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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宋代以前，秦汉隋唐等王朝在治国过程中，面对内外重大矛盾，固然运用怀柔的方式解决挑战与困境，但往往也采取强硬的手段来应对，诸如对付上层矛盾、将帅势力、外患威胁、民族冲突等等。而宋朝统治者治国，在面对以上重大矛盾问题时，更突出运用了怀柔的方式处理。由此，宋朝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鲜明的治国特征，其利弊成败多与此有关。
关键词 宋朝 治国 怀柔方式 内外重大矛盾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4-0074-08
中国古代王朝在治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内外各种复杂、严峻的矛盾与挑战，统治者为了生存与发展，就必然需要加以应对。但如何应对，则须符合自身的治国理念与目标，有所偏重，有所取舍，为此而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同时运用必要的方式手段，以力争获得相应的效果。可以说，秦汉隋唐等王朝在治国中采取的方式手段上，固然有怀柔或妥协的一面，但往往更注重直接而强硬的另一面。诸如面对来自上层集团、将帅势力、外患威胁、民族冲突等重大矛盾问题时，就常采取直接打击的方式。这体现了强调进取功效的理念，具有敢于冒险的精神，其特征当与中国古代前期帝制处于上升阶段相关。与以往较为明显不同的是，北宋统治者在对待以上重大矛盾问题时，虽然也采取了一些直接强硬的手段应对，但更倾向于运用怀柔的方式化解，反映了追求维稳的理念，其精神深处则是回避冒险，就此而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此当与中国传统帝制步入成熟后期有一定关系。关于“怀柔”的概念，《诗·周颂·时迈》有“怀柔百神”之语，毛诗传解释为：“怀，来；柔，安。” 颜师古注相同。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19之2，《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588页。又《礼记·中庸》云：“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52，《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30页。在此所特用其政治上的怀柔术之意，主要指温和拉拢、笼络与安抚的方式，与武力、暴力或强制性的方式相对，含有妥协、让步的用意在内。对于宋朝统治的怀柔现象，学界虽从某些方面有所关注，并分析了其表现，目前，论者对宋太祖“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及“先南后北”的论述颇多，并涉及到本文所提出的的怀柔方式，代表性成果如王育济《论“陈桥兵变”》指出：“酿造出一种文明理性的‘立国气象’，从而对唐宋之际的‘治乱分合’以及两宋政治产生了深刻而有益的影响”，《文史哲》1997年第1期；另见氏著：《宋初“先南后北”统一策略的再探讨》，《东岳论丛》1996年第1期；《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王云裳的《宋太祖任边帅“皆富于财”的怀柔政策及影响》，主要论述宋太祖对边将在经济上的优厚待遇，《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对待大理政权怀柔态度，见段玉明：《大理国的周边关系》，《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另外，从传统羁縻的角度出发观察宋与周边民族关系的研究，有郭声波：《试论宋代的羁縻州管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期；麦思明：《地域经济与羁縻制度——宋代广西左右江地区羁縻制度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但作为治国理念下的突出统治方式，加以系统而深入的论述还明显不足，故有必要予以深入探究。
一、宋初的怀柔举措及其倾向意识的奠定
北宋建立伊始，便开始探索运用怀柔的方式解决内外重大矛盾问题，历宋太祖、太宗两朝，在总结历史与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遂逐渐形成了强烈的怀柔倾向意识，由此转化为与其治国理念相匹配的重要施政方式之一。
赵匡胤称帝前，无论是出身还是资历都不突出，远非一批重量级的宿旧亲贵将帅可比肩，这种因机缘而致高位的情形，加之其沉稳的性格因素，都决定了他谨小慎微的行事风格特点。因此在“陈桥兵变”夺权过程中，赵匡胤充分运用安抚手段，严禁杀戮，不仅保全、优待后周宗室，还留用了原有宰相以下官僚队伍，从而使历来血腥动荡的政变在平稳过程中完成。故古今史家都指出：陈桥兵变具有“兵不血刃，市不易肆”佚名著、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6《卫王本末》，中华书局，2010年，第508页；现代的代表性看法见王育济：《论“陈桥兵变”》，《文史哲》1997年第1期。的特点。陈桥兵变建宋的成功，可以说是怀柔方式的一次顺利尝试，也为此后处理重大矛盾问题提供了启示与经验，即首选温和手段，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结果。随后，宋太祖君臣在应对内外矛盾、冲突时，都首先考虑使用怀柔的方式，即使不得不兵戈相见，也尽量辅之以怀柔善后。最典型的例证有：灭诸国与北伐、收兵权与削藩、处理文武关系、制约外戚与宦官以及对待周边民族政权的态度等等。
北宋建国伊始，五代遗存的各地割据政权众多，为了统一天下，必须逐一加以消灭，为此确定了先南后北的方略，即先征服内地，然后收复燕云。在实施过程中，统治者一方面在用兵时尽可能减少杀戮活动，另一方面则运用怀柔方式解决善后问题。如：在以武力征服后蜀政权后，主帅王全斌等一批将领虽然完成军事任务，在以往可被视为功臣，但因带头并纵容部下抢掠而遭到贬官严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8，中华书局，2004年，乾德五年春正月，第187页。在对坚持顽抗的南唐用兵之前，宋太祖汲取灭蜀的教训，慎重地挑选了以稳重出名的曹彬为主帅，不仅告诫尽量避免杀戮，还特别赋予可斩杀副将以下的尚方宝剑，因此在兵入建康城之际，市井所受破坏影响有限；《长编》卷15，开宝七年十月，第324页。对待割据两浙的钱氏势力，宋廷不遗余力笼络，既利用其协助打击南唐，又通过怀柔的方式竭力拉拢。到宋太宗时，仍然是以利诱加压力的办法促使其最终走向主动归顺。《宋史》卷480《吴越钱氏·钱俶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3899～13904页。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不仅对所推翻的后周皇室优礼有加，而且在灭诸国后继续采取不同于以往“灭国毁祀”的传统做法，对所有亡国君王及其宗族、大臣都加以安抚，将其迁居京城开封，给予各种名义上与物质上的待遇，令其终老而死。《宋史》卷119《宾礼四》，第2796～2799页；《宋史》卷478《南唐李氏》、卷479《西蜀孟氏》、卷480《吴越钱氏》、卷481《南汉刘氏》、卷482《北汉刘氏》、卷483《湖南周氏、荆南高氏、漳泉陈氏》，第13853～13966页。这既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宽容气度，其实更是通过怀柔方式缓解新征服地区势力的最佳选择。 关于收复契丹控制的燕云十六州地区的问题，宋太祖最初考虑过优先采用经济赎买的方式，其次才是运用武力手段解决，宋太祖曾设立封桩库，储积金帛，并告诉近臣：此库金帛是专用于向辽朝赎买燕云地区，如果遭到的拒绝，再以此项经费支持武力收复行动。有关记载见于《长编》卷19，太平兴国三年十月乙亥，第436页。这当然还是想发挥怀柔方式的功效。但由于燕云关系契丹的重大战略利益，因此辽朝不可能接受，并继续支持北汉傀儡政权，故彼此依然存在冲突。不过，宋太祖后期已尝试缓和与辽的紧张关系。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13～15页。开宝七年（974年），宋主动遣使“请和”，辽也派地方官“与宋议和”。脱脱：《辽史》卷8《景宗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94页。此后，宋辽使臣往来逐渐频繁，还互致国书、礼物，双方关系一度缓和。《长编》卷16，开宝八年三月己亥、七月庚辰、八月壬戌，第337、343、344页；《宋史》卷3《太祖纪三》，第44～46页；《辽》卷8《景宗纪上》，第94～95页。参见傅乐焕：《宋辽交聘表稿》，氏著：《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第181～182页。宋太祖此举还对后世产生了示范作用，曹彬就曾对真宗言及对辽关系时说：“太祖英武定天下，犹委孙全兴经营和好。”《长编》卷44，咸平二年五月乙巳，第945页。当时的官员朱台符也在上奏中提出“今若垂天覆之仁，假来王之便，必欢悦慕义，遣使朝贡，因与之尽弃前恶，复寻旧盟，利以货财，许以关市，如太祖故事，结之以恩，彼必思之。两国既和，则无北顾之忧。”《长编》卷44，咸平二年三月，第932页。宋太宗即位后，在招抚手段无效的情况下，以武力征服北汉。随之，宋太宗先后两次发动收燕云的战争，但皆以失败告终。从此，宋廷对辽采取守势，放弃了主动进攻的战略。
在实施统一天下行动的同时，宋朝统治者更在思考如何恢复统治秩序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宋太祖君臣探讨以往长期动乱的核心症结时，一致认为是臣强君弱所致，其祸根则是武力因素超强干预政治的结果。《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条（第49页）记载：宋太祖云：“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答道：“此非它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 如宋人总结：“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范浚：《香溪集》卷8《五代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0册，第71页。于是，收兵权成为强化君主集权的关键举措，而收兵权又首先是收夺功臣将帅的兵权。前朝历史上收夺功臣兵权常常是伴随血腥杀戮，最典型的莫过于汉初残杀韩信、英布等将帅的例子。至于后世明太祖朱元璋滥杀功臣的现象，更是惨绝无比。但宋太祖却是耗费心机运用怀柔方式，“杯酒释兵权”其实便是通过赎买的办法，即给予功臣将帅及其家族优厚的经济待遇，换取他们握有的禁军权力。《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庚午，第49～50页。这种处理方式无疑减少了因暴力剥夺而带来的严重震荡后果，对稳定新生政权发挥了颇大的积极作用。事实上，为了顺利推动“杯酒释兵权”举措的进行，宋太祖还采取了与功臣将帅联姻的办法，就此形成了宋朝皇室与武将通婚的传统，陈峰：《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现象探析》，《文史哲》2004年第3期。从而进一步化解了彼此的矛盾。随之，宋太祖又在对藩镇势力实施削藩的过程中，除了武力镇压个别对抗者外，继续主要采取怀柔的方式加以解决，如先利用一些旧藩镇年老、生病、故去以及犯法等机会，解除其节度使之衔，并终止其后嗣继任。开宝二年（969年），再通过类似“杯酒释兵权”的“后苑之宴”，集中解除了一批旧藩镇的节钺，安排他们到位高无权的虚职上，《长编》卷10，开宝二年十月己亥，第233页。“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镇大臣，一日而列于环卫，皆俯伏骇汗”。陈傅良：《历代兵制》卷8《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63册，477页。并参见陈峰：《宋太祖朝节度使类别及其转型述论》，《河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宋太宗即位后，继续采取以上方式方法收兵权与削藩，长期困扰中央的将帅拥兵自重与藩镇割据的局面遂告终结。
对于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存在的文武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宋太祖采取了调整与调和的思路，一方面对过于强势的武臣予以压制，对处于弱势的文臣有意识地加以扶持和保护。如在中央重用赵普为首的文官大臣，排除将帅对决策的干扰，同时不断派出文官到各地任职，陆续取代原来藩镇手下的爪牙。赵匡胤对此的理解是：“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长编》卷13，开宝五年是岁条，第293页。另一方面，宋太祖不仅不杀文官大臣，更在太庙之中立碑，即所谓著名的“誓碑”，告诫后世继承者勿杀文臣士大夫与言官，或曰：不杀大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丁亥，中华书局，2013年，第128页。有关誓碑的研究成果颇多，刘浦江的《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文史》2010年第3辑）则有总结性论述，均肯定了誓碑及其内容的真实性。实际上也包含了武臣将帅，这便与以往帝王随意诛杀大臣形成鲜明对比，也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怀柔意义。于是，后周宰相范质等一批大臣不仅没有受戮，还得到留用，而失宠的臣僚大都以赋闲的办法安置于地方，即使如盘踞定州多年的节度使孙行友心怀不满，“乃缮治甲兵，将弃其孥，还据山寨以叛”，宋太祖仅以废黜其节钺的办法处理。《长编》卷2，建隆二年八月己酉，第52页；《宋史》卷二五三《孙行友传》，第8873页。宋太宗在这方面的所为更为显著，不仅宽恕犯罪的文官士大夫，如赵普第二次为相后打击政敌卢多逊，将其与赵廷美谋乱之事相联系，告其与秦王交结，但卢最终只是被削夺官爵，“并家属流崖州”，并未被诛杀，这不能不说是宋太宗的宽大处置。《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四月，第516～517页。参见张其凡：《赵普评传》，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211～213页。并且赵光义对不杀大臣的誓约无限放大，即使是败军将帅也一律免死，北伐失败的将帅如此，更有对临阵逃脱导致君子馆之战全军覆没的大将李继隆也不予严惩的典型例证。《长编》卷27，雍熙三年十二月，第625页。参见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314页。 对以往曾长期困扰影响朝政、甚至颠覆王朝的外戚、宦官问题，宋初两代统治者也通过制度建设，既给予其各种待遇，特别是对外戚给予名位与经济上优待，又杜绝了其干政的门径。从而开创了一种制约外戚与宦官的政治传统，基本为后嗣所继承。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0～333页。
宋神宗朝，朝臣张方平在回答关于“祖宗御戎之要”的问题时曾指出：“太祖不勤远略，如灵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许之世袭。”《宋史》卷318《张方平传》，第10357页。也就是说，实际上不止对于西部、北部边疆如此，在对待南疆周边的既有政权上，宋太祖君臣也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同样采取怀柔的方式处理彼此的关系，最突出的莫过于对大理国的态度。宋师消灭后蜀之后，对于是否继续征讨西南的大理的问题，宋史上有“宋挥玉斧”的说法，即宋太祖对着地图，挥着玉斧指大渡河以外不再用兵。《宋史》卷353《宇文常传》，第11149页；周煇：《清波别志》卷上“黎州”条引《西南备边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121页。并参见前引段玉明论文、尤中：《“宋挥玉斧”新解》（《思想战线》1985年第6期）等。此即默认大理国的存在，也就是采取怀柔的态度对待此前曾处于中央控制之下的这一地区。宋太宗一度利用交趾内乱的机会，试图出兵征服这一地区，但在兵败之后，则转而采取怀柔的态度保持与其政权的关系。《宋史》卷488《外国四·交趾》，第14058～14059页。
历经宋太祖、太宗两朝，怀柔方式在统治过程中被不断运用，遂就此形成明显的倾向意识，并对后嗣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北宋中叶以后对怀柔方式的继承与发挥
宋真宗作为深宫中成长的守成君主，原本就缺乏开创精神，又深受宋太宗后期保守的政治氛围熏陶，故登基后对开国以来的大政方针基本都加以沿袭，其中对治国中的怀柔方式不仅抱有依赖感，而且更进一步加以深化，以应对内外各种复杂重大的问题。特别是在边防上更是如此，即使遭遇碰壁，但已视之为祖宗之法的重要内容，自觉、不自觉或主动、被动地加以沿袭并发挥。如宋真宗在答复陈彭年的话中宣称：“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实二后垂裕之所致也”。《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辛酉，第1798～1799页。
从第三代的宋真宗朝起，直至靖康之日亡国，宋统治集团面临的内外重大问题既有之前延续而来者，也有发生或多或少变化者，也有异常困扰的新旧交织的矛盾，其中边患问题又尤其突出。可以说，宋廷通常首选的解决方式仍然是怀柔，实际上也是妥协，其次才不得不考虑使用武力或其他的强制方式。
从对外来说，来自北方契丹及西部的党项势力是宋朝治国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宋真宗统治集团在对方军事进攻下，不得不加以抵抗，但始终不放弃使用怀柔的方式。“澶渊之盟”的最终订立，既是宋与最大对手辽朝的妥协，也属于一种怀柔方式应对的产物。随之，再招抚了西夏新首领李德明。宋朝与辽、夏议和后，调整了军事部署，裁减了前线驻军，减免了对地方的征调。其中在对辽前线， “罢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都部署为一”，“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缘边三之一”，“放河北诸州强壮归农，令有司市耕牛给之”。《宋史》卷7《真宗纪二》，第127页。在西北前线，“缘边屯戍量留步兵，余悉分屯河中府、鄜州、永兴军，以就刍粟。”《长编》卷64，景德三年十月辛巳，第1429页。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宋真宗还下诏将前线原敌对性的地名改为通好之意的名称，如威虏军改为广信军，破虏军改为信安军，定羌军改为保德军等等。《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第1301页。与辽、夏议和的完成，使宋廷自认为化解了边防上的长期困境。从此，直到宋徽宗时期与辽朝反目为止，宋辽基本上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关系。而宋与西夏的君臣关系，也保持了二十多年，直到元昊称帝后双方才再度交战。但“庆历和议”的签订，仍是宋统治者再度运用怀柔方式缓解彼此关系的体现。此后，宋夏之间虽时战时和，不过怀柔的主张还有很大的影响，如元祐年间，宋廷对西夏“专务安静”，主动守边者受到压制，正如当时一位官员所指出：元祐初以来，薄军功之赏，“务以息邀功之士”。《长编》卷443，元祐五年六月辛丑，第10657页。至于西北吐蕃势力，宋廷基本采取笼络的态度，封赏官爵、赏赐财物，保持较为稳定的关系，以制衡西夏。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6～309页。
北宋南疆地区虽然没有重大的威胁，但各种复杂的势力却长期存在，并在某些时期构成一定的挑战和危机，宋廷对此总体上采取怀柔的方式应对，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兵解决危机。其中对待南方的大理政权，宋廷延续宋初的不加干涉的态度，保持着经济文化交往。当交趾李朝建立后，内部一度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宋真宗拒绝了乘机出兵的建议，认为：“祖宗开疆如此其大，慎守而已，安用劳民，以贪无用之土乎？”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7，中华书局，2006年，景德三年六月，第144页。景德四年，宋廷还接受李朝的朝贡，授予对方旌节，以怀柔态度对待。《长编》卷66，景德四年七月辛巳，第1475页。此后，虽发生过交趾北部地方官员或部族势力骚扰的事件，宋仁宗基本采取安抚的办法处理。《宋史》卷488《外国四·交趾传》，第14067～14068页。当交趾地方势力侬智高发起叛乱，不断请求归顺宋朝之时，宋仁宗不愿恶化与交趾的既有关系，一再加以拒绝，因此最终酿成侬智高北上攻击两广的乱局。宋廷不惜遭受侬智高进攻并劳师镇压，其实正是希望保持对交趾怀柔政策的一贯性。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3，中华书局，1989年，第256～264页。熙宁年间，交趾因与宋关系恶化而大举侵略。宋神宗派军南征，在大败交趾军、兵临其都城的情况下，宋军还是班师返回，仅获得对方献出的边界五州疆土。到元丰时期，在交趾的一再要求下，宋廷最终又归还五州土地。《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35至40，第7731～7733页；《涑水记闻》卷13，第248～249页；《宋史》卷488《外国四·交趾传》，第14069～14070页。 对唐朝时期曾经一度臣服过的高丽，宋廷因担心辽朝猜忌的缘故采取低调的官方交往，而长期保持与其频繁的民间层面的交流。宋神宗时期，加强了与高丽的官方往来，接待高丽使团甚至造成不小的经济负担，所谓“待高丽之礼特厚”，参见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李立：《宋朝与高丽的外文关系》，《城市研究》1995年第5期；吴玉亚、包伟民：《变动社会中的外交模式——从宋廷对高丽使臣接待制度看宋丽关系之流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第141～148页。也同样属于怀柔对待外藩的性质。
从对内而言，宋真宗以来的统治者为了稳定统治，同样大肆运用怀柔方式处理各种矛盾及问题。在稳定统治上层方面，首先依照“崇文抑武”的方针处理文武关系，对文官士大夫在各方面给予重用，如北宋中叶人所云：“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故于文士观其所长，随其才而任之，使其所能，则不能者止。”蔡襄：《上英宗国论要目十二事》，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标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14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95页。范祖禹认为：“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以尧舜为师法，待儒臣以宾友。”范祖禹：《帝学》卷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6册，第765页。宋高宗也承认：“祖宗涵养士类垂二百年，教以礼乐，风以诗书，班爵以贵之，制禄以富之，于士无负。”李纲：《梁溪集》卷34《戒励士风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5册，第802页。而对武将采取“厚其禄而薄其礼”之术，也就是对武将虽在权威与礼仪上予以压制，在物质待遇上却给予优容、优待，如拥有节度使头衔的武臣，其俸禄甚至高于宰相，观察使级武臣的俸禄与参知政事相等。《宋史》卷171《职官志一一》，第4101、4103页。而皇室则继续保持与武将联姻的传统。
在控制军队方面，从宋太宗后期即开始尝试用文臣参与统军，到北宋中叶，“以文驭武”制度定型，不仅最高军事决策机要机构枢密院由文臣掌控，并且无论是出征作战还是镇守地方，也基本由文官担任主帅，武将出任副职。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107～146、194～250页。这种相互牵制的机制，虽然不断暴露效率低下的结果，但却一直得到贯彻，其实也是一种另外意义上的怀柔性的控制军权举措。
宋太祖誓碑誓约的精神，在北宋中后期奉行不悖，此类例证不胜枚举。文臣即使参与了皇位争夺这类历来不被帝王容忍的大事，也不过受到贬官流放的惩处。如宋真宗即位后，除了将曾反对自己继承帝位的宦官王继恩贬为右监门卫将军，监管均州外，对参与此事的参知政事李昌龄仅贬为忠武军司马，知制诰胡旦被除名流放浔州，其余一概不问。《长编》卷41，至道三年五月甲戌，第865～866页。宋仁宗在位期间，范仲淹因与西夏元昊私下通信，宋廷获悉后虽有大臣提出斩杀的建议，最终却只是予以贬责。《宋史》卷314《范仲淹传》，第10271页。甚至于宋钦宗即位后，对祸国殃民、引起公愤的蔡京、童贯等一批前朝大臣，也没有挥舞斧钺，仅贬官流放。《宋史》卷200《刑法二》，第5000～5001页。而对于败军之将，宋统治者继续予以宽容，如宋真宗朝造成御辽防线溃败的大帅傅潜，即使朝臣一致要求诉诸刑典，却不过暂时免官流放，以后又恢复官爵。《宋史》卷279《傅潜传》，第9473～9474页。败军之将王超、王荣之流，也都是暂时加以贬降。《宋史》卷278《王超传》，第9465页；《长编》卷47，咸平三年十月丙辰，第1029页；《宋史》卷280《王荣传》，第9500页。并参见拙著《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第317页。宋仁宗朝，对夏作战失败被俘的大将石元孙，因一时下落不明而被赠官优抚，庆历和议后被送回，宋廷也不过是将其监管地方而言。《宋史》卷250《石元孙传》，第8814～8815页；曾巩著、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19《石元孙传》，中华书局，2012年，第563页；何冠环：《败军之将刘平——兼论宋代的儒将》，氏著：《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8年，第317～318页。至于宋徽宗朝刘延庆之类临阵逃脱的主将，也无刀斧之虞。《宋史》卷22《徽宗纪四》，第410～411页；卷357《刘延庆传》，第11237页。可以说，宋朝对罪大恶极的官僚与无能的败军将帅的宽纵，已将怀柔术用到过头的地步。因此，其虽消极影响极大，不过从缓和上层矛盾的角度看，的确满足了其设计的目的。
北宋时期，下层反抗的现象不绝于史，特别是北宋中叶以后，农民及士兵的造反活动日益增加。宋廷对其中突出者固然武力镇压，但也不放弃招安，对一般的“盗贼”常采用招安手法应付，北宋后期更频繁地下诏招安。如咸平三年（1000年），宋真宗曾遣使招抚西川造反首领王均，诏书有“如能递相劝率，效顺革心，当赐生全，别加录用”之语。《宋大诏令集》卷217《遣使谕王均等诏》，中华书局，1962年，第827页。何竹淇编纂的《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何竹淇编：《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年。辑录宋代各类武装造反活动433次（其中北宋203次），其中就有不少招安的事例。于是，宋人张知甫《可书》称：“故谚云：若要富，守定行在卖酒醋。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张知甫：《可书》“绍兴谚”条，中华书局，2002年，第417页。北宋统治者的招安政策，其实也属于解决下层激烈矛盾的一种怀柔方式，这恰与前代通常采取的武力镇压方式形成对比，有助于缓和下层矛盾，具有某种降低社会冲突的效果。
通览南宋历史，不难发现建立在废墟之上的南宋朝廷，其统治区域与国力较之于以往已大为缩小，先后来自北方的金朝与蒙元始终对其构成强大的军事威胁，统治集团中的主和派长期主导朝政，不敢也无力恢复中原，而满足于偏安江左，故在内政外交上更倾向于用怀柔的方式应对重大挑战。 在对外方面，经历靖康之难剧烈打击后登基的宋高宗，信心完全丧失，在精神上延续并进一步加剧了对武力方式应对冲突的怀疑与抵触，君臣主政集团遂倡导主和的理念，全力应对金朝的进攻与威胁，以满足于偏安江南的局面，至于大理、安南等其他外部政权，则维持既有的关系。他们只有在遭遇女真军队进攻时，才不得不选择战争手段加以抵抗，因而抗战主张受到压制，宋高宗君臣甚至不惜借杀害岳飞之举，压制主战派力量，促成与金朝的“绍兴和议”。这种屈辱求和的路线，其根源固然是传统的怀柔方式作祟，但却过度发挥，并已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怀柔的底线。不过，南宋统治集团仍以延续怀柔之策为借口，用宋高宗赞扬秦桧的话说，就是“尽辟异议，决策和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0，绍兴十九年九月戊申，第3030页。秦桧死后，宋高宗还坚持认为：“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预有力，今日尤宜协心一意，休兵息民，确守无变，以为宗社无穷之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0，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乙未，第3244～3245页。可以说，“休兵息民”又成为其怀柔议和的理由，宋理宗因此评说道：“高宗畏天爱民，真可为法。”佚名：《宋史全文》卷31《宋理宗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58页。其后，惟有在宋孝宗、宁宗朝，抗战主张曾一度冲击过传统的主和意识，并有过两次主动北伐行动，不过北伐既短暂，又告失败，主和派再度恢复主政地位，于是先后出现“隆庆和议”、“嘉定和议”。如开禧北伐结束后，宋宁宗对大臣说道：“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6，嘉定十七年闰八月丁酉，中华书局，1995年，第303页。说明统治者及朝廷主流意识对主和路线的奉行不悖。南宋末年，统治者面对空前强大的蒙古军的猛烈进攻，更难以应对，只能一面抵抗，一面继续寻求议和的解决之道。当元朝大军终于兵临城下之际，宋廷仍寄希望于议和，最终因遭到拒绝而亡国。
在对内方面，南宋统治者大致延续了北宋的传统，在处理内部重大矛盾问题时依旧倾向怀柔方式。诸如对上层集团特别是文官士大夫的宠遇、继续保持皇室与武将联姻的传统、对军队将领的优厚待遇、对造反农民采取镇压与招安并用的手段等等，而在遵循宋太祖不杀大臣方面，除了残害岳飞父子之外，一般也能得到沿袭。即使在权臣史弥远专权期间，对敢于提出异议的反对者，通常只能采取贬责的手段予以打击，却无法公开杀戮。如真德秀等官员多次为秀王鸣冤，抨击朝政弊端，最终不过是遭到贬谪的结果。贾似道专权后，为了减轻舆论的压力，对士大夫及太学生竭力拉拢，所谓“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又加太学餐钱，宽科场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断绝，威福肆行”。《宋史》卷474《奸臣四·贾似道传》，第13784页。这也都从侧面反映出怀柔方式在南宋沿用的事实。
三、宋朝怀柔治国方式的根源及影响
宋王朝在治国的过程中，倾向运用怀柔方式处理内外矛盾，固然彰显出其相对保守的政治色彩，更体现了追求统治稳定为要义的治国理念。其根源既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关，也与自身发展历程中的探索有关。
宋朝开国君臣充分汲取前代王朝暴政亡国的教训，特别是唐末五代乱世的前车之鉴，自始至终强调防弊，注重秩序稳定与长治久安，因此施政举措皆围绕此宗旨而行，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长编》卷17，开宝九年十月乙卯，第382页。在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更将注意力转向内部，以维持稳定为核心的内部建设成为国家的发展路线。漆侠：《宋太宗与守内虚外》，田余庆主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1～170页。从此，这一路线被后嗣君臣所继承，并被视为祖宗之法的主要内容而长期贯彻执行。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这正是其怀柔方式盛行的大的背景根源，即为了稳定的目的，竭力缓和矛盾，减少冲突，即使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以及牺牲功效，也在所不惜。
在收兵权举措与崇文抑武方针的影响下，崇尚武力的军功集团在宋初便逐渐消亡，以科举出身为背景的文官士大夫迅速成为统治集团的主体力量。宋朝以儒家思想文化为背景的科举文官集团长期执政，武将群体受到压制，这就极大地制约了尚武力量及其方式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从而导致统治集团内军功观念意识的弱化，历史上盛行的“出将入相”现象也消失殆尽。因此，国家政治的走向受到深刻的影响，即摆脱了以往积极进取、强国暴政及盛世开疆的思路，转而推崇内向性的发展、建设。陈峰：《宋代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这便造就了宋廷政治长期所具有的保守特点，提倡文治，惧怕内外冲突，而抵触武力与强硬路线，遂进一步巩固并加剧了维稳的意识倾向。
宋开国后，基于教化臣民的需要，致力于提倡儒家思想文化。宋仁宗朝以降，讲求“义理”的宋学（特别是其中的理学）兴起，儒家注重君臣关系的秩序认识，讲求仁政、中庸与反对暴政的政治思想，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强调以三纲五常为主的伦理道德观，邓广铭：《略谈宋学》，邓广铭、徐规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5页；陈来：《宋明理学》，三联书店，2011年。这些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宋朝的统治思想之中，虽然不可能都获得实现，许多内容还常常成为虚伪的遮羞布，但却无疑推动了国家发展及价值评判的趋向。就政治理想而言，主流宋儒们追求的是三代“圣王”之道，而非秦汉以降的“霸道”。如有学者指出：“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们都同有超越汉、唐，复归‘三代’的明显倾向。”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第191～194页。苏轼即反映：当今士大夫，“仕者莫不谈王道，述礼乐，皆欲复三代，追尧舜”。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48《应制举上两制书》，中华书局，1986年，第1392页。宰相王安石劝告宋神宗不必效仿汉唐盛世，而应“修先王之政”；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1《上皇帝万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页。理学家二程批评周代以下已无圣王，“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朱熹编：《二程遗书》卷1《端伯传师说》，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页。朱熹则认为自尧舜至周公是内圣与外王合一的理想时代，他还在与对立派关于王霸义利的争辩中，将汉、唐与尧舜、三代剥离开来，反对把汉唐与先王时代“合而为一”。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6《答陈同甫》（第八书），四部丛刊初编本，第580～581页。而真德秀等南宋理学家的也同样继承与发挥。欧阳修、范祖禹等史家则通过修史，批判汉唐黩武追求，如他们虽承认唐太宗的功业超越以往许多帝王，但对其征伐活动却予以谴责。欧阳修：《新唐书》卷2《太宗纪》“赞曰”，中华书局，1975年，第48～49页；范祖禹：《唐鉴》卷3《太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4～85页。至于一些民间士大夫阐述《春秋》大义，提倡尊王攘夷，特别是如陈亮等南宋士人倡导效法“汉唐”，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有关陈亮的激进思想，参见邓广铭：《陈龙川传》，三联书店，2007年。但这些激进的思想处于非主流的地位，未能被朝廷所接受。总之，这些都从理论上支持了以维护内部稳定为目的怀柔方式的推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宋中叶以来的经筵制度下，帝王深受文治与儒学思想的影响，不仅文官士大夫代表了主流意识，高踞政治舞台前列，并且君臣也在价值观与施政的理念上更为契合。如范祖禹所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年，以尧舜为师法，待儒臣以宾友。”《帝学》卷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6册，第765（B）页。宋钦宗也认为：“祖宗涵养士类垂二百年，教以礼乐，风以诗书，班爵以贵之，制禄以富之，于士无负。”李纲：《梁溪集》卷34《戒励士风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5册，第802页。宋理宗更在经筵上表态要遵守祖宗仁义立国的家法，“祖宗以仁立国，朕当以仁守之。”《宋史全文》卷31《宋理宗一》，第2134页。儒学中原本存在的王霸、义利倾向的对立，被宋儒进一步发挥，这对怀柔方式的延伸与扩大，自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潜移默化地对统治集团处理内外矛盾的方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宋王朝收入中，货币在税收中的比重日益加大，其中商税和专卖的收入逐渐超过农业收入。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688～694页。而这种变化对宋朝统治者的决策，无形中产生了影响，即计算成本的意识增强。早在宋太祖收复燕云的问题上已有经济赎买的考虑，自不待言。北宋中叶，朝臣富弼指出：宋真宗为对付辽朝进攻，“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富弼：《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宋朝诸臣奏议》卷135，第1501页。说明宋执政者在计算得失的思考下，着手以怀柔性的经济手段应对边患，并认为是合理与合算的。宋廷给文武官僚、外戚的优厚待遇，自然是以经济方式化解与上层矛盾的重要途径，不免与商品经济对观念的渗透有关。至于应付下层造反时，也愿意考虑以招安应对，同样具有考虑降低成本的用意。就此而言，与直接强硬对付相比，这些都属于怀柔方式的范畴。
宋朝统治者在治国中使用怀柔方式的倾向，对处理内外重大问题带来了特有的效果，这便是内部的冲突与矛盾相对缓和，皇权与中央集权相对稳定，统治的稳定期也相对较长；但保守有余而开拓不足，国家机器的效率相对低下，尤其是边患严重，其治世不免于文明“高”而格局狭小的结局。北宋中叶人程颐指出：“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河南程氏遗书》卷15《入关语录》，《二程集》，第159页。此话赞颂了宋朝超越三代以下各朝的时代特征，属于正面肯定怀柔方式的意思，其实背后也隐含着自身无力解决边患的无奈。值得玩味的是，南宋时孝宗皇帝曾对一味容忍文武官僚失职的传统深表不满，愤懑道：“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者，大将而败军师者，皆未尝诛戮之。”却因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不得不表示收回原话以示妥协，才平息了臣僚的不满。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3《孝宗论用人择相》，中华书局，2000年，第545～546页；《宋史》卷396《史浩传》，第12068页。并见前引刘浦江论文。
诚所谓：矫枉过正，一利必有一弊。宋朝对怀柔方式的过分重视，也带来了相应的积弊，并相沿至南宋亡国。如南宋学者吕祖谦沉痛地指出：本朝“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宋史》卷434《吕祖谦传》，第12874页。宋人又总结道：“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1《国势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86册，194页。元代人修宋史时则评价道：“宋恃文教而略武卫。”《宋史》卷493《蛮夷一·序》，第14171页。都在肯定宋朝成就的同时，多少点出了其一味以稳定为目的的怀柔方式的弊端。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关键词 宋朝 治国 怀柔方式 内外重大矛盾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4-0074-08
中国古代王朝在治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内外各种复杂、严峻的矛盾与挑战，统治者为了生存与发展，就必然需要加以应对。但如何应对，则须符合自身的治国理念与目标，有所偏重，有所取舍，为此而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同时运用必要的方式手段，以力争获得相应的效果。可以说，秦汉隋唐等王朝在治国中采取的方式手段上，固然有怀柔或妥协的一面，但往往更注重直接而强硬的另一面。诸如面对来自上层集团、将帅势力、外患威胁、民族冲突等重大矛盾问题时，就常采取直接打击的方式。这体现了强调进取功效的理念，具有敢于冒险的精神，其特征当与中国古代前期帝制处于上升阶段相关。与以往较为明显不同的是，北宋统治者在对待以上重大矛盾问题时，虽然也采取了一些直接强硬的手段应对，但更倾向于运用怀柔的方式化解，反映了追求维稳的理念，其精神深处则是回避冒险，就此而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此当与中国传统帝制步入成熟后期有一定关系。关于“怀柔”的概念，《诗·周颂·时迈》有“怀柔百神”之语，毛诗传解释为：“怀，来；柔，安。” 颜师古注相同。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19之2，《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588页。又《礼记·中庸》云：“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52，《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30页。在此所特用其政治上的怀柔术之意，主要指温和拉拢、笼络与安抚的方式，与武力、暴力或强制性的方式相对，含有妥协、让步的用意在内。对于宋朝统治的怀柔现象，学界虽从某些方面有所关注，并分析了其表现，目前，论者对宋太祖“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及“先南后北”的论述颇多，并涉及到本文所提出的的怀柔方式，代表性成果如王育济《论“陈桥兵变”》指出：“酿造出一种文明理性的‘立国气象’，从而对唐宋之际的‘治乱分合’以及两宋政治产生了深刻而有益的影响”，《文史哲》1997年第1期；另见氏著：《宋初“先南后北”统一策略的再探讨》，《东岳论丛》1996年第1期；《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王云裳的《宋太祖任边帅“皆富于财”的怀柔政策及影响》，主要论述宋太祖对边将在经济上的优厚待遇，《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对待大理政权怀柔态度，见段玉明：《大理国的周边关系》，《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另外，从传统羁縻的角度出发观察宋与周边民族关系的研究，有郭声波：《试论宋代的羁縻州管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期；麦思明：《地域经济与羁縻制度——宋代广西左右江地区羁縻制度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但作为治国理念下的突出统治方式，加以系统而深入的论述还明显不足，故有必要予以深入探究。
一、宋初的怀柔举措及其倾向意识的奠定
北宋建立伊始，便开始探索运用怀柔的方式解决内外重大矛盾问题，历宋太祖、太宗两朝，在总结历史与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遂逐渐形成了强烈的怀柔倾向意识，由此转化为与其治国理念相匹配的重要施政方式之一。
赵匡胤称帝前，无论是出身还是资历都不突出，远非一批重量级的宿旧亲贵将帅可比肩，这种因机缘而致高位的情形，加之其沉稳的性格因素，都决定了他谨小慎微的行事风格特点。因此在“陈桥兵变”夺权过程中，赵匡胤充分运用安抚手段，严禁杀戮，不仅保全、优待后周宗室，还留用了原有宰相以下官僚队伍，从而使历来血腥动荡的政变在平稳过程中完成。故古今史家都指出：陈桥兵变具有“兵不血刃，市不易肆”佚名著、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6《卫王本末》，中华书局，2010年，第508页；现代的代表性看法见王育济：《论“陈桥兵变”》，《文史哲》1997年第1期。的特点。陈桥兵变建宋的成功，可以说是怀柔方式的一次顺利尝试，也为此后处理重大矛盾问题提供了启示与经验，即首选温和手段，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结果。随后，宋太祖君臣在应对内外矛盾、冲突时，都首先考虑使用怀柔的方式，即使不得不兵戈相见，也尽量辅之以怀柔善后。最典型的例证有：灭诸国与北伐、收兵权与削藩、处理文武关系、制约外戚与宦官以及对待周边民族政权的态度等等。
北宋建国伊始，五代遗存的各地割据政权众多，为了统一天下，必须逐一加以消灭，为此确定了先南后北的方略，即先征服内地，然后收复燕云。在实施过程中，统治者一方面在用兵时尽可能减少杀戮活动，另一方面则运用怀柔方式解决善后问题。如：在以武力征服后蜀政权后，主帅王全斌等一批将领虽然完成军事任务，在以往可被视为功臣，但因带头并纵容部下抢掠而遭到贬官严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8，中华书局，2004年，乾德五年春正月，第187页。在对坚持顽抗的南唐用兵之前，宋太祖汲取灭蜀的教训，慎重地挑选了以稳重出名的曹彬为主帅，不仅告诫尽量避免杀戮，还特别赋予可斩杀副将以下的尚方宝剑，因此在兵入建康城之际，市井所受破坏影响有限；《长编》卷15，开宝七年十月，第324页。对待割据两浙的钱氏势力，宋廷不遗余力笼络，既利用其协助打击南唐，又通过怀柔的方式竭力拉拢。到宋太宗时，仍然是以利诱加压力的办法促使其最终走向主动归顺。《宋史》卷480《吴越钱氏·钱俶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3899～13904页。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不仅对所推翻的后周皇室优礼有加，而且在灭诸国后继续采取不同于以往“灭国毁祀”的传统做法，对所有亡国君王及其宗族、大臣都加以安抚，将其迁居京城开封，给予各种名义上与物质上的待遇，令其终老而死。《宋史》卷119《宾礼四》，第2796～2799页；《宋史》卷478《南唐李氏》、卷479《西蜀孟氏》、卷480《吴越钱氏》、卷481《南汉刘氏》、卷482《北汉刘氏》、卷483《湖南周氏、荆南高氏、漳泉陈氏》，第13853～13966页。这既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宽容气度，其实更是通过怀柔方式缓解新征服地区势力的最佳选择。 关于收复契丹控制的燕云十六州地区的问题，宋太祖最初考虑过优先采用经济赎买的方式，其次才是运用武力手段解决，宋太祖曾设立封桩库，储积金帛，并告诉近臣：此库金帛是专用于向辽朝赎买燕云地区，如果遭到的拒绝，再以此项经费支持武力收复行动。有关记载见于《长编》卷19，太平兴国三年十月乙亥，第436页。这当然还是想发挥怀柔方式的功效。但由于燕云关系契丹的重大战略利益，因此辽朝不可能接受，并继续支持北汉傀儡政权，故彼此依然存在冲突。不过，宋太祖后期已尝试缓和与辽的紧张关系。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13～15页。开宝七年（974年），宋主动遣使“请和”，辽也派地方官“与宋议和”。脱脱：《辽史》卷8《景宗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94页。此后，宋辽使臣往来逐渐频繁，还互致国书、礼物，双方关系一度缓和。《长编》卷16，开宝八年三月己亥、七月庚辰、八月壬戌，第337、343、344页；《宋史》卷3《太祖纪三》，第44～46页；《辽》卷8《景宗纪上》，第94～95页。参见傅乐焕：《宋辽交聘表稿》，氏著：《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第181～182页。宋太祖此举还对后世产生了示范作用，曹彬就曾对真宗言及对辽关系时说：“太祖英武定天下，犹委孙全兴经营和好。”《长编》卷44，咸平二年五月乙巳，第945页。当时的官员朱台符也在上奏中提出“今若垂天覆之仁，假来王之便，必欢悦慕义，遣使朝贡，因与之尽弃前恶，复寻旧盟，利以货财，许以关市，如太祖故事，结之以恩，彼必思之。两国既和，则无北顾之忧。”《长编》卷44，咸平二年三月，第932页。宋太宗即位后，在招抚手段无效的情况下，以武力征服北汉。随之，宋太宗先后两次发动收燕云的战争，但皆以失败告终。从此，宋廷对辽采取守势，放弃了主动进攻的战略。
在实施统一天下行动的同时，宋朝统治者更在思考如何恢复统治秩序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宋太祖君臣探讨以往长期动乱的核心症结时，一致认为是臣强君弱所致，其祸根则是武力因素超强干预政治的结果。《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条（第49页）记载：宋太祖云：“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答道：“此非它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 如宋人总结：“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范浚：《香溪集》卷8《五代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0册，第71页。于是，收兵权成为强化君主集权的关键举措，而收兵权又首先是收夺功臣将帅的兵权。前朝历史上收夺功臣兵权常常是伴随血腥杀戮，最典型的莫过于汉初残杀韩信、英布等将帅的例子。至于后世明太祖朱元璋滥杀功臣的现象，更是惨绝无比。但宋太祖却是耗费心机运用怀柔方式，“杯酒释兵权”其实便是通过赎买的办法，即给予功臣将帅及其家族优厚的经济待遇，换取他们握有的禁军权力。《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庚午，第49～50页。这种处理方式无疑减少了因暴力剥夺而带来的严重震荡后果，对稳定新生政权发挥了颇大的积极作用。事实上，为了顺利推动“杯酒释兵权”举措的进行，宋太祖还采取了与功臣将帅联姻的办法，就此形成了宋朝皇室与武将通婚的传统，陈峰：《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现象探析》，《文史哲》2004年第3期。从而进一步化解了彼此的矛盾。随之，宋太祖又在对藩镇势力实施削藩的过程中，除了武力镇压个别对抗者外，继续主要采取怀柔的方式加以解决，如先利用一些旧藩镇年老、生病、故去以及犯法等机会，解除其节度使之衔，并终止其后嗣继任。开宝二年（969年），再通过类似“杯酒释兵权”的“后苑之宴”，集中解除了一批旧藩镇的节钺，安排他们到位高无权的虚职上，《长编》卷10，开宝二年十月己亥，第233页。“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镇大臣，一日而列于环卫，皆俯伏骇汗”。陈傅良：《历代兵制》卷8《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63册，477页。并参见陈峰：《宋太祖朝节度使类别及其转型述论》，《河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宋太宗即位后，继续采取以上方式方法收兵权与削藩，长期困扰中央的将帅拥兵自重与藩镇割据的局面遂告终结。
对于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存在的文武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宋太祖采取了调整与调和的思路，一方面对过于强势的武臣予以压制，对处于弱势的文臣有意识地加以扶持和保护。如在中央重用赵普为首的文官大臣，排除将帅对决策的干扰，同时不断派出文官到各地任职，陆续取代原来藩镇手下的爪牙。赵匡胤对此的理解是：“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长编》卷13，开宝五年是岁条，第293页。另一方面，宋太祖不仅不杀文官大臣，更在太庙之中立碑，即所谓著名的“誓碑”，告诫后世继承者勿杀文臣士大夫与言官，或曰：不杀大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丁亥，中华书局，2013年，第128页。有关誓碑的研究成果颇多，刘浦江的《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文史》2010年第3辑）则有总结性论述，均肯定了誓碑及其内容的真实性。实际上也包含了武臣将帅，这便与以往帝王随意诛杀大臣形成鲜明对比，也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怀柔意义。于是，后周宰相范质等一批大臣不仅没有受戮，还得到留用，而失宠的臣僚大都以赋闲的办法安置于地方，即使如盘踞定州多年的节度使孙行友心怀不满，“乃缮治甲兵，将弃其孥，还据山寨以叛”，宋太祖仅以废黜其节钺的办法处理。《长编》卷2，建隆二年八月己酉，第52页；《宋史》卷二五三《孙行友传》，第8873页。宋太宗在这方面的所为更为显著，不仅宽恕犯罪的文官士大夫，如赵普第二次为相后打击政敌卢多逊，将其与赵廷美谋乱之事相联系，告其与秦王交结，但卢最终只是被削夺官爵，“并家属流崖州”，并未被诛杀，这不能不说是宋太宗的宽大处置。《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四月，第516～517页。参见张其凡：《赵普评传》，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211～213页。并且赵光义对不杀大臣的誓约无限放大，即使是败军将帅也一律免死，北伐失败的将帅如此，更有对临阵逃脱导致君子馆之战全军覆没的大将李继隆也不予严惩的典型例证。《长编》卷27，雍熙三年十二月，第625页。参见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314页。 对以往曾长期困扰影响朝政、甚至颠覆王朝的外戚、宦官问题，宋初两代统治者也通过制度建设，既给予其各种待遇，特别是对外戚给予名位与经济上优待，又杜绝了其干政的门径。从而开创了一种制约外戚与宦官的政治传统，基本为后嗣所继承。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0～333页。
宋神宗朝，朝臣张方平在回答关于“祖宗御戎之要”的问题时曾指出：“太祖不勤远略，如灵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许之世袭。”《宋史》卷318《张方平传》，第10357页。也就是说，实际上不止对于西部、北部边疆如此，在对待南疆周边的既有政权上，宋太祖君臣也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同样采取怀柔的方式处理彼此的关系，最突出的莫过于对大理国的态度。宋师消灭后蜀之后，对于是否继续征讨西南的大理的问题，宋史上有“宋挥玉斧”的说法，即宋太祖对着地图，挥着玉斧指大渡河以外不再用兵。《宋史》卷353《宇文常传》，第11149页；周煇：《清波别志》卷上“黎州”条引《西南备边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121页。并参见前引段玉明论文、尤中：《“宋挥玉斧”新解》（《思想战线》1985年第6期）等。此即默认大理国的存在，也就是采取怀柔的态度对待此前曾处于中央控制之下的这一地区。宋太宗一度利用交趾内乱的机会，试图出兵征服这一地区，但在兵败之后，则转而采取怀柔的态度保持与其政权的关系。《宋史》卷488《外国四·交趾》，第14058～14059页。
历经宋太祖、太宗两朝，怀柔方式在统治过程中被不断运用，遂就此形成明显的倾向意识，并对后嗣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北宋中叶以后对怀柔方式的继承与发挥
宋真宗作为深宫中成长的守成君主，原本就缺乏开创精神，又深受宋太宗后期保守的政治氛围熏陶，故登基后对开国以来的大政方针基本都加以沿袭，其中对治国中的怀柔方式不仅抱有依赖感，而且更进一步加以深化，以应对内外各种复杂重大的问题。特别是在边防上更是如此，即使遭遇碰壁，但已视之为祖宗之法的重要内容，自觉、不自觉或主动、被动地加以沿袭并发挥。如宋真宗在答复陈彭年的话中宣称：“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实二后垂裕之所致也”。《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辛酉，第1798～1799页。
从第三代的宋真宗朝起，直至靖康之日亡国，宋统治集团面临的内外重大问题既有之前延续而来者，也有发生或多或少变化者，也有异常困扰的新旧交织的矛盾，其中边患问题又尤其突出。可以说，宋廷通常首选的解决方式仍然是怀柔，实际上也是妥协，其次才不得不考虑使用武力或其他的强制方式。
从对外来说，来自北方契丹及西部的党项势力是宋朝治国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宋真宗统治集团在对方军事进攻下，不得不加以抵抗，但始终不放弃使用怀柔的方式。“澶渊之盟”的最终订立，既是宋与最大对手辽朝的妥协，也属于一种怀柔方式应对的产物。随之，再招抚了西夏新首领李德明。宋朝与辽、夏议和后，调整了军事部署，裁减了前线驻军，减免了对地方的征调。其中在对辽前线， “罢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都部署为一”，“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缘边三之一”，“放河北诸州强壮归农，令有司市耕牛给之”。《宋史》卷7《真宗纪二》，第127页。在西北前线，“缘边屯戍量留步兵，余悉分屯河中府、鄜州、永兴军，以就刍粟。”《长编》卷64，景德三年十月辛巳，第1429页。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宋真宗还下诏将前线原敌对性的地名改为通好之意的名称，如威虏军改为广信军，破虏军改为信安军，定羌军改为保德军等等。《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第1301页。与辽、夏议和的完成，使宋廷自认为化解了边防上的长期困境。从此，直到宋徽宗时期与辽朝反目为止，宋辽基本上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关系。而宋与西夏的君臣关系，也保持了二十多年，直到元昊称帝后双方才再度交战。但“庆历和议”的签订，仍是宋统治者再度运用怀柔方式缓解彼此关系的体现。此后，宋夏之间虽时战时和，不过怀柔的主张还有很大的影响，如元祐年间，宋廷对西夏“专务安静”，主动守边者受到压制，正如当时一位官员所指出：元祐初以来，薄军功之赏，“务以息邀功之士”。《长编》卷443，元祐五年六月辛丑，第10657页。至于西北吐蕃势力，宋廷基本采取笼络的态度，封赏官爵、赏赐财物，保持较为稳定的关系，以制衡西夏。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6～309页。
北宋南疆地区虽然没有重大的威胁，但各种复杂的势力却长期存在，并在某些时期构成一定的挑战和危机，宋廷对此总体上采取怀柔的方式应对，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兵解决危机。其中对待南方的大理政权，宋廷延续宋初的不加干涉的态度，保持着经济文化交往。当交趾李朝建立后，内部一度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宋真宗拒绝了乘机出兵的建议，认为：“祖宗开疆如此其大，慎守而已，安用劳民，以贪无用之土乎？”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7，中华书局，2006年，景德三年六月，第144页。景德四年，宋廷还接受李朝的朝贡，授予对方旌节，以怀柔态度对待。《长编》卷66，景德四年七月辛巳，第1475页。此后，虽发生过交趾北部地方官员或部族势力骚扰的事件，宋仁宗基本采取安抚的办法处理。《宋史》卷488《外国四·交趾传》，第14067～14068页。当交趾地方势力侬智高发起叛乱，不断请求归顺宋朝之时，宋仁宗不愿恶化与交趾的既有关系，一再加以拒绝，因此最终酿成侬智高北上攻击两广的乱局。宋廷不惜遭受侬智高进攻并劳师镇压，其实正是希望保持对交趾怀柔政策的一贯性。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3，中华书局，1989年，第256～264页。熙宁年间，交趾因与宋关系恶化而大举侵略。宋神宗派军南征，在大败交趾军、兵临其都城的情况下，宋军还是班师返回，仅获得对方献出的边界五州疆土。到元丰时期，在交趾的一再要求下，宋廷最终又归还五州土地。《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35至40，第7731～7733页；《涑水记闻》卷13，第248～249页；《宋史》卷488《外国四·交趾传》，第14069～14070页。 对唐朝时期曾经一度臣服过的高丽，宋廷因担心辽朝猜忌的缘故采取低调的官方交往，而长期保持与其频繁的民间层面的交流。宋神宗时期，加强了与高丽的官方往来，接待高丽使团甚至造成不小的经济负担，所谓“待高丽之礼特厚”，参见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李立：《宋朝与高丽的外文关系》，《城市研究》1995年第5期；吴玉亚、包伟民：《变动社会中的外交模式——从宋廷对高丽使臣接待制度看宋丽关系之流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第141～148页。也同样属于怀柔对待外藩的性质。
从对内而言，宋真宗以来的统治者为了稳定统治，同样大肆运用怀柔方式处理各种矛盾及问题。在稳定统治上层方面，首先依照“崇文抑武”的方针处理文武关系，对文官士大夫在各方面给予重用，如北宋中叶人所云：“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故于文士观其所长，随其才而任之，使其所能，则不能者止。”蔡襄：《上英宗国论要目十二事》，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标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14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95页。范祖禹认为：“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以尧舜为师法，待儒臣以宾友。”范祖禹：《帝学》卷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6册，第765页。宋高宗也承认：“祖宗涵养士类垂二百年，教以礼乐，风以诗书，班爵以贵之，制禄以富之，于士无负。”李纲：《梁溪集》卷34《戒励士风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5册，第802页。而对武将采取“厚其禄而薄其礼”之术，也就是对武将虽在权威与礼仪上予以压制，在物质待遇上却给予优容、优待，如拥有节度使头衔的武臣，其俸禄甚至高于宰相，观察使级武臣的俸禄与参知政事相等。《宋史》卷171《职官志一一》，第4101、4103页。而皇室则继续保持与武将联姻的传统。
在控制军队方面，从宋太宗后期即开始尝试用文臣参与统军，到北宋中叶，“以文驭武”制度定型，不仅最高军事决策机要机构枢密院由文臣掌控，并且无论是出征作战还是镇守地方，也基本由文官担任主帅，武将出任副职。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107～146、194～250页。这种相互牵制的机制，虽然不断暴露效率低下的结果，但却一直得到贯彻，其实也是一种另外意义上的怀柔性的控制军权举措。
宋太祖誓碑誓约的精神，在北宋中后期奉行不悖，此类例证不胜枚举。文臣即使参与了皇位争夺这类历来不被帝王容忍的大事，也不过受到贬官流放的惩处。如宋真宗即位后，除了将曾反对自己继承帝位的宦官王继恩贬为右监门卫将军，监管均州外，对参与此事的参知政事李昌龄仅贬为忠武军司马，知制诰胡旦被除名流放浔州，其余一概不问。《长编》卷41，至道三年五月甲戌，第865～866页。宋仁宗在位期间，范仲淹因与西夏元昊私下通信，宋廷获悉后虽有大臣提出斩杀的建议，最终却只是予以贬责。《宋史》卷314《范仲淹传》，第10271页。甚至于宋钦宗即位后，对祸国殃民、引起公愤的蔡京、童贯等一批前朝大臣，也没有挥舞斧钺，仅贬官流放。《宋史》卷200《刑法二》，第5000～5001页。而对于败军之将，宋统治者继续予以宽容，如宋真宗朝造成御辽防线溃败的大帅傅潜，即使朝臣一致要求诉诸刑典，却不过暂时免官流放，以后又恢复官爵。《宋史》卷279《傅潜传》，第9473～9474页。败军之将王超、王荣之流，也都是暂时加以贬降。《宋史》卷278《王超传》，第9465页；《长编》卷47，咸平三年十月丙辰，第1029页；《宋史》卷280《王荣传》，第9500页。并参见拙著《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第317页。宋仁宗朝，对夏作战失败被俘的大将石元孙，因一时下落不明而被赠官优抚，庆历和议后被送回，宋廷也不过是将其监管地方而言。《宋史》卷250《石元孙传》，第8814～8815页；曾巩著、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19《石元孙传》，中华书局，2012年，第563页；何冠环：《败军之将刘平——兼论宋代的儒将》，氏著：《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8年，第317～318页。至于宋徽宗朝刘延庆之类临阵逃脱的主将，也无刀斧之虞。《宋史》卷22《徽宗纪四》，第410～411页；卷357《刘延庆传》，第11237页。可以说，宋朝对罪大恶极的官僚与无能的败军将帅的宽纵，已将怀柔术用到过头的地步。因此，其虽消极影响极大，不过从缓和上层矛盾的角度看，的确满足了其设计的目的。
北宋时期，下层反抗的现象不绝于史，特别是北宋中叶以后，农民及士兵的造反活动日益增加。宋廷对其中突出者固然武力镇压，但也不放弃招安，对一般的“盗贼”常采用招安手法应付，北宋后期更频繁地下诏招安。如咸平三年（1000年），宋真宗曾遣使招抚西川造反首领王均，诏书有“如能递相劝率，效顺革心，当赐生全，别加录用”之语。《宋大诏令集》卷217《遣使谕王均等诏》，中华书局，1962年，第827页。何竹淇编纂的《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何竹淇编：《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年。辑录宋代各类武装造反活动433次（其中北宋203次），其中就有不少招安的事例。于是，宋人张知甫《可书》称：“故谚云：若要富，守定行在卖酒醋。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张知甫：《可书》“绍兴谚”条，中华书局，2002年，第417页。北宋统治者的招安政策，其实也属于解决下层激烈矛盾的一种怀柔方式，这恰与前代通常采取的武力镇压方式形成对比，有助于缓和下层矛盾，具有某种降低社会冲突的效果。
通览南宋历史，不难发现建立在废墟之上的南宋朝廷，其统治区域与国力较之于以往已大为缩小，先后来自北方的金朝与蒙元始终对其构成强大的军事威胁，统治集团中的主和派长期主导朝政，不敢也无力恢复中原，而满足于偏安江左，故在内政外交上更倾向于用怀柔的方式应对重大挑战。 在对外方面，经历靖康之难剧烈打击后登基的宋高宗，信心完全丧失，在精神上延续并进一步加剧了对武力方式应对冲突的怀疑与抵触，君臣主政集团遂倡导主和的理念，全力应对金朝的进攻与威胁，以满足于偏安江南的局面，至于大理、安南等其他外部政权，则维持既有的关系。他们只有在遭遇女真军队进攻时，才不得不选择战争手段加以抵抗，因而抗战主张受到压制，宋高宗君臣甚至不惜借杀害岳飞之举，压制主战派力量，促成与金朝的“绍兴和议”。这种屈辱求和的路线，其根源固然是传统的怀柔方式作祟，但却过度发挥，并已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怀柔的底线。不过，南宋统治集团仍以延续怀柔之策为借口，用宋高宗赞扬秦桧的话说，就是“尽辟异议，决策和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0，绍兴十九年九月戊申，第3030页。秦桧死后，宋高宗还坚持认为：“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预有力，今日尤宜协心一意，休兵息民，确守无变，以为宗社无穷之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0，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乙未，第3244～3245页。可以说，“休兵息民”又成为其怀柔议和的理由，宋理宗因此评说道：“高宗畏天爱民，真可为法。”佚名：《宋史全文》卷31《宋理宗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58页。其后，惟有在宋孝宗、宁宗朝，抗战主张曾一度冲击过传统的主和意识，并有过两次主动北伐行动，不过北伐既短暂，又告失败，主和派再度恢复主政地位，于是先后出现“隆庆和议”、“嘉定和议”。如开禧北伐结束后，宋宁宗对大臣说道：“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6，嘉定十七年闰八月丁酉，中华书局，1995年，第303页。说明统治者及朝廷主流意识对主和路线的奉行不悖。南宋末年，统治者面对空前强大的蒙古军的猛烈进攻，更难以应对，只能一面抵抗，一面继续寻求议和的解决之道。当元朝大军终于兵临城下之际，宋廷仍寄希望于议和，最终因遭到拒绝而亡国。
在对内方面，南宋统治者大致延续了北宋的传统，在处理内部重大矛盾问题时依旧倾向怀柔方式。诸如对上层集团特别是文官士大夫的宠遇、继续保持皇室与武将联姻的传统、对军队将领的优厚待遇、对造反农民采取镇压与招安并用的手段等等，而在遵循宋太祖不杀大臣方面，除了残害岳飞父子之外，一般也能得到沿袭。即使在权臣史弥远专权期间，对敢于提出异议的反对者，通常只能采取贬责的手段予以打击，却无法公开杀戮。如真德秀等官员多次为秀王鸣冤，抨击朝政弊端，最终不过是遭到贬谪的结果。贾似道专权后，为了减轻舆论的压力，对士大夫及太学生竭力拉拢，所谓“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又加太学餐钱，宽科场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断绝，威福肆行”。《宋史》卷474《奸臣四·贾似道传》，第13784页。这也都从侧面反映出怀柔方式在南宋沿用的事实。
三、宋朝怀柔治国方式的根源及影响
宋王朝在治国的过程中，倾向运用怀柔方式处理内外矛盾，固然彰显出其相对保守的政治色彩，更体现了追求统治稳定为要义的治国理念。其根源既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关，也与自身发展历程中的探索有关。
宋朝开国君臣充分汲取前代王朝暴政亡国的教训，特别是唐末五代乱世的前车之鉴，自始至终强调防弊，注重秩序稳定与长治久安，因此施政举措皆围绕此宗旨而行，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长编》卷17，开宝九年十月乙卯，第382页。在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更将注意力转向内部，以维持稳定为核心的内部建设成为国家的发展路线。漆侠：《宋太宗与守内虚外》，田余庆主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1～170页。从此，这一路线被后嗣君臣所继承，并被视为祖宗之法的主要内容而长期贯彻执行。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这正是其怀柔方式盛行的大的背景根源，即为了稳定的目的，竭力缓和矛盾，减少冲突，即使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以及牺牲功效，也在所不惜。
在收兵权举措与崇文抑武方针的影响下，崇尚武力的军功集团在宋初便逐渐消亡，以科举出身为背景的文官士大夫迅速成为统治集团的主体力量。宋朝以儒家思想文化为背景的科举文官集团长期执政，武将群体受到压制，这就极大地制约了尚武力量及其方式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从而导致统治集团内军功观念意识的弱化，历史上盛行的“出将入相”现象也消失殆尽。因此，国家政治的走向受到深刻的影响，即摆脱了以往积极进取、强国暴政及盛世开疆的思路，转而推崇内向性的发展、建设。陈峰：《宋代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这便造就了宋廷政治长期所具有的保守特点，提倡文治，惧怕内外冲突，而抵触武力与强硬路线，遂进一步巩固并加剧了维稳的意识倾向。
宋开国后，基于教化臣民的需要，致力于提倡儒家思想文化。宋仁宗朝以降，讲求“义理”的宋学（特别是其中的理学）兴起，儒家注重君臣关系的秩序认识，讲求仁政、中庸与反对暴政的政治思想，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强调以三纲五常为主的伦理道德观，邓广铭：《略谈宋学》，邓广铭、徐规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5页；陈来：《宋明理学》，三联书店，2011年。这些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宋朝的统治思想之中，虽然不可能都获得实现，许多内容还常常成为虚伪的遮羞布，但却无疑推动了国家发展及价值评判的趋向。就政治理想而言，主流宋儒们追求的是三代“圣王”之道，而非秦汉以降的“霸道”。如有学者指出：“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们都同有超越汉、唐，复归‘三代’的明显倾向。”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第191～194页。苏轼即反映：当今士大夫，“仕者莫不谈王道，述礼乐，皆欲复三代，追尧舜”。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48《应制举上两制书》，中华书局，1986年，第1392页。宰相王安石劝告宋神宗不必效仿汉唐盛世，而应“修先王之政”；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1《上皇帝万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页。理学家二程批评周代以下已无圣王，“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朱熹编：《二程遗书》卷1《端伯传师说》，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页。朱熹则认为自尧舜至周公是内圣与外王合一的理想时代，他还在与对立派关于王霸义利的争辩中，将汉、唐与尧舜、三代剥离开来，反对把汉唐与先王时代“合而为一”。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6《答陈同甫》（第八书），四部丛刊初编本，第580～581页。而真德秀等南宋理学家的也同样继承与发挥。欧阳修、范祖禹等史家则通过修史，批判汉唐黩武追求，如他们虽承认唐太宗的功业超越以往许多帝王，但对其征伐活动却予以谴责。欧阳修：《新唐书》卷2《太宗纪》“赞曰”，中华书局，1975年，第48～49页；范祖禹：《唐鉴》卷3《太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4～85页。至于一些民间士大夫阐述《春秋》大义，提倡尊王攘夷，特别是如陈亮等南宋士人倡导效法“汉唐”，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有关陈亮的激进思想，参见邓广铭：《陈龙川传》，三联书店，2007年。但这些激进的思想处于非主流的地位，未能被朝廷所接受。总之，这些都从理论上支持了以维护内部稳定为目的怀柔方式的推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宋中叶以来的经筵制度下，帝王深受文治与儒学思想的影响，不仅文官士大夫代表了主流意识，高踞政治舞台前列，并且君臣也在价值观与施政的理念上更为契合。如范祖禹所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年，以尧舜为师法，待儒臣以宾友。”《帝学》卷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6册，第765（B）页。宋钦宗也认为：“祖宗涵养士类垂二百年，教以礼乐，风以诗书，班爵以贵之，制禄以富之，于士无负。”李纲：《梁溪集》卷34《戒励士风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5册，第802页。宋理宗更在经筵上表态要遵守祖宗仁义立国的家法，“祖宗以仁立国，朕当以仁守之。”《宋史全文》卷31《宋理宗一》，第2134页。儒学中原本存在的王霸、义利倾向的对立，被宋儒进一步发挥，这对怀柔方式的延伸与扩大，自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潜移默化地对统治集团处理内外矛盾的方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宋王朝收入中，货币在税收中的比重日益加大，其中商税和专卖的收入逐渐超过农业收入。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688～694页。而这种变化对宋朝统治者的决策，无形中产生了影响，即计算成本的意识增强。早在宋太祖收复燕云的问题上已有经济赎买的考虑，自不待言。北宋中叶，朝臣富弼指出：宋真宗为对付辽朝进攻，“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富弼：《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宋朝诸臣奏议》卷135，第1501页。说明宋执政者在计算得失的思考下，着手以怀柔性的经济手段应对边患，并认为是合理与合算的。宋廷给文武官僚、外戚的优厚待遇，自然是以经济方式化解与上层矛盾的重要途径，不免与商品经济对观念的渗透有关。至于应付下层造反时，也愿意考虑以招安应对，同样具有考虑降低成本的用意。就此而言，与直接强硬对付相比，这些都属于怀柔方式的范畴。
宋朝统治者在治国中使用怀柔方式的倾向，对处理内外重大问题带来了特有的效果，这便是内部的冲突与矛盾相对缓和，皇权与中央集权相对稳定，统治的稳定期也相对较长；但保守有余而开拓不足，国家机器的效率相对低下，尤其是边患严重，其治世不免于文明“高”而格局狭小的结局。北宋中叶人程颐指出：“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河南程氏遗书》卷15《入关语录》，《二程集》，第159页。此话赞颂了宋朝超越三代以下各朝的时代特征，属于正面肯定怀柔方式的意思，其实背后也隐含着自身无力解决边患的无奈。值得玩味的是，南宋时孝宗皇帝曾对一味容忍文武官僚失职的传统深表不满，愤懑道：“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者，大将而败军师者，皆未尝诛戮之。”却因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不得不表示收回原话以示妥协，才平息了臣僚的不满。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3《孝宗论用人择相》，中华书局，2000年，第545～546页；《宋史》卷396《史浩传》，第12068页。并见前引刘浦江论文。
诚所谓：矫枉过正，一利必有一弊。宋朝对怀柔方式的过分重视，也带来了相应的积弊，并相沿至南宋亡国。如南宋学者吕祖谦沉痛地指出：本朝“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宋史》卷434《吕祖谦传》，第12874页。宋人又总结道：“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1《国势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86册，194页。元代人修宋史时则评价道：“宋恃文教而略武卫。”《宋史》卷493《蛮夷一·序》，第14171页。都在肯定宋朝成就的同时，多少点出了其一味以稳定为目的的怀柔方式的弊端。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