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走了，在阅尽沧桑之后，像秋叶般在香江凋零，自他在海宁袁花诞生以来，与他的家乡近在咫尺的盐官，海宁潮大涨已历九十六度。举世皆说他生于1924年，就连他本人也如此说，甚至袁花的查家族谱也如此载，而我在他的档案和大量史料中发现，他却是生于1923年，那一年也是他存世的第一次海宁潮涨时，比他大二十几岁的表哥徐志摩正好带了胡适之、陶行知、汪兆铭等来观潮。也许这是个绝对的偶然，如同潮涨潮落那样偶然。近一个世纪后，他在香江的苍茫暮色中停止呼吸之际，海宁潮是否还在涨落与他已然无关，就像他首创的《明报》也已与他无关。
　　他毕生的事业到底是《明报》，还是那些被千万人追读的武侠小说？这一刻也变得毫不重要，至少已与他无关。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当这一刻来临时，生者想到的多为死者生前的思想言论作为，褒之者誉为大侠、大师，贬之者斥之为滑头、懦者。十六年前，我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丁宁之邀执笔写《金庸传》时，即已抱定平视金庸，而不是俯视金庸、更不是仰视金庸的态度，那时候他在大众中的声望正如日中天，在知识界却是毁誉参半。我从一开始就将他看作是历史人物，站在中立者的视角来回望他的生平，当时他已八十多岁，虽未盖棺却也到了几乎可以定论时，我试图将他还原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在20世纪跌宕起伏的大时代里挣扎过来的读书人，我想写出一个真实的少年查良镛，一个报业史上叱咤风云的查良镛，一个神坛下的金庸。我特别希望能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如果仅仅将金庸视为武侠小说家，我确实不是写《金庸传》的合适人选，但如果将金庸放在王韬以来一百多年中国报业史的脉络里，放在百年言论史的传统中来看，我还是一个恰当的人选。对于他那一代读书人，我又恰好有切身的体认，有许多的忘年之交。我将金庸放在这些人中间，即可看出在20世纪的相同历史背景中，他们其实也有相似的成长轨迹，接受过类似的教育，读过同样的书籍报刊，区别在于，他于1948年到了香港，并住下来了，不再走了。
　　即使晚年，西湖边的云松书舍也没有成为他最终的选择。他毫无疑问是香港的产物，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离开了这样的时空来看金庸，无论褒之贬之都没有历史感，对历史人物要有同情之理解，钱穆先生是对的。何况他生平的言行还有许多不到能细说、能说清楚的语境。
　　作为一代报人，《明报》的创办人，他的离世毫无疑问带走了文人论政的时代，虽然那个时代早在近三十年前即已谢幕。自1981年来，我在雁荡山中第一次接触到《射雕英雄传》，三十七年来他的武侠作品曾滋润过我许多幽暗的夜晚，二十余年来，他的《明报》社评也曾一次次打动过我。十五年来，我的《金庸传》出过四个版本，我不断地逼近真实的查良镛，逼近他所处的时代，无论是欢喜还是忧患。
　　从一开始，他就是我心中的历史人物。早在他少年时代，在衢州石梁乡间写下的《一事能狂便少年》《人比黄花瘦》即已预告了武侠小说家的他，他青年时在重庆受到齐邦媛父亲齐世英先生等启发，开始关注国际问题，《太平洋杂志》几乎预告了一代报人、政论家的诞生。如果要问我对他的评价，差不多已尽在这两副不考虑平仄的挽联中了———
　　书剑恩仇，《明报》论政三十载；倚天屠龙，江湖笑傲十五部。
　　有独孤求败，无人敢言只手屠龙；无令狐少侠，有谁还唱笑傲江湖？
　　他诚然不像轰轰烈烈一番之后飘然归隐的令狐冲，更不像“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乔峰。有人说他是韦小宝，他说自己不是，我也觉得在他身上同时兼有郭靖的钝拙、韦小宝的精明和张无忌的犹豫，但他们同样都拥有大好的机遇，现实中的他在香港也是如此。
　　《明報》之后，他的江湖早只剩下了武侠的江湖，曾经纵横论政、夜半文章的政论世界早已消失。但如果靠着他的武侠小说，他建造的这个江湖世界也许真的可做到以一人敌一国，那是母语的力量，是他用母语造出来的一个世界。可以说，他创造了一个人的江湖，这里有水深浪阔、风波不息，也曾有侠骨柔情、剑胆琴心，哪怕如今只留下浑浑噩噩、苟苟且且。
　　他和郭靖、张无忌一样生在朝代更迭的动荡乱世，他和他们一样有刻骨铭心的孤儿情结，他也是动荡岁月中丧母丧父的孤儿，他身上同时又有深入骨髓的大中国主义情结。他是复杂的存在，不是这篇小文能写尽的。在失去了金庸之后的江湖仍然还是那个江湖吗？当他离开之后，举世皆是韦小宝，当然还有左冷禅们、岳不群们、余沧海们，更多的是看热闹的人，却再也没有张无忌、令狐冲，更不会有郭靖、乔峰……在他之后，还有以“一人可敌一国”的江湖吗？这是在我心中徘徊的问号。
　　选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