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内容相互消解的应用心理与价值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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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文学理论中经久不衰的话题,不同的作家秉持不同的观点进行相应的创作。形式与内容相互消解结构是应用广泛但较少被提及的结构,其价值还有很广泛的开拓空间。《浮士德》中有形式与内容相互消解的鲜明应用,通过对《浮士德》的应用探索和歌德的应用心理探究,可以阐释出形式与内容相互消解关系的价值内涵。
   关键词:形式与内容 歌德 应用心理 价值
   在阐释形式与内容相互消解的应用心理与价值之前,首先对形式与内容的相互消解关系做一个解释。形式与内容是辩证法的一对基本范畴,内容是事物一切内在要素的总和,形式是这些内在要素的结构和组织方式。文学中,内容与形式分别代表了“写什么”和“怎么写”。本文内容与形式的相互消解关系,就是指“写什么”和“怎么写”之间的辨证矛盾关系。
   一.内容与形式相互消解关系的意涵
   历史上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多种说法,其中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再到别林斯基、托尔斯泰都力主“有机统一”论。黑格尔提出著名的“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一如没有无形式的质料。”[1]国内则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马克思哲学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质疑。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相互消解关系,实际上属于“有机统一”论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即内容与形式相矛盾的情况。简单来讲,即是用喜的内容配合悲的形式,悲的内容搭配喜的形式,使得内容与形式互相消解。
   列夫·托尔斯泰“像写鲜花那样去写死刑”的观点就是本文所说的内容与形式的相互消解。让欢快明丽的形式去与严肃沉重的内容相消解,可以产生奇特的艺术效果。席勒也有类似的观点:“对待最严肃的素材我们也必须把它更换成最轻松的游戏。”[2]鲍姆嘉通认为“丑的事物,单就它本身来说,可以用一种美的方式去想;较美的事物也可以用一种丑的方式去想。”[3]國内,童庆炳教授提出“内容与形式相互征服”的观点,这与本文的观点是相似的,不过童庆炳教授更倾向于强调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动态过程。
   在《浮士德》中,可以找到不少内容与形式的相互消解关系的例证。《浮士德》的内容是具有悲剧性质的,但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来看,它都不是戏剧形式意义上的悲剧,即《浮士德》不符合自亚里士多德《诗学》以来对悲剧的定义。[4]
   从宏观着眼,虽然《浮士德》以悲剧为内核,但它大部分是由各种类型的喜剧、滑稽剧和笑闹剧的形式组成的。如“学者剧”采用讽刺和滑稽剧的形式;“格雷琴剧”包含婚姻讽刺剧;“女巫的丹房”是魔幻嬉闹剧;“奥尔巴赫的地下酒窖”属于歌舞嬉闹剧等。因此从整体来看,《浮士德》的悲剧内容是与它的喜剧(包括滑稽剧和笑闹剧等)形式相互消解的。
   从微观来看,具体的诗体应用也能体现出内容与形式相互消解的关系。“学者剧”展现了浮士德作为学者悲剧式的存在,第一幕“夜”中博士的慨叹直接表现浮士德的颓废沮丧。然而自开场白开始,整个“学者剧”选用的却是狂欢节剧的形式。歌德大量使用双行押韵诗(Knittelvers),这是一种类似于打油诗的简陋诗体,对格律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能够塑造出低级而滑稽可笑的形式感。“学者剧”中所要表达的严肃沉重的悲剧性内容与其低级滑稽的双行押韵体形式相互消解,从而更深刻地表现出浮士德可悲可笑的学者生涯。双行押韵体在浮士德与瓦格纳的散步中也有出现,不过这次歌德不再使用对句押韵。双行押韵体在这一语境中的出现再次印证了其在“夜”这一幕中的应用是不合常规的。[5]同样的例子还出现在“瓦尔普吉斯之夜”,这一幕描写了一场魔鬼与女巫的狂欢,然而此间歌德却插入了一些的无韵诗(抑扬格五音步)。无韵诗具有固定节奏,读起来铿锵有力,一般应用于歌颂英雄的诗歌中。无韵诗进入女巫狂欢节的描写,也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相互消解。
   书中大量运用的反讽手法也是内容与形式相互消解的体现之一。布鲁克斯曾为反讽下过一个普遍定义:“反讽,是承受语境的压力。”[6]《浮士德》中大量运用的反讽就是布鲁克斯所概括的这一类型,即“语境误置”。将某些特定场合使用的话语误置于另一显然不相符的语境中,语言和语境的错位就会产生讽刺效果。《浮士德》第3733节中,瓦伦廷让格雷琴“别拿天主的名义开玩笑”,这里歌德用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词“Spa”,“Spa”在词典中解释为“在眼前的问题”,并且带有开玩笑或讽刺的意味。在第3732节中,玛格丽特的话是以代词“das”结尾的,所以这里歌德使用“Spa”既是为了押韵[7],又在瓦伦廷临死前凸显了讽刺性。书中大量的反讽直接地反映在靡菲斯特身上,这些反讽是更为明显的。
   当然,内容与形式相互消解的关系在《浮士德》中只是较少地出现,但其意义是值得关注、不能忽略的。至于歌德为何会使用这一关系,可以从他的心理因素进行探究。
   二.内容与形式相互消解关系运用的心理因素
   探究歌德使用内容与形式相互消解关系的心理因素,首先要证明歌德是有意使用这一关系的。歌德的有意性可以从《浮士德》文本中体现出来。在开篇,浮士德表达过自己的追求,有“吃不饱的美食”、“水银一样不停从手中流走的赤金”等。深入思考如此追求的原因,是因为享受停止后人会感到幻灭,因此享受需接二连三地串联起来。这与内容与形式相互消解的审美心理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内容与形式的方向都完全指向狂喜,会让人难以承受,因为狂喜过后会带来恐怖。歌德意识到了这样的后果,因此要求享受无穷尽,这可以作为论据证明歌德拥有有意使用内容与形式相互消解的心理因素。同样的例证在浮士德对玛加蕾特的表白中也有出现:“我要把自己完全交给你,同时感到一阵狂喜,这种狂喜一定要永远,永远保持住!——它的尽头就是绝望。不,没有尽头!没有尽头!”包括《浮士德》中的一些语句如“最痛苦的赏玩”、“被迷恋的憎恨”、“令人心旷神怡的厌烦”等,类似于后来的矛盾修饰法,也是歌德有意追求悲喜平衡的体现。
   文本之外也可找到论据以证明歌德的有意性。歌德对于自己的悲剧作品,只有《浮士德》用“Tragoedie”,其他均使用“Trauerspiel”。[8]这说明他本人也意识到这部悲剧在形式上的不同。“Trauerspiel”是德国的本土词汇,指德国悲苦剧,而“Tragoedie”指古希腊的“羊歌”。羊歌意在严肃而不在悲,且三出悲剧之后还会上演一出萨堤洛斯剧(一种滑稽剧)作为调味品。歌德对《浮士德》悲剧的称呼也反映出这种可能——他是有意使用内容与形式相互消解关系的。歌德本人曾认为自己的天性是“温和妥协的”,因此“非天生的悲剧诗人”,因为在他看来,悲剧的本质特征是不可调和性,但在这个“极为平庸的世上,不可调和的东西本身就显得荒诞”(1797年12月9日致席勒信)。也就是说,歌德承认自己会对悲剧做一些有意的“调和”。    更直接的例子可以在歌德的《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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