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为什么始于隋、盛于唐？或者反过来问——门阀士族究竟凭什么，在从东汉到唐朝的漫长岁月中垄断政坛？如果我们仅仅拘泥于政治，而不把技术因素纳入考虑范畴，那就难免将东汉魏晋至隋唐间的当权者们想得太简单了。
　　所以，要想从“门阀政治”进步到“科举政治”，必先具备三个前提，即——语言的统一、思想的统一、以及技术的支持（造纸、印刷、出版及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门阀士族的养成之路

　　我们眼中的理所当然，在古人眼里常常是高不可攀。
　　假如这个周末你实在闲得慌，却又不想到海边去晒太阳，更不愿意帮老婆做家务，而是突发异想要研究一下政治经济学，略抒经纶天下之志向，你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手头恰有几十块零钱，你可以到书店里去买本书，这个周末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偷懒。
　　如果你想贪便宜，那么旧书摊上有各种版本的老书——唯一算得上是缺点的，就是年头久远，可能比你我都还大上好几岁。
　　又或者你实在一分钱都不想花，那也有办法：你可以端杯茶去泡泡图书馆；要是不嫌眼睛累，直接点开电子书；或者打开视频网站，没准哪个大咖正在开播相关讲座。
　　总之，在我们的时代里，知识的阳光灿烂明媚，只要你随手拉开窗帘，就可以自由地沐浴在其中！
　　可如果你生活在一两千年前呢？那可就不太一样了。
　　你可能是在给镇上的悦来客栈送柴火时，才偶然听到几个住店的客官谈起一种叫做“经学”的东西，尽管可能只是半吊子水平。
　　更重要、也更现实的是，据说皇帝相当尊重这些研究“经学”的知识分子，肯给他们官做——于是，为了光宗耀祖或是济世安邦，为了虚拟的或是现实的，为了高尚的或是庸俗的——不管我们怎么去描述这个目的之性质，反正你是下定了决心，准备投身于“学而优则仕”中去。
　　可是，现实是残酷的——你很清楚地知道，在你所居住的镇子上，并没有谁懂得这门学问。虽然传说中有一种用竹条串起来，写满了古老文字，叫“书”的东西，但这东西相当稀罕，在方圆数百里内，还没听说有谁家珍藏得起——直到1940年初，范文澜跑遍延安城还找不到一部《二十四史》或是《资治通鉴》呢，亦只好干瞪眼。
　　于是，你只好跑到邻近的大都市里去碰碰运气。
　　在那里，你听说扶风的马老师是著名的经学大师，只有投到他门下才会有前途。于是你二话不说，立刻就从你在胶州湾畔的老家出发，千里迢迢地跑到陕西去了——如果你走得飞快而又心无旁鹜，大概要走两三个月；若你不巧在途经高老庄时被绣球砸晕，那恐怕永远也到不了。
　　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偏偏马老师又推辞说自己年纪大了，不愿意再收徒弟，你顿时就傻了眼。
　　还好路过的卢大人是个热心肠，听完你的哭诉后竟答应帮你的忙。冲着卢大人的面子，马老师只好收下你做挂名弟子。好心的卢大人还顺手帮你送了成捆的干腊肉做学费——这就叫做“束脩”。
　　于是，你满怀着对卢大人的感激和对未来的憧憬，入学了。
　　可是这里的学习生活并不像你想象得那么美好，你足足待了三年，可马老师连句话都没和你說过，更甭说亲自指导了。也就是你那些成绩稍好的学长们，偶尔出来敷衍了事地给大家开个讲座啥的。

　　虽然你各门功课都很优秀——尤其是数学成绩更是出奇地好，因为你以前是个卖柴火的嘛——但马老师似乎完全没有赏识你，并推荐你出去做官的意思。
　　更确切地说，他老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你。
　　直到有一天，马老师推算天文学，碰上了一道难解的方程，偶然血压飙升头脑眩晕而颓然倒地，于是旁边的大师兄便推荐你去帮忙。卖柴火出身的你果然不负众望——从这时起，马老师才算知道有你这么一号人物。
　　在他的亲自指导下，你的艺业突飞猛进。等到你终于打算毕业时，你计算了一下，你在马老师门下总共待了七年：前一两年，你其实完全是在学习陕西话——没办法，谁叫你是个山东人呢？如再加上路程上花费的时间，为了筹措路费而打工的时间，十来年已经过去了，此刻的你已经是个中年人了——在那个时代里，你甚至都可以算是长寿的了。
　　可你仍然是个幸运儿，有多少比你走了更多路、吃了更多苦、花了更多时间的人，这会儿连陕西话还没说利落呢！
　　虽然你也不是不可以把学习的窍门传给他们，但你花了那么大工夫学来的深奥知识，总不能随便就便宜了别人吧？你通常更愿意把这些功夫花来辅导你的小儿子，或者是特合你心意的弟子。
　　于是你在不经意间，便垄断了一种叫“经学”的知识。
　　前面这段故事，并不是凭空胡诌，而是实实在在地糅合了两个大人物的真实经历——一个是唐朝的禅宗六祖惠能和尚，一个是东汉的经学巨头郑融。也就是说，在上至汉下至唐的漫长岁月里，技术条件的欠缺，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学阀们对知识的垄断。

　　当时，“经学”被尊奉为大一统王朝的主要思想，一切国家行为都要依照“经学”运作。于是这种知识就堂而皇之地成为做官的本钱——弘农杨氏靠研究一部《尚书》，四代人里出了三位高官；汝南袁氏更加厉害，靠研究《易》经，四代出了五位！ 　　就这样，你的家族渐渐成为专门出产高官的“士族”， 以至于你竟敢藐视黄金，大言炎炎地感叹道：“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盘根错节的姻亲门生关系，以及从小便受到熏陶的先机，更是让你的后辈子孙仕途顺畅，代代冠缨。
　　于是数代之下，满朝尽是你的亲朋故旧。
　　在士族出身的陈群提议下，人才被分为上上至下下九品，作为任用提拔的依据——即“九品官人法”是也。公元220年，曹魏吏部尚书陈群提出“九品官人法”，为曹丕批准，从此成为魏晋之后，长期的经典人事制度。
　　从此，官宦子弟凭着家世背景，打小娴熟于官场礼仪，还凭姻亲关系不断拓展官场人脉网络，自然世代生而显赫，为刀为俎；而没条件接受“素质教育”的寒门子弟，则被彻底摒弃于体系之外，只好世代生而为贱民，为鱼为肉——直到那个科举登场。
　　然而，科举所需的技术条件，却注定不会出现在“世家政治”的时代——这，就是那些“生而为鱼肉者”的宿命。
　　更恰当地说，是技术的悲哀。

洋技术的启发

　　“思想的统一”，我们很容易理解——不就是编个《氏族志》，定个《十三经》么，可是什么叫做“语言的统一”？难道隋唐之前人说的不是汉语？
　　如果你问临淄人什么是汉语，那么他会很自豪地告诉你，他说的就是汉语——可麻烦的是，邯郸人、宛城人、会稽人也都这么认为。

　　严酷的事实是，他们所说的“汉语”，都和长安人或洛阳人说的“汉语”相去甚远。而这些外地人之所以会这么以为，只是因为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那样的语境中。
　　更要命的是，即便是那时最博学多识的学者，也无法制定出一套权威的“汉语”标准。因为他们手里，压根就没有一把规范语音的标尺，只好模糊地约定俗成——皇帝说的话，也就是长安话（等到皇帝搬家去洛阳后，就变成了洛阳话），就是标尺。
　　直到东汉明帝时，一切才有所改观。有两个身毒国和尚，牵着一匹白马，扛着佛像和《四十二章经》来到中土。皇帝怜悯远道而来的和尚，在京城给他们修了房子养马，这就是如今的洛阳白马寺。
　　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和尚跑到中土来传播他们的教义。这些和尚为了让中国人理解他们的思想，孜孜不倦地学讲中国话，还取了中国姓名：天竺来的自称姓“竺”，康居来自称姓“康”，月支来的自称姓“支”，还取个文绉绉的名字，与文人雅士讲俏皮话也丝毫不落下风。
　　在刻苦钻研之后，好事之徒们终于发现了秘密所在：和尚们原来是掌握了一种独门兵器！他们把汉字读音分成声母和韵母两大部件，这样，就可以用有限的几个拼音，把无穷的读音组合标注出来（用语言学术语讲，这就叫做“语素的分解”）——而不是逐字记读音——而这种思维方式，自然是源于他们拼音化的母语了。
　　受到启发的中国人，遂袭用此法标注文字，用中国式的“拼音”去替代。比如某甲不知道“东”字的读音，就旁注为“德红切”——亦即用“德”的声母，“红”的韵母，切读就得到“东”，这就是“反切”法。

　　当然，这种注音法的缺陷显而易见：如果“德”“红”两字读音，你都吃不准，那么“东”你就读不出或读不准。但不管怎样，“反切”法至少为那些困在语言学的黑暗中的人们提供了一套最起码的解决方案。
　　然而“反切”法出现得太晚，在它来不及规范“南腔北调”之前，王朝就分裂了。政治上的分裂，使得人们无法逾越列国疆域上的鸿沟去统一自己的语言，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为世界规划着未来——直到隋唐盛世的到来。

国标汉语：“三姓家奴”的贡献

　　话说大隋朝开皇年间的某一天，长安城里一群不务正业的官闲极无聊，跑到太子洗马陆爽家里蹭饭。
　　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一个个数来：
　　仪同刘臻，先后做过南梁、西梁、北周、隋四朝的官；
　　前武阳太守卢思道、著作郎魏澹、咨议辛德源、内史侍郎薛道衡，这四位均为北齐、北周、隋的“三朝元老”；
　　国子监萧该，南梁、北周、隋的“三朝元老”；
　　常侍李若，仕宦履历不详，但也少不了北周、隋两朝的履历；
　　最传奇的是外史颜之推，此公前后换过南梁、北周、北齐、北周、隋五个东家（其间曾自北周跳槽北齐一回。北齐灭亡时，他又企图跳槽南陈，然未得逞，只好再仕北周），差点儿就在当世帝国里跳槽一整圈！
　　所谓物以类聚，主人翁陆爽自也不会是什么忠良之辈，他也是混过北齐、北周、隋三朝的主儿……
　　原来是一帮子“三姓家奴”，这帮人聚一块儿那是相当的可疑啊！
　　有人记录了那天晚上发生的故事。
　　一切一如既往，先吃饭，再喝酒，酒劲上来了就骂人。
　　因这帮家伙不是搞文秘就是搞外交的，又多有天南海北跳槽的经历，所以骂着骂着，就扯到当时天下语言之纷乱：“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
　　骂完全中国后才吃惊地发现——这天下竟然就没有一种标准汉语！
　　这还了得？大一统是必然趋势，今后政事堂里一番南腔北调，大家不是鸡同鸭讲么？
　　于是，此夜无寐……
　　一眨眼，十来年就过去了。
　　隋文帝仁寿元年，那天晚上负责记录的陆法言（陆爽之子），以诸贤的见解为纲，又辅以自己的苦心研究，终于整理出一部韵书——亦即隋朝版“国标拼音”。而那一夜的故事，则被他写入了《切韵序》中。
　　就如预测的那样，随着天下的统一，皇帝立刻意识到了统一口语的重要性。
　　为了在召开政事堂会议时不至于南腔北调（对从小受到家教熏陶的世家子弟而言，讲一口流利的“官话”不成问题；但对那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寒门士子而言，这却绝对是个很挠头的问题），大唐朝在科举考试中加入了律赋和律诗项目——所谓“律”，即韵律。律赋、律诗都必须在限定的韵律和规格下完成，出韵、出律就是个落榜。
　　而“律”的标准，正是那套“国标拼音”（《切韵》）。从此往后一千年，《切韵》系统的子子孙孙一直是主宰科场成败的“终极判官”——文章差一点尚可，出韵、出律就必定落榜。诗家所传“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的典故，就来自清朝大名士高心夔两次科考（其中一次还有人给他漏考题），均因“元”韵玩不熟而落第的笑话。
　　用今天的话说，这考的就是个“普通话”水平呢！
　　就技术发展的脉络来看，唐朝无疑是个幸运儿：东汉为她引进了拼音技术，魏晋帮她山寨出了“反切”法，隋朝再进一步制定了汉语国标。
　　当技术跨越瓶颈跃上新台阶之时，古代政权的政治组织也就会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当成熟的技術条件与恰当的政治条件交汇时，旧世界将轰然崩溃——人们不再因血统歧视生而为贱民。至少从理论上讲，高高在上的庙堂，从此便向每一个人公平地敞开了大门。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