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意见领袖的“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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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美国之前,虽然从事对外传播研究工作,但其实对对外传播的对象并不了解,对他们的印象基本上来自于图书、杂志、电影、网络等二手材料。因此,我在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的四个月里,一方面,在课堂上学习新闻传播的最新知识,另一方面,就是注意从各方面了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及背后的原因,以便有针对性地改进我们的对外传播工作。
  中国各方面颇受关注
  1、中国媒体建设成为课堂讨论热点
  根据与平时工作的相关性,我选择了密苏里新闻学院开设的“国际新闻”和“国际媒介体系”两门课程。这两门课程都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媒体情况,“国际新闻”有一部分侧重具体的写作技巧分析,“国际媒介体系”更注重媒介体系和媒体建设。上课的学生有研究生,也有本科生。这两门课都属于小班授课,老师比较注重和学生的互动,以讨论为主。老师还会经常通过网络邀请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记者视频通话,介绍当地媒体情况。
  在学期开始,教授就要求学生自己选择国家和地区,之后分组陈述各国媒体情况,内容要求涵盖该国国情概况、媒体的自由程度、各种类型媒体的数量、主流媒体的属性和发行量、互联网接触情况、美国对该国的报道情况等等。其中,中国的媒体建设成为了课堂的讨论热点,两位教授不仅在课堂上多次提到新华社的巨大规模,认为新华社的影响力正在上升,已经跻身于世界性通讯社之列,而且,还专门花了一节课的时间(其他学生陈述其他国家的时间通常为半节课)邀请了密苏里新闻学院国际项目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章于炎博士对中国的媒体情况做了专题陈述。在分析和中国有关的国际新闻时,比如钓鱼岛事件等,老师和学生还会向在座的中国学生和学者提问,希望了解中国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在学生对其他一些国家的媒体情况进行陈述时,比如在谈到印度的媒体情况时,中国也作为参照物被提及。
  2、媒体关注中国各方面议题
  来美国前,从《参考消息》等媒体就可以看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度很高。当来到美国后,阅读美国报纸、看电视、上网,还是切实感受到了美国媒体对中国的高度关注。无论从数量的多少、版面的重要性和篇幅的长短上看,中国都可以算是美国媒体报道国际新闻的热点国别。
  学习期间,正逢美国总统大选,这自然是美国媒体报道的重点。但即使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中国也受到了颇多关注,尤其是在奥巴马和罗姆尼的第三场电视辩论中,“中国的崛起”更是成为其中一大主题。辩论结束后,英国、法国等国媒体纷纷抱怨电视辩论中提到本国的次数太少,有些根本就没有,认为自己国家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太不重要了。
  美国总统大选报道中完全针对中国的报道并不多,但期间其他涉华报道不少。以《纽约时报》为例,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报道,议题不仅涉及当时中国的众多热点事件,涵盖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包括钓鱼岛事件、砸日系车、莫言获诺贝尔奖、中共十八大等等,还包括中国人海外移民等比较长期性的话题,不少文章都是放在头版。CNN网站上的“亚洲”版块甚至还有专门一个“ON CHINA”的栏目,不仅有中国各方面的文字、视频报道,栏目主持还经常邀请一些中国嘉宾谈论中国话题。
  3、普通百姓关注和自己生活相关的议题
  美国普通百姓对中国的关注度相对较低。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有一个“汉语角”,是由几位作为交流生去过中国的密苏里大学学生发起的,但每次参加活动的美国学生并不多,不到10人。在和一些学生谈起中国时,对方一般只知道中国很遥远,其他的知之甚少。这些学生和当地居民对中国的印象多来自于媒体。
  大选期间,罗姆尼竞选团队一则有关中国使美国人工作机会减少的竞选广告,以及电视辩论中的类似话题在美国民众中还是相当有市场的,因为大部分美国普通民众其实并不关心中国的政治制度、人权等与自己关系不大的议题,但失业率居高不下和中国产品遍布美国市场使美国民众很容易相信是中国人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竞选广告、电视辩论和媒体报道为了自身目的,都只是迎合民众的这一观点,而不会去告诉制造业转移背后的实质是什么。
  对华刻板印象仍然存在
  关注度高证明中国确实强大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外界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了。虽然有时候能够听到一些比较客观的对华看法,但总体上,美国人和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仍然存在。
  在课堂陈述中,每个学生几乎都会引用一家名为“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组织发布的2012年媒体自由度排名,在这个排名中,中国排在非常靠后的位置,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媒体是不自由的”。而资料显示,“自由之家”虽然标榜自己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可是该组织80%的预算来源于美国政府(也接受其他来源资金)。除了一位来自韩国的学生外,这些学生都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接触过中国媒体,但这种一开始就定性的结论就这样深深扎根在美国未来从事国际报道的新闻记者头脑里。
  课后与教国际新闻这门课的Harding教授交流,他说刚去过纽约,在纽约时报广场看到新华社的广告,感到是一家非常大的机构。他认为中国媒体的影响力在上升,但更多是在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这样的地方,因为在美国和欧洲,已经有很多通讯社和媒体。在谈到对中国的看法时,他说自己没有去过中国,无法形成对中国的看法,但他对中国的印象是控制,没有自由。他认为中国媒体是政府控制的。
  相比之下,教国际媒介体系这门课的Smith教授对中国的看法比较客观。Smith教授多次来过中国,和很多中国媒体和中国新闻工作者打过交道,他表示不太赞同“自由之家”之类的组织把中国媒体列为最不自由的,他认为那些组织的判定标准应该改变了。
  在谈到美国媒体和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时,Smith教授认为美国媒体报道时尽力做到客观,但并不总是能做到。他认为,虽然有不少记者去过中国,但他们实际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等,而美国民众更加缺少这方面的信息,完全依靠媒体。Harding教授则认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比较消极和负面是因为美国认为中国威胁到自己地位,欧洲媒体相比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要积极一些,因为欧洲不认为中国是威胁,当然,欧洲也有中国抢走工作机会等方面的担心。


  改变意见领袖的“中国观”
  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教授除了学位要求外,都要求必须有媒体从业经历。因此,这里的教授之前大多是媒体资深从业者。我选的“国际新闻”和“国际媒介体系”两门课的授课老师就是这样,Harding教授曾是在欧洲和美国等地媒体长期从事国际报道的记者,Smith教授曾为美国媒体长期驻非洲从事国际报道。而且他们在教学之余,还继续为报刊撰写评论。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数也是进入媒体,而选这两门课的学生多为有志于成为从事国际报道的记者,可以说是国际舆论场中未来的意见领袖,如果他们将来以目前刻板化的“中国观”从事涉华报道,报道肯定是消极负面的。因此,有必要现在就做工作以改变意见领袖的“中国观”或者帮助未来的意见领袖树立正确的“中国观”。
  我切身感受到,到过中国尤其是有比较深入的接触和了解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普遍比较客观。因此,建议采取措施,吸引更多未来的意见领袖深入了解中国。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可资借鉴,他们特别重视“潜力股”,针对新闻记者、学者的众多奖学金项目每年都吸引世界各国未来的意见领袖前往美国。目前中国也有针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记者的新闻研修班,但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对美国新闻界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工作做得并不多。其实,现在美国经济形势不佳,媒体也受到影响,而中国经济及媒体发展迅速,美国新闻界非常有兴趣了解中国及中国媒体,这正是吸引他们深入了解的良好契机。
  (本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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