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在７月才想起老张的。生活中好的事坏的事，都令我想起他。只是，在７月的风中，我常常抑制不住我的感动。
　　老张是我的同事，从进厂那天起，我就称他张师傅。张师傅是我一生最敬重的不多的几个人之一。
　　最初，我俩在一起喝点酒、聊聊天什么的，酒即使有点上头了，也不见他对单位对别人发什么牢骚说什么怪话，我就笃信了他的品质。
　　后来，我也与他一样，成了厂里党支部支委，支委会决定的事，他总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他也有提意见的时候，那都是在会上，不管提了有用无用，他总坚持说他该说的话。因而我就觉得，他党性特强。
　　从此我也认定，在做人上，他是我师了。
　　我们在一起工作２０多年，他的本职工作是总检验，可实际上，只要是他眼睛能看到的事，他都做。
　　有人就和他开玩笑：“你到底拿多少钱呵，小姐不慌丫头忙的？”
　　他回答说：“不拿钱就不干吗？没人愿干的事，也是事，也得要人干。”
　　他说的没人愿意干的事，往往就是一些脏苦累的活儿，谁都可以做，又谁都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做。
　　在我的记忆里，他是每天到车间最早走得最晚的人，干的也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平凡小事。
　　突然一天，我接到电话，说他死了，在医院。
　　我感觉头顶一个霹雳，好好的，又没听说有病，怎么……也不多想，撂了碗筷，就奔医院而去。
　　他死于呛血。
　　进入医院的病室，一股血气扑面而来，似要将人摁倒。地上、墙上，全是飞溅的血。床下一只偌大的盆，大半盆血呀。
　　小铁床上，他静静地躺着，面色苍白如纸。
　　我为他含泪守灵，动情地写悼词，当我最后于风中，望了一眼新垒的坟头，我就想，一个人，怎么转眼便是尘土了呢？
　　那真是转眼之间啊！然而，当我随时间走过了我的大半生，一路收获着我的成功和踏实，每每低头问心，我发现，老张，他一直在那里。
　　尘归了尘，土归了土，精神归了精神。心里的老张，已然成为一种形象。
　　像我们那个年代所有孩子一样，我从小就钦佩和崇拜革命者。儿时看伏尼契的小说《牛虻》，我知道了革命者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的。他是这样一种人，一种可以把身家性命家族名誉置之脑后，随时准备为信仰和理想而流血而牺牲的人。
　　于是在我看来，革命者是最为高尚，也是最为高贵的。其高贵，在于他的灵魂的质朴和简洁，没有精打细算的一己私利，也没有秋后丰收一把的算计。有的，只是激情的萌生和恢弘张扬。
　　江姐多大？说来，也就是时下一些女人自称“女孩”的年龄，也是一美女。
　　受的啥刑？往鼻孔里灌辣椒水，往手指缝里钉竹签……坐老虎凳。咋坐？一长凳，人坐于上，背后立一大柱，反绑双手，双腿于膝盖处与凳捆在一起，留下脚后跟处塞砖。少年时不知道深浅，去烈士墓凭吊参观后回来，效仿试坐江姐坐过的老虎凳。塞一块砖无所谓，是“坚强的革命者”。塞两块，“刑者”问：“还革命吗？”额上虽然渗冷汗，但咬紧牙，仍点头。塞三块，再问……不用问了，早就叛徒了。江姐呢，生死都已漠然视之，几块破砖又算什么？不论怎样塞，最后痛得昏死，仍是要革命。如果按时下人的观念，一妙龄女子，革什么命，傍个大款何乐而不为？次之，弄个白领，玩玩小资情调——那时或许该叫布尔乔亚，又碍着谁了？
　　我真是佩服江姐得不得了，佩服那些革命者得不得了。在生命面前，他们选择死亡，在财富面前，他们选择清贫，在名誉面前，他们选择了清名，但历史，给他们的，则是英名。
　　如果说三块砖塞出了小时的我与江姐的距离，那么，老张，他在我身边的所作所为和言行举止，则拉拢了成人的我和英雄的关系。
　　江姐的时代出了江姐，我们的时代出了老张，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英雄。我敬重他们，并跟随着他们走过的路。我想，这是我此生始终踏踏实实为人兢兢业业做事、不计名利得失只求心安理得的原因吧，也恰恰是这些，让我的今天快活而有成果。我感谢着他们，这些一直在７月的风中，让我感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