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数膨胀_应该说过度膨胀——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愈演愈烈。在笔者曾经求学和任教的耶鲁大学，各科成绩平均点数在过去50年里大幅攀升。而我母校的情况绝非特例。
　　最近一项研究表明，42%的四年制大学生的成绩为A，77%的学生成绩非A即B。据《高校情报》报道，“四年制大学里，得A的比例每10年增长5%—6%。现在A的普及率是1960年的三倍之多。”耶鲁大学2012年春季学期，有62%的学生成绩为A，而在1963年，这个数字仅为10%。
　　20世纪60年代，C还是美国大学生的普遍成绩。在之后的10年里，B逐渐取代C。当时的大学教授“慷慨”给分，部分原因是如果学生成绩差，就有可能被派到越战前线。直至20世纪90年代，B都是最普遍的成绩。之后，A取代B成为“主角”，并一直稳居首位。
　　是什么导致了最近一波的分数膨胀呢？有些人认为学费上涨——加之教育贷款——让学生期待能在学校被视为消费者。另一些人则认为教师给学生高分，是为了换取学生对课程更好的评价。《华盛顿邮报》的凯瑟琳·兰佩尔说这一变化导致了“GPA军备竞赛”。另有人士称该现象的出现仅仅是因为学生变聪明了。但从一系列数据来看，事实并非如此：标准化测试分数和毕业生专业能力并未因学生分数的增加而提高。
　　更讽刺的是，旨在对抗分数膨胀的努力并未成功。21世纪早期，韦尔斯利学院实施了一项规定，将很多课程的平均分定为B 或以下。这项规定使得平均绩点在之后几年从3.55降至3.28。然而，从那以后，学校设定的平均成绩又缓慢回升了。
　　普林斯顿大学也有类似经历。21世纪初，普林斯顿大学也同样试图遏制分数膨胀。学校敦促各院系将各科课程得A的人数控制在35%以内。但到了2014年，该大学却取消了实行了长达10年之久的分数紧缩政策，因为校方称其给学生带来了不必要的压力。次年，学生得分又回升至2002年的水平。
　　分数膨胀是一个典型的需要集体努力才能解决的难题。即便个别教师有意反抗，他们也要冒着可能伤害学生自尊心的风险。在低分罕见的情况下，有一门课拿低分会让学生异常扎眼。
　　近期，埃默里大学一位立志攻读医学专业的三年级学生在专栏版撰文，描述了自己在拿到人生第一个B 之后的伤心绝望。无独有偶。我在耶鲁大学也见过学生在申请法学院时有类似的经历。
　　在极度通货膨胀时，价格会无限制地螺旋式上升。然而和经济价格水平不同，分数则会有上限。因此，当分数膨胀时，学生们都拿A。分数差距缩小，单看分数已经不能将优秀生和中等生区别开来。如果人人都拿A，那么A体现的标志性价值就会被削弱。
　　但分数膨胀真的是个问题吗？持批评观点的人称，没有了有意义的评分，学生将不再有学习动力，也不能通过成绩了解自己的强项和弱项。同时，雇主在纳贤时也难以区分其优劣。
　　另有些人，比如我的同学马克·奥本海默，则认为分数膨胀不是大问题。他指出，一些研究表明，分数并不是行之有效的激励因素，而且雇主也早已摒弃了分数至上的用人标准，而社会仍能照常运作。马克说，排名世界前列的耶鲁医学院，在没有评分制的情况下运转良好。汉普郡学院，一所位于马萨诸塞州西部的文理学院，亦是如此。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在高速驶向一个没有评分制的世界。由于评分制是一个需要集体行动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方法才能果断而公正地将其解决。
　　回想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通过提高利率来应对猖獗的通货膨胀。此举虽导致了经济衰退——并引发全美阵痛——但却最终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同样，如要维持评分制，学生们就必须要接受分数紧缩带来的心理冲击，从而保证一个健全的评分体系。
　　愈演愈烈的分数膨胀也为我们提供了良机，让我们反思并重新评估分数对于学生、雇主和教育工作者的影响。未来，也许我们会重新抬高评分制，抑或决定废除评分制。不论结局如何，对学术反馈的深刻反思只会让我们的教育制度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