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易学之转向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zhangyangyingzi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晚清的社会剧变和西学的持续传入,中国学术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中,晚清时期的易学家,本着救亡图存的宗旨,以其宏大的学术视野和渊博的文化知识,建立了饱含现实关切的易学体系。他们在检讨汉宋易学尤其是历代象数学和吸纳西学知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世界之眼光观其象”的易象论;从象数、义理和道器关系的角度论证了象数在易学和科技发展中的地位,力图从《周易》象数中开显出物质文明;又用西方进化论学说比附《周易》,以此宣扬变法革命等先进思想。这些新方法、新内容,深刻改变了易学研究的旧有形态,实现了易学范式转换,开启了新语境下易学系统的重建。尤其是晚清以杭辛斋为代表的易学实为古代易学向现代易学过渡的标志性成果。既宣告了晚清易学的终结,也标志着现代新易学的开端。然而,他们为了达到救亡图存目标而急于求成,缺乏严密论证,用《周易》简单地比附西学,故其研究成果仍然存有不严谨或牵强之嫌,这不得不令人深省之。反思晚清易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应当指出,当时仍有相当一部分易学家,漠不关心现实,仍然坚持传统的研究理路治《易》。
其他文献
生态文学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它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深入探寻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整体利益价值观"是生态文学的思想之魂,新世纪以来中国生态小说主要有反思批判、生态理想、生命伦理等叙事维度,这与中西生态文化思想资源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及审美元素在生态文学建构和生态理想书写中发挥了结构性功能,它凝聚了多元并融汇了古今。当下我国的生态小说创作和研究应警惕概念化、简单化、审美性弱化等倾向,深刻理解"生命共同体"的精神文化内涵,
宋代土地制度问题在20世纪宋代经济史研究乃至宋史研究中都是重要议题之一。对于土地政策、土地所有制形式、庄园制度、官田问题、租佃关系、地租形态、人身依附关系等都有比较充分的讨论。毋庸讳言,近二十年来宋代土地问题研究,随同经济史研究在宋史整体研究中的比重下降也有较为明显的下滑,除了随着研究范式的变化其讨论的主旨也相应发生变化外,土地政策“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讨论却有较大的争议,引起学界的关注。
在两汉大一统局面维持四百来年后,历史进入到南北纷争割据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所辖区域经济环境差异大,施行的政策各有不同,加之传世资料有限,该时期的土地制度很难一一展现。不过,只要我们把该时期的社会“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①抓住主要劳动者和土地所有权这两条线索,并兼顾土地与赋税的关系,该时期土地制度演变的基本轨迹并不难把握。以下依时代顺序,讨论两个问题。
按其最内在的本质,“学术”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规定,其本身就是能够进入思境和内在脉络的理路。倘若在学术和体系建构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合乎它的精神实质、意义和价值,那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切中社会现实的道路就变得明朗和清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性质的规定出发,学术高度是在其发展进程中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形而上学体系批判才达到的。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首先应该把批判所要求的付诸实践。学术或学科所要求的,则是专注于体系的积极建构、积极创新,唤醒崇高的人类力量。就衡量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标准、
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形态演进历史做出了重大概括判断,即由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自由个性的个人全面发展三个阶段依次递进。①这提示我们,无论是“三大形态”还是“五种形态”,都是经典作家对人类历史宏观演变过程思考分析的重要成果。②众多学者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主要由三个阶段构成,即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三大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
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必须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实践,突破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的局限性。一是揭示围绕“三对关系、六条线索”展开的中国渐进式贸易自由化进程的规律。二是总结在互联网、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中,对外贸易新业态、新商业模式重塑中小企业微观主体地位,培育和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经验。三是分析共建“一带一路”建立的合作共赢、海陆贯通的新型国际生产分工模式,及其蕴含的贸易盈余与对外投资紧密联系的新型国际经济多元平衡观。四是在习近平重要论述指导下,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经济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基本与市场化进程吻合,并在不同阶段先后呈现出适应市场(高效政府)、稳定社会(服务型政府)与人民满意(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基本逻辑和价值取向,而其共同之处则在于回应主要由市场化所塑造的社会差异性。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与市场化进程的高度交织,特别是互联网社会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日益深化,塑造了社会多元性并对行政体制改革带来了新挑战。新时代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既要继续回应社会差异性,又要回应社会多元性,即双向回应。“以人民为中心”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是行政体制改革双向回应的价值表达,在实践层面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城乡关系成为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从乡村立场出发,对城乡关系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相成相克”的概念,认为相成与相克之间的张力影响和决定着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传统中国的城乡关系,虽然存在着城镇对乡村的统治和剥削,但更多的是一种“交流平衡”和“有机调整”的“相成”。“相成”的关键,是“农工一体”的农家经营模式下手工业生产的作用。近代以来,城乡关系由“相成”转变为分裂和对立的“相克”,即都市对乡村的索取加大,吸附了大量乡村知识精英,对乡村手工
财税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都至关重要,其核心职能在不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基于农业部固定观察点数据,研究税费体制改革对农村收入分配的影响,探讨财税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削减税费显著改善了农村收入分配,解释了1997—2000年与2005—2008年收入不平等下降的43%—49%。在经济发展初期,财税政策的着力点在于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缺乏改善收入分配的激励,低收入阶层税费负担较重,在公共支出中获益较少,因此财税政策的再分配功能有限。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时代,通过再分配降低不平等、促
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认识和理解明清时期的土地制度,首先应当强调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在马克思那里,土地所有权的本质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非人如何控制土地或“谁”控制土地的问题。《资本论》指出:“人对他周围的自然界的所有权,就总是事先通过他作为公社、家庭、氏族等等的成员的存在,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间接地表现出来。”①马克思所讨论的人与人的关系内涵十分丰富,他至少在四个层面上讨论人与人的关系之中的土地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