，舞一个妖媚媚的破儿，掐一个紧飕飕的筝儿，道一个甜嫩嫩的千岁儿。——宋人话本《金明池吴清逢爱爱》
这种小唱叫做“打酒座”，为市民们喜爱的浅斟低唱的娱乐方式。“嘌唱”也可视作小唱的一种方法，其特点是“驱驾虚声，纵弄宫调”类似的花腔唱法，最能撩逗起观众的兴味。
说书在北宋瓦市里主要分为“讲史”与“小说”两家。《三国志》、《前汉书》、《七国春秋》、《秦并六国》、《武王伐纣》、《五代史》等长篇话本。历史事实经过说书人夸张并使之生活化、世俗化，让市民听众非常感兴趣。
“小说”与“讲史”比较，小说与市民现实生活更加贴近，它的内容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妖术、神仙。其中烟粉、传奇、公案是讲世俗故事，表达市民种种愿望和情感，。灵怪、杆棒、妖术、神仙等故事则是以离奇惊险情节满足市民们的好奇心理的。
诸宫调是说唱文艺形式，为北宋中期孔三传所创，“编撰传奇、灵怪入曲说唱”。诸宫说唱调都是长篇故事。如今存的《西厢记诸宫调》可以就是宋人传统的唱本。这种说唱方式，唱时还伴以笛子、琵琶和筝，更具欣赏意味。
至于杂剧的出现，则标志着真正的戏剧的诞生。当时的剧目有《还魂酸》、《眼药酸》等。
可以这样说，瓦市为中国市民文学的策源地，其文化娱乐则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品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图画纪录的汴京
北宋东京的城池规划上有一大特点，就是引水入城。北宋东京城内桥梁众多，蔡河、汴河、金水河、五丈河构成了城市的水网体系，这不仅能够解决城市的交通运输，而且对调节城市的气候环境大有裨益。
外城的城楼门分为陆路城门与水路城门两种。陆路城如有南薰门、固子门、新酸枣门、新宋门、通津门等；水路城门有东水门、西水门、上蔡河水门、下蔡河水门等。
东京城内引入的四条大河主要是为了交通运输的需要。一般桥的两端与城楼门下面多是商业繁华的地方，多为早市的集散地。
与瓦市勾栏的文艺相呼应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张择端，“本工其界画，尤嗜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他面对汴京的商业繁荣文化昌盛的熙熙攘攘，也忍不住技痒而诉诸丹青。他描绘了汴梁在清明节的繁华景象，从宁静的城郊到城内街市的繁华，房屋树木繁多不说，光是各等市民人物就的有五百多个，有农夫、船夫、商人、小手工业者、官吏、士子、道人、行脚僧人、江湖郎中、命相师等三百六十行，行行俱全。
曾为画卷收藏者的明代李东阳《题清明上河图》说：“宋家汴都全盛时，四方玉帛梯航随。清明上河俗尚在，顷城士女携童儿。城中万屋慏甍起，百货千商集成蚁。” 也印证了孟元老对东京赞叹：“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
画卷中的两个精彩部分是“市桥”与“街市”。“市桥”是一座没有桥墩的拱桥。当时的东京汴河上只的虹桥、下土桥、上土桥才是这样的结构，但多数研究者认为画中拱桥应为东水门处七里的虹桥。因为那里郊外，才能看到田园景色。而下土桥、上土桥地处沿汴河的交通要道上，不可能看到田园风光。
桥的沿河两岸都设有商店铺面，即所谓“桥市”。南岸有一家“十千脚店”，这家酒楼自称“脚店”，规模当然比“正店”小，但门前也有“彩楼欢门”，在四周平房中间还建了一座二层楼。临街的门面已经酒客满座，门前停歇有马驴等，门外的幌子上有“天之美禄”、“新酒”等字样，这是店招，当时的广告。
在城门以内，越过几家商店，西边不远处，有一座富丽堂皇的三层高的大建筑，门口挂着“孙家正店”的大字招牌，门前设有彩欢门，西侧用长杆挂有旗帜，这正是东京十二户“正店”之一。东京的大酒楼往往设在城门口，孙家正店正在通津门口。
《清明上河图》，这部浓墨重彩的连环画长卷，在今天也可以视作图画本的《东京梦华录》。
汴梁不夜城
一切都开始于北宋的东京——又名汴梁城，其位置在今天的河南开封。它大约成规模于后周，在公元1127年为金国占领。
随着北宋都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新市坊制的确立，都市人口的增加，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汴梁城市人口合计二十六万余户，约140万人，为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如此等等，早先在都市空阔处自发地形成的民间伎艺及相应的服务商业点，逐渐生长壮大，最后终于出现了像汴梁城桑家瓦子那样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数千人市民的围观，数千市民的嘘叫，数千市民在瓦市里五彩缤纷的文化消费景观。
为什么宋人称这种都市娱乐场所为瓦市呢？南宋的耐得翁解释说：“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师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稍后又有吴自牧的补充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通俗的讲，市民们为了娱乐消费来自都市的各处，暂时聚于一处游玩，他们被各个棚内的表演所吸引，而又随兴趣不断转移而游弋不定，聚散无常，与瓦片勾连野合的情形类似。
孟元老讲述的北宋京瓦伎艺的种类有小唱、嘌唱、杂剧、杖头傀儡、悬丝傀儡、上索杂手伎、球杖踢弄、讲史、小说、散乐、舞旋、小儿相扑、影戏、弄虫蚁、诸宫调、商谜、合生、说浑话、杂剧、杂班、叫果子、装神鬼等等文化产业，不可胜数。都是迎合都市市民的艺术欣赏趣味的，但这种世俗的娱乐是违背儒家的传统观念的。宋人认为瓦市在最初形成之际，就是一些市民的“放荡不羁之所”，也是年轻人的“流连破坏之地”。
瓦市上演的节目品种繁多，充满诱惑。其中与文学关系密切的伎艺有小唱（包括嘌唱）、说书（讲史、小说、包括说浑话）、诸宫调、杂剧（包括散乐、杂班）、傀儡戏与影戏；都是市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形式。
这就是孟元老当时看到听到的，“新声巧笑于柳陌花巷，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的城市商业文艺景观。
小唱演唱简便，除在勾栏瓦肆外，也在酒楼上卖唱：
北街第五家，小小一个酒肆，到也精雅。内中有个量酒的女儿，大有姿色，年纪也只好二八……上得案儿，那女儿便叫：“迎儿，安排酒来，与三个姐夫贺喜。”无移时酒到痛饮。那女儿所事熟滑，唱一个娇滴滴的曲儿，舞一个妖媚媚的破儿，掐一个紧飕飕的筝儿，道一个甜嫩嫩的千岁儿。——宋人话本《金明池吴清逢爱爱》
这种小唱叫做“打酒座”，为市民们喜爱的浅斟低唱的娱乐方式。“嘌唱”也可视作小唱的一种方法，其特点是“驱驾虚声，纵弄宫调”类似的花腔唱法，最能撩逗起观众的兴味。
说书在北宋瓦市里主要分为“讲史”与“小说”两家。《三国志》、《前汉书》、《七国春秋》、《秦并六国》、《武王伐纣》、《五代史》等长篇话本。历史事实经过说书人夸张并使之生活化、世俗化，让市民听众非常感兴趣。
“小说”与“讲史”比较，小说与市民现实生活更加贴近，它的内容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妖术、神仙。其中烟粉、传奇、公案是讲世俗故事，表达市民种种愿望和情感，。灵怪、杆棒、妖术、神仙等故事则是以离奇惊险情节满足市民们的好奇心理的。
诸宫调是说唱文艺形式，为北宋中期孔三传所创，“编撰传奇、灵怪入曲说唱”。诸宫说唱调都是长篇故事。如今存的《西厢记诸宫调》可以就是宋人传统的唱本。这种说唱方式，唱时还伴以笛子、琵琶和筝，更具欣赏意味。
至于杂剧的出现，则标志着真正的戏剧的诞生。当时的剧目有《还魂酸》、《眼药酸》等。
可以这样说，瓦市为中国市民文学的策源地，其文化娱乐则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品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图画纪录的汴京
北宋东京的城池规划上有一大特点，就是引水入城。北宋东京城内桥梁众多，蔡河、汴河、金水河、五丈河构成了城市的水网体系，这不仅能够解决城市的交通运输，而且对调节城市的气候环境大有裨益。
外城的城楼门分为陆路城门与水路城门两种。陆路城如有南薰门、固子门、新酸枣门、新宋门、通津门等；水路城门有东水门、西水门、上蔡河水门、下蔡河水门等。
东京城内引入的四条大河主要是为了交通运输的需要。一般桥的两端与城楼门下面多是商业繁华的地方，多为早市的集散地。
与瓦市勾栏的文艺相呼应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张择端，“本工其界画，尤嗜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他面对汴京的商业繁荣文化昌盛的熙熙攘攘，也忍不住技痒而诉诸丹青。他描绘了汴梁在清明节的繁华景象，从宁静的城郊到城内街市的繁华，房屋树木繁多不说，光是各等市民人物就的有五百多个，有农夫、船夫、商人、小手工业者、官吏、士子、道人、行脚僧人、江湖郎中、命相师等三百六十行，行行俱全。
曾为画卷收藏者的明代李东阳《题清明上河图》说：“宋家汴都全盛时，四方玉帛梯航随。清明上河俗尚在，顷城士女携童儿。城中万屋慏甍起，百货千商集成蚁。” 也印证了孟元老对东京赞叹：“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
画卷中的两个精彩部分是“市桥”与“街市”。“市桥”是一座没有桥墩的拱桥。当时的东京汴河上只的虹桥、下土桥、上土桥才是这样的结构，但多数研究者认为画中拱桥应为东水门处七里的虹桥。因为那里郊外，才能看到田园景色。而下土桥、上土桥地处沿汴河的交通要道上，不可能看到田园风光。
桥的沿河两岸都设有商店铺面，即所谓“桥市”。南岸有一家“十千脚店”，这家酒楼自称“脚店”，规模当然比“正店”小，但门前也有“彩楼欢门”，在四周平房中间还建了一座二层楼。临街的门面已经酒客满座，门前停歇有马驴等，门外的幌子上有“天之美禄”、“新酒”等字样，这是店招，当时的广告。
在城门以内，越过几家商店，西边不远处，有一座富丽堂皇的三层高的大建筑，门口挂着“孙家正店”的大字招牌，门前设有彩欢门，西侧用长杆挂有旗帜，这正是东京十二户“正店”之一。东京的大酒楼往往设在城门口，孙家正店正在通津门口。
《清明上河图》，这部浓墨重彩的连环画长卷，在今天也可以视作图画本的《东京梦华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