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谓“低音”？由于这个书名是后起的，所以我采取的是非常宽松的定义。最初的设想只是想重访近百年来被新派论述所压抑下去的声音，但是后来我决定将被忽略而仍具有重要性的思维方式、观念等也包括进来讨论。本文所说的“低音”大致是四个层面：一是省视被近代学术及思潮一层又一层复写、掩蔽、遮盖、边缘化，或属于潜流的质素。二是对历史研究而言，“创造性转化”与“消耗性转换”的同一性，以及它对历史研究造成“意义倒置谬误”的现象。它还包括一些无所不在的学术框架，一些无所不在的假设——假设西方是普遍的，中国的历史是个案的。三是方法或视野上面的问题，譬如后见之明之类的思维如何影响我们的史学。四是一些长期以来被认为具有永恒性，在近代却被长期忽略的主题。
　　这一个世纪以来，关于新旧思想的争论，大部分都把“史实的重建”和“价值的判断”混在一起。新派人物因为鄙弃保守派人物的思想，对他们的学术观点也一概否定。保守派人物也常常反过来做同样的事情。对于一个历史学者而言，这两者都不是健康的态度，值得重访。当然这两者之中，又以前者的情形更为严重。这一百年来，新派逐渐成为主流论述，旧派对于历史文化的看法却因其思想保守，而常常被连带地扫到历史的边缘，成为被否定，或隐蔽的层面。
　　“重访”还有较为广泛的意义，我觉得它是避免将现状“本质化”的资具之一。近代世界有一种不言自明的进化思维，认为这个时代应该就是到目前为止相对而言最高的阶段，所以很容易将现状“本质化”，隐然认为现状便是该物事的本质性内容，忽略了它们可能只是近几十年或几百年来形成的，并不是“本质”。譬如以心身分离来谈人，这是近代西方才发展出来的思想。然而，现在人们凡是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时，便不假思索地以它为进路，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性内容便在于此（“本来就是这样！”）。但是如果重访之前的思想传统，便能得到一种不一样的视野，提供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新可能性。这一类的例子很多，我不在此一一枚举。所以不管是“创新”或“重访”等都是基本能力，是一种保持多元开放资源的能力。
　　除上述之外，在这里我要强调几件事。第一，我个人的研究主题之一便是中国近代的新学术，我深深相信近代学问的进步，仍然以新学术之建立为主。譬如用西方严格的语言学知识对中国传统的语言音韵学做出的创新，或如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所说：“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都是非常好的例子。第二，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这次演讲（指在复旦的讲座——编者按）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在追求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所有用得上的资源都是有益的，不管中西，也不管新旧。第三，我认为在近代思想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一些学术上的偏蔽之处，是到了应该“重访”的时候。现在将这些问题解放开来，重新加以省视，是一个有益的方向，进而改变过去趋于两个极端的旧视野。采取开放的态度，也有可能获得新的现实资源。第四，不了解“低音”，不能真正了解“主调”，而且“低音”常常是可以辅助“主调”的。
　　新学的震荡其实是帮助人们“重访”历史。比如经过古史辨运动之后，出现了“疑古”、“释古”、“考古”三派。如果没有经过激烈的疑古，恐怕“释古”、“考古”都不可能出现，不会注意到要先把先秦史书中的记载提起来抖一抖，再放下来重估其价值。没有经过一番震荡，不可能平情地“释古”、“考古”。现在很多人又毫不别择地走回到“信古”，那也不是我的态度。旧派有可能因为太受仁义道德或“圣道王功”的影响而被严重地遮蔽，也可能处处为了把中国历史传统说成与西方相异，而掉入另一个陷阱，或是为了表示西方近代所有的，中国古亦有之，而反模仿了西方的近代，形成另一种扭曲。我的意见是要“重访”，但不是要不经研究地复古，而是重新了解它的“正形”（套用傅斯年在《赤符论》未刊稿中的话）——虽然这是不容易达到的。我的理解是人们往往要经过几度类似现象学的还原工作之后，才能重新去掌握历史文化的“正形”。
　　我之所以想要谈“执拗的低音”，一方面是希望能检视被近代激烈思想压下去，或覆写，或不断擦拭之后残留的文本，或是被暂时淹没的观念，同时也意识到，要检讨近代保守派的论述。事实上许多人因为反对新文化，而吊诡地“反模仿”西方，也就是说认为凡与西方或新文化相反的那一面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本质，但事实上是以与西方或新文化对反的思维来定义传统。所以我想象中的“重访”当然也包括这一面。
　　因此本书中所宣扬的是陈寅恪所说的“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为了做到这一点，本书所提倡的是“加法”，而不是“减法”，更不是退缩法——我不是要退缩回近代以前的旧论述，而是要在新史学所奠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求索。所以既不是“第一种”（趋新），也不是“第二种”（守旧），而是改变视野成为“第三种”。换句话说，正赖有近代的各种新学术的成绩，我们现代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重访”。要真正把握“低音”，不是靠退缩回到过去，而是需要用世界上所有用得上的学问才可能拨云雾而见青天。

二

　　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时间序列”的问题变得非常重要，而它包括了许多方面。第一，我注意到创造转化本身的消耗很大。当我们回过头去看，会发现有些东西没有被表述和彰显，有些东西慢慢成为低音。例如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说：“学案者，学史也。”这个说法当时风靡一时，被认为是对学案的新看法。可是现在回头去看，梁启超把生命的哲学转化成为学术史后，其实把宋明理学中观照生命的部分去掉了，很多东西都看不见了，只是在那里寻求抽象的理论，这就是一种“消耗性的转换”。
　　第二，“后见之明”作为一种历史思考方式时所遇到的困难；还有我们历史解释中往往会设想历史人物是处在“无限理性”的状态下；提到我们该如何重新了解“风”，以及这种史学思维可能为历史研究带来何种的新养分；又如在新史学中，“历史”与“意义”如何分道扬镳，以及它为何仍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