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政治文化作为中国现代性发展的重要依据，既与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境遇有关，又与长期现代性思想不可分割，现代性虽不能从政治文化中分离出来，但又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政治文化现代性内在关系
政治文化在中國取得支配性地位的时代，也是中国已经遭遇现代性问题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正以霸权形式诉诸于全球扩张，社会主义则刚刚崛起或正在实践中。五四运动虽然已经宣布旧文化死亡。但新文化多元取向并不能在政治层面解决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中国已经有过饱受西方列强欺辱的惨痛经历，这时选择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便有了理智与情感的双重含义，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和语言，俄国革命的成功则为中国提供了范本和前景，这两个条件使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民族自我拯救的可能。因此，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国的历史处境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矛盾重重的中国使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一开始就充满探索的艰巨性。这种艰巨不仅来自本土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的困难、同时也与蕴含在现代性之中的矛盾息息相关。阿瑞夫·德里克在分析这一矛盾时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间，中国人跨入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和知识空间，这个空间是由欧洲两个世纪的现代化所开拓的：同时又把中国的文化局面抛入了动荡的漩涡中，当时中国人正试图寻找一种与他们选择的现代性范式相应的文化。中国人与现代性的斗争体现在其历史人物的现代主义眼光中，体现在这种眼光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之中，这种眼光显示出中国人无法使自己从过去的沉重包袱中解脱出来；这场斗争被陷入在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之间的夹缝之中，其中，一种现代性是霸权主义的现实；另一种现代性则是一种解放事业。”政治文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历史处境做出的反应。许多年之后毛泽东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一告白潜含毛泽东一向的乐观主义，但它却掩盖了在现代性漩涡中出现的矛盾，而恰恰是“中国化”的胜利和在其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一起构成中国现代性问题。
政治文化在中国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也是毛泽东一贯予以强调的。一是人的作用，二是民族性。资本主义世代积累的物质基础是东方古国不能比拟的，但人的意志却是可以重塑的。长征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坚信人的意志的作用，延安的艰苦环境和战争中的献身精神，给经历了那一时代的人培育了崇高感和英雄主义。这种神圣精神在反复强调中演变为道德价值。它超越资本主义对物质的炫耀，从而也使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具有了自己民族特点。对人的作用和意志强调。是对统一意志和作用强调，而不是对具体人的意志和作用强调。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一大特点。
毛泽东关于民族性问题是在国际与中国关系中提出的，即在民族解放战争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斗争结合起来。民族问题，而不是阶级问题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性问题。它有具体的政治含义和历史背景：通过诉诸“民族”问题，获得共产主义内部民族自主性或者说摆脱共产国际支配，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自主权的政党。摆脱霸权控制，寻求中国独特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追求，即便是在国际共运的内部，他们也希望能保有民族的声音，而不至于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消融了自己。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民族形式”时，显然含有针对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分。这是他坚持“民族形式”、反对“全盘西化”的真正用意。
毛泽东既强调“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应该标新立异”，又强调“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这对于发展中国的民族形式是有益的，或者说，它既是开放的，又是有所保留的。但实际情况离这种理想设定十分遥远：在三十年时间里，民族观念以狭隘的方式向世界封闭，外国的东西在中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历次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几乎都可以在西方世界找到它的根据或源头。最后只剩下形式和内容最具“民族性”的“样板戏”，也实现用民族形式(京剧)表达的愿望。
应该说，对“中国化”现代性经验的揭示显然是不够的对人的意志和精神的想象与夸大，隐含的却是对人的压抑和控制的机制。对物质神话的批判和抵制，同时排斥日常生活合理性。“民族性”的强调，离开原来意义之后，加剧东西文化对立和紧张，从而使民族文化在这一时期失去与西方文化交流、对话的可能和机会，从而导致理想和信仰最后危机，新的现代性矛盾在积聚中终于爆发为街头政治(“四，五”运动)。
当历史环境发生变化，矛盾已经转化或部分地解决之后，作为经验的现代性状况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就50-70年代近30年的经验而言，如果剥离政治功利性，剥离了它对人的统治和封闭的狭隘性那里隐含的理想精神仍可视为值得珍视的历史遗产。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鲍威尔，曹沛林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2]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M]，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44
[3]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著作选读，解放军出版社1986：750等
关键词：政治文化现代性内在关系
政治文化在中國取得支配性地位的时代，也是中国已经遭遇现代性问题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正以霸权形式诉诸于全球扩张，社会主义则刚刚崛起或正在实践中。五四运动虽然已经宣布旧文化死亡。但新文化多元取向并不能在政治层面解决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中国已经有过饱受西方列强欺辱的惨痛经历，这时选择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便有了理智与情感的双重含义，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和语言，俄国革命的成功则为中国提供了范本和前景，这两个条件使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民族自我拯救的可能。因此，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国的历史处境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矛盾重重的中国使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一开始就充满探索的艰巨性。这种艰巨不仅来自本土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的困难、同时也与蕴含在现代性之中的矛盾息息相关。阿瑞夫·德里克在分析这一矛盾时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间，中国人跨入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和知识空间，这个空间是由欧洲两个世纪的现代化所开拓的：同时又把中国的文化局面抛入了动荡的漩涡中，当时中国人正试图寻找一种与他们选择的现代性范式相应的文化。中国人与现代性的斗争体现在其历史人物的现代主义眼光中，体现在这种眼光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之中，这种眼光显示出中国人无法使自己从过去的沉重包袱中解脱出来；这场斗争被陷入在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之间的夹缝之中，其中，一种现代性是霸权主义的现实；另一种现代性则是一种解放事业。”政治文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历史处境做出的反应。许多年之后毛泽东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一告白潜含毛泽东一向的乐观主义，但它却掩盖了在现代性漩涡中出现的矛盾，而恰恰是“中国化”的胜利和在其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一起构成中国现代性问题。
政治文化在中国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也是毛泽东一贯予以强调的。一是人的作用，二是民族性。资本主义世代积累的物质基础是东方古国不能比拟的，但人的意志却是可以重塑的。长征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坚信人的意志的作用，延安的艰苦环境和战争中的献身精神，给经历了那一时代的人培育了崇高感和英雄主义。这种神圣精神在反复强调中演变为道德价值。它超越资本主义对物质的炫耀，从而也使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具有了自己民族特点。对人的作用和意志强调。是对统一意志和作用强调，而不是对具体人的意志和作用强调。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一大特点。
毛泽东关于民族性问题是在国际与中国关系中提出的，即在民族解放战争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斗争结合起来。民族问题，而不是阶级问题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性问题。它有具体的政治含义和历史背景：通过诉诸“民族”问题，获得共产主义内部民族自主性或者说摆脱共产国际支配，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自主权的政党。摆脱霸权控制，寻求中国独特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追求，即便是在国际共运的内部，他们也希望能保有民族的声音，而不至于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消融了自己。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民族形式”时，显然含有针对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分。这是他坚持“民族形式”、反对“全盘西化”的真正用意。
毛泽东既强调“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应该标新立异”，又强调“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这对于发展中国的民族形式是有益的，或者说，它既是开放的，又是有所保留的。但实际情况离这种理想设定十分遥远：在三十年时间里，民族观念以狭隘的方式向世界封闭，外国的东西在中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历次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几乎都可以在西方世界找到它的根据或源头。最后只剩下形式和内容最具“民族性”的“样板戏”，也实现用民族形式(京剧)表达的愿望。
应该说，对“中国化”现代性经验的揭示显然是不够的对人的意志和精神的想象与夸大，隐含的却是对人的压抑和控制的机制。对物质神话的批判和抵制，同时排斥日常生活合理性。“民族性”的强调，离开原来意义之后，加剧东西文化对立和紧张，从而使民族文化在这一时期失去与西方文化交流、对话的可能和机会，从而导致理想和信仰最后危机，新的现代性矛盾在积聚中终于爆发为街头政治(“四，五”运动)。
当历史环境发生变化，矛盾已经转化或部分地解决之后，作为经验的现代性状况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就50-70年代近30年的经验而言，如果剥离政治功利性，剥离了它对人的统治和封闭的狭隘性那里隐含的理想精神仍可视为值得珍视的历史遗产。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鲍威尔，曹沛林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2]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M]，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44
[3]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著作选读，解放军出版社1986：75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