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彻底改变伊朗发展走向。八年前，叙利亚爆发要求推翻现政权的“阿拉伯之春”，由此导致的叙利亚危机延续至今，将对叙利亚未来走向产生重大影响。这两件在中东地区影响深远的大事虽大不相同，结局也似乎会截然不同，但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得出三个值得深思的启示。

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稳定

　　经济社会问题是引发伊朗革命和叙利亚危机的主要原因。1978年初，伊朗出现罢工和示威游行的街头革命，参与者主要是学生等自由主义者及宗教人士，要求结束王权统治、推行法制和民主。导致伊朗民众不满的根源之一就是巴列维国王力推的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白色革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列维政权把发展经济和进行现代化当作消弭社会矛盾的“金钥匙”，利用石油价格飙升带来的丰厚收入，大量投资经济和社会建设，促使伊朗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伊朗城市化取得迅猛进展，民众识字率大幅提升，人均收入显著增加，国家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巴列维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我止不住地想建造一个又一个超市。我想要现代化伊朗。”他憧憬着伊朗经济能够赶上德国和法国。但是，多数伊朗人并未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贫富分化反而进一步加剧。尤其在后期因为油价下跌，政府实行紧缩政策，加上通货膨胀严重，使得成千上万人失业，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满情绪逐渐蔓延。而巴列维推行经济改革，又触动了一些阶层的既得利益——以低价收购土地然后转卖给佃农的“农村革命”得罪了地主阶层，而打击黑市和投机行为又动了城市工商阶层的奶酪。于是在1978年革命之初，伊朗不少商人、地主等中产阶级纷纷“背弃”国王，携带家眷和钱财离开了伊朗。
　　叙利亚危机也与贫富差距、发展失衡等经济社会问题相关。但老百姓最初走上街头，主要是受到突尼斯、埃及等国推翻领导人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影响，要求结束阿萨德家族的长期统治。实际上，当时叙利亚经济在中东地区并不落后，内战前叙利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000美元。巴沙爾自2000年担任总统后，也在推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渐进改革，采取增加少数派库尔德人政治权利、经济自由化等举措。不过，叙利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没有伊朗那样迅速，经济社会矛盾并不那么尖锐。另外，巴沙尔政权还有一大批铁杆拥戴者。除了军队和情报机关等强力部门外，城市商人、少数族裔以及中产阶级几乎都与政府绑在一起，形成较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这也是巴沙尔政权能够坚持下来的根本依靠之一，与巴列维不得不背乡离井的命运形成巨大差别。
　　伊朗革命和叙利亚危机的第一个启示就是，经济高速发展并不必然能实现社会公平和进步。一般认为，越是穷困、发展缓慢的国家，越容易发生动乱和战争。但伊朗革命是一个特例，它说明革命有时并不出现在社会普遍贫穷之时，反而容易爆发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正所谓“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因此，政府既要大力推动经济发展，更要推进社会公平，缓解财富分配不公状况，协调各阶层的需求和利益。

宗教是各方竞相利用的“工具”

　　宗教在伊朗革命和叙利亚危机中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伊朗是什叶派国家。什叶派规定信徒必须追随一位宗教学者，这使得教士尤其是高级教士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近代伊朗，教士与王权的关系时亲时疏，其地位也起伏不定。总的来看，教士是伊朗一支重要的势力，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尤其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发挥重要影响。一直以来，教士阶层都力图谋求在伊朗政治中占据领导地位。
　　巴列维在推进“白色革命”进程中，实行激进的“去伊斯兰化”政策。限制教士政治活动，取消他们的特权;禁止清真寺征收宗教课税，将宗教机构的土地收归国有;关闭伊斯兰宗教学校，代之以世俗教育;取消伊斯兰教法，建立世俗司法机构;废除妇女佩戴头巾的宗教习俗。巴列维甚至语出惊人地批评教士“愚昧无知、顽固腐朽”，称“他们的脑子几个世纪都没有用过”。伊朗妇女在公共场合身着时装，露出秀发和“圆月般”脸庞，男士则效仿欧洲人佩戴礼帽。对伊朗人来讲，去英国、法国和美国旅行是件值得在朋友圈炫耀的事情，而到圣地朝觐则显得过时落后。激进的“去伊斯兰化”政策引起了社会不满情绪，尤其招致教士阶层的抵制。伊朗革命领导人霍梅尼深谙伊朗历史与现实，不失时机地把宗教和政治结合起来，号召人民反对王权统治。他在1979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捍卫伊斯兰。”由此可见，巴列维政权不顾伊朗实际情况强行推进世俗化进程，与伊朗社会文化传统形成对抗，埋下了后来革命的根子。而教士阶层利用伊斯兰教的广泛影响和社会不满情绪，领导发动了伊朗革命。
　　叙利亚危机也与宗教派别冲突、族裔矛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叙利亚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之一是占人口少数但居统治地位的阿拉维派与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之间长期存在隔阂嫌隙。自上世纪40年代获得独立后，叙利亚政府一直试图解决这种结构性矛盾，采取措施照顾各个教派和族裔的利益。除了军队和情报机构由阿拉维派掌控外，政府议会和经济部门职位大致由各族裔和教派人士均分。直到2011年危机发生前，叙利亚的教派和族裔冲突尚不突出。老百姓平常不把身份属性挂在嘴边，大家基本上能和睦共处、相安无事。2011年叙利亚危机演变成武装内战后，出现了大大小小成百上千的反对派组织，基本都由逊尼派组成。反对派组织把宗教当作工具，鼓动人们将矛头对准阿拉维派和基督徒，扬言要“杀死阿拉维鼠辈”。还有一些反对派组织奉行极端思想。教派和族裔问题逐渐浮出水面。2014年趁乱挺进叙利亚的极端势力“伊斯兰国”，其主要成员也是逊尼派极端分子和外籍“圣战”人员。正是出于对逊尼派反对派武装利用教派问题进行打击报复的恐惧，阿拉维派、基督徒、德鲁兹人、亚美尼亚人等少数族裔以及城市工商阶层和中产阶级才与巴沙尔政权联手对抗反对派武装。也正是出于对极端势力可能控制叙利亚并推行反西方政策的疑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叙利亚的干涉才会“投鼠忌器”，随后调整政策，放弃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想法，将重点放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方面。这两点是巴沙尔政权能够立足到今天的重要原因。 　　伊朗革命和叙利亚危机是宗教问题影响政治的两个突出例子。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米尔汗说：“伊朗革命对阿拉伯世界宗教极端和圣战组织的形成影响重大，启发人们把宗教当作改变政治的有效手段。”伊朗革命和叙利亚危机的第二个启示就是，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要尊重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探索符合自身的文化发展道路;同时要处理好尊重宗教和政府有效管控之间的关系，防止宗教政治化和宗教干预政治。

美国的干预政策自相矛盾

　　美国对伊朗事务的干预与40年前伊朗“变天”脱不了干系。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和苏联成为影响伊朗的主要大国。1953年美国秘密策划并帮助伊朗废黜首相摩萨台，之后两国结成战略盟友。美国看重伊朗的地缘战略位置和丰富的石油资源，把伊朗打造成美国在中东的桥头堡，以制衡苏联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在巴列维时期，美国向伊朗提供大量经济援助，支持巴列维进行“白色革命”，并向伊朗出售成批武器装备。美伊两国在各领域的交往都非常密切。比如，20世纪70年代约有6万伊朗人在美国学习工作，50多所美国大学在伊朗开设分校。由于美国政府的宣传，伊朗变成了美国人眼中“充满魅力的乐土”。成群结队的美国人到德黑兰、伊斯法罕旅行。影星伊丽莎白·泰勒也曾到此一游，在这里享用伏特加和伊朗鱼子酱。
　　但是，美国政府对伊朗政策很快就遇到自相矛盾的瓶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塔玛拉·维特最近发表文章指出，当年卡特政府对伊朗政策前后抵牾，在推行美国民主和价值观与巩固美国利益之间艰难挣扎。一方面，美国扶植巴列维，在伊朗被认作纵容独裁专制，激起伊朗人民的反美情绪。巴列维被指责是美国的走狗，出卖伊朗的主权利益。但另一方面，美国又不能放弃巴列维，因为那样就意味着美国将失去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依托，损害其国家利益。塔玛拉说，如果美国向巴列维施压，要求他进行民主改革，这将助长伊朗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如果美国放弃巴列维，又可能导致左派、自由主义分子和宗教势力在伊朗上台，如此形势对美国而言将更加糟糕。权衡再三后，卡特政府决定继续支持巴列维，选择对他的专制统治视而不见。塔玛拉说，美国对伊朗政策充分体现了美国外交的实用主义以及双重标准的虚伪性。时至今日，伊朗的反美情绪依然高涨不退。而伊朗爆发革命以及美国最终“失去”伊朗，被认作美国外交上的一大败笔。

　　叙利亚危机演变也与外部国家的干预有连带关系。如果没有美国等国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军事和财政上的援助，叙利亚危机不会升级为兵戎相见的内战。2011年叙利亚危机发生后，美国通过中央情报局向叙利亚反对派组织提供十数亿美元支持，意图推翻巴沙尔政权。但后期美国对叙利亚的介入有所减少和调整。一是由于俄罗斯在2015年出兵叙利亚，一举扭转叙利亚战场态势，巴沙尔政权得到巩固。二是美国等国也担心“伊斯兰国”占领叙利亚或者极端势力在叙利亚掌权对美国不利。三是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叙利亚等施行低成本介入，不想更多更深地干涉叙内战。美国调整对叙政策，间接但极大地缓解了巴沙尔政权的压力。
　　伊朗革命和叙利亚危机的第三个启示就是要正确认识美国外交的本质。一方面，美国是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必然要在重要地缘要地拓展其影响力，通过各种手段必要时甚至会更迭一国政权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和利益。另一方面，美国也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虽然时而打出道德公正的旗帜，但最终会采取实用主义做法，在关键时候更可能见利忘义、抛弃“老朋友”。
　　对比伊朗革命和叙利亚危机，研究的是历史，但面对的是现实，目的是引为鉴戒、着眼未来。伊朗和叙利亚两国形势目前都进入到新的阶段，但影响未来发展的经济社会问题、宗教矛盾等依然存在，两国政府也在努力推进相关改革举措。同时，美国等仍未放弃对中东地区的干涉介入。伊朗和叙利亚能否克服挑战，走上持续的稳定发展之路，还值得密切关注。
　　（作者为外交官，曾长期在中东地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