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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已经直接影响到了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而且关系着当前扩大内需政策能否有效启动，更事关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人们最关注的热点民生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及原因的剖析，分析中国收入差距的现状及政策建议。
关键词：劳动报酬 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 社会保障
一、收入分配的现状和问题
（一）以劳动报酬为代表的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
国民收入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最终形成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其所占比重反应了分配的总体格局。1996年-2005年期间，居民收入占比从66.83％下降到54.12％，与此同时，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从17.8％上升到24.1％，政府部门的收入占比从15.36％上升到21.75％。到2007年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下降到50.63％，比2005年低了3.49个比分点，相应的，政府和企业部門的收入比重分别上升了2.99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分别达到24.74％和24.63％。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下降到43％。可见，近10多年来，居民部门并没有更多的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 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工会官员称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在一些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大多在5O％以上，其中，美国、德国、英国2000年分别为58.31％ 、53.84％、55.27％ 。
中国今年前五个月财政收入达35470亿元，同比增长30.8％。保守估计，今年全国财政收入将创纪录达到8万亿以上，中国将紧随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大国。在国民收入既定的前提下，财政收入过大，则必然意味着企业与民众那头的部分相对过少，对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会带来一定负面的影响"。
（二）基尼系数不断上升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其数值在0～1之间。数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 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 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l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O.3l7，2006年则升至0.496。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统计显示，总入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 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
（三）城乡收入差距突出
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3：1，按照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世界上多数国家居民收入比为1.5：1。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10％最高收入组所得和10％最低收入组所得相差9倍。如果把农民用于生产的费用和城市居民收入中一些非货币因素， 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福利考虑在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更高。城乡差距对全国基尼系数的贡献率达40％以上。
（四）行业差距不断扩大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国有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最近10年来，我国行业间收入分配总的趋势是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某些垄断行业的收入更高，而传统的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收入则相对较低。而我们现行的工资和奖金制度则较为明显得向垄断企业和国有企业倾斜。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有悖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严重侵害了个人发展权，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
二、收入分配的成因
（一）初次分配中存在严重的不公平、不平等。
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是以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因素为主，再以政府再分配中的公平调节为辅。中国分配目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偏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格局。
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决定了劳动力报酬下降的必然性。由于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就业的压力，存在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过程，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工资往往会被压低，劳动力在整个分配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我国是人口资源大国，上世纪80年代后第三次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就业年龄，每年新增劳动力高达2000多万人，而城镇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1200万个，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在供需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劳动要素的议价能力远低于资本要素。
(二)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目前的户籍制度将城乡人为分割成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加剧了城乡的二元结构，限制了农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利于城市化建设的推进。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农民虽已进城务工，但农民的身份没有变，没能够在城市获得合法的市民资格、平等的待遇和实现安居乐业。一些名义上取消了农业、非农业两种户口的地方，并没有在福利制度上发生实质性改变。这种状况不仅增加了进城务工农民获得收入的成本和获得收入的不稳定性，而且也增加了他们的社会压力和不安全感。受户籍制度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被人为分割，农民工因流动性较强，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替代性高的工作，这是影响他们的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程度，导致工资水平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加上城市"二元性"的用工制度对农民工的不公平的对待，农民工在城市不能享有城市同等条件工人应有的社会福利，同时按期获得收入的稳定性也受影响，所以农民工在城市获得收入的机会和安全系数大打折扣。在金融二元结构体制下，单个家庭式的土地经营管理方式，导致农业经营成本过高，技术创新效率过低，不具有规模收益，市场的交易成本过高，农民获得利润较低，影响农民农业收入的持续增加。
（三）劳资谈判欠缺
在企业层面，并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劳资谈判机制，工资往往是由分散的劳动力和相对集中的资本之间的博弈所决定的，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没有形成代表自已利益的工会组织，因而在工资博弈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四）垄断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我国的垄断行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行政手段而形成的断，一些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成为其职工提高收入的基础。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红利并没有上交财政，而是留在本行业进行在投资和改善职工待遇，这是一种偏离竞争的分配关系。实际上这些超额利润应该上缴国家财政或转为国有资金，若直接或变相地转化为职工收入或福利，必然造成行业间收入不合理，导致现实社会中收入差距过大。
（五）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作用严重缺失。
对高收入者进行调节并对低收入者实施转移支付是调节收入初次分配矛盾的基本手段也是收入再分配的基本功能。但是这方面改革并没有到位助能作用缺位，政策实施苍白。对高收入者调节不到位，"逃税"、"避税"严重，处罚不坚决。对低收入者有效保障基础薄弱，执行中扶助缺失，导致许多贫困者难以获得有效援助。另外国民收入分配存在着向政府倾斜的失衡现象，并从两个层面直接削弱了居民消费增长的动力：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的滞后，又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
三、政策和建议：
(一)扩大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重的比重。
提供社会保障这种公共产品是市场经济中政府财政的重要职能，从美国的财政支出来看199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8.7％，1999年联邦政府在社会保障项目上的支出达到3900亿美元，占总支出的23％，使社会保障成为联邦政府最大的单项支出项目。而我国即使在2001年后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情况下，也只有8.34％。2004年中央和地方用于安排社会保障、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的合计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只为7.33％。由此可见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明显偏低。我国这种社会保障支出比重过低从财政支出结构上来说是不合理的，有待提高和优化财政支出的空间。
（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自由流动。
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消除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政策和障碍，简化各种手续，防止乱收费．在农民工就业、医保、社保和子女上学等方面逐步进行改善，让农民"进得城来，留得下来"，合理推动城镇化进程，以最终解决农民收入偏低的问题。他们收入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得比例，也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从而缩小全国居民收入差距。
（三）完善市场机制与矫正市场失灵
长期以来，垄断行业，包括石油石化、电信服务业、电力电网业、民航运输业、石油石化业等国有企业，享有国有资本租金、国家重要资源租金和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权三大租金。电信、无线通讯等频道资源现在是分给某个企业使用的，本来是全民的资源性收益却成了企业的收益和利益，这也是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提高垄断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国家的比例，完善监管机制，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薪酬定价监督制约机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的收入。完善市场机制，扩大市场准入，消除部门、行政垄断。
（四）规范用工制度，建设工会，集体谈判。
在部门内部，存在着大量的非制度性用工的存在。这些非制度性用工以合同工或临时工的身份存在于这些大大小小的国有部门之中，但在经济收入方面与该国有事业单位相应职位的正式职工相比却相差甚远。为此，我们应通过规范用工制度实现国有事业单位内部的同工同酬。而在非国有部门，应通过加强工会建设，建设真正由普通劳动者控制的工会，并以这个工会代表普通劳动者与企业就劳动工资问题进行集体谈判。国际劳工运动史证明，有工会的劳动力市场工资福利和无工会组织的市场相比，至少高15％-20％。
参考文献：
[1]Mark D Partridge．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87(5)：1019-1032．
[2]Alberto Alesina，Dani Rodrik．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2)：465-490．
[3]赵倩．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會科学版)，2008，(4)：79-81．
[4]刘振彪，尹剑锋．收入分配差距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2O一24．
[5]梁亚民，臧海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再探讨--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9(6)：59-64．
作者简介：陈慧，女，安徽省无为人，天津商业大学2010级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劳动报酬 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 社会保障
一、收入分配的现状和问题
（一）以劳动报酬为代表的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
国民收入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最终形成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其所占比重反应了分配的总体格局。1996年-2005年期间，居民收入占比从66.83％下降到54.12％，与此同时，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从17.8％上升到24.1％，政府部门的收入占比从15.36％上升到21.75％。到2007年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下降到50.63％，比2005年低了3.49个比分点，相应的，政府和企业部門的收入比重分别上升了2.99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分别达到24.74％和24.63％。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下降到43％。可见，近10多年来，居民部门并没有更多的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 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工会官员称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在一些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大多在5O％以上，其中，美国、德国、英国2000年分别为58.31％ 、53.84％、55.27％ 。
中国今年前五个月财政收入达35470亿元，同比增长30.8％。保守估计，今年全国财政收入将创纪录达到8万亿以上，中国将紧随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大国。在国民收入既定的前提下，财政收入过大，则必然意味着企业与民众那头的部分相对过少，对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会带来一定负面的影响"。
（二）基尼系数不断上升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其数值在0～1之间。数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 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 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l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O.3l7，2006年则升至0.496。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统计显示，总入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 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
（三）城乡收入差距突出
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3：1，按照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世界上多数国家居民收入比为1.5：1。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10％最高收入组所得和10％最低收入组所得相差9倍。如果把农民用于生产的费用和城市居民收入中一些非货币因素， 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福利考虑在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更高。城乡差距对全国基尼系数的贡献率达40％以上。
（四）行业差距不断扩大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国有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最近10年来，我国行业间收入分配总的趋势是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某些垄断行业的收入更高，而传统的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收入则相对较低。而我们现行的工资和奖金制度则较为明显得向垄断企业和国有企业倾斜。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有悖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严重侵害了个人发展权，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
二、收入分配的成因
（一）初次分配中存在严重的不公平、不平等。
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是以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因素为主，再以政府再分配中的公平调节为辅。中国分配目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偏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格局。
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决定了劳动力报酬下降的必然性。由于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就业的压力，存在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过程，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工资往往会被压低，劳动力在整个分配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我国是人口资源大国，上世纪80年代后第三次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就业年龄，每年新增劳动力高达2000多万人，而城镇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1200万个，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在供需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劳动要素的议价能力远低于资本要素。
(二)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目前的户籍制度将城乡人为分割成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加剧了城乡的二元结构，限制了农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利于城市化建设的推进。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农民虽已进城务工，但农民的身份没有变，没能够在城市获得合法的市民资格、平等的待遇和实现安居乐业。一些名义上取消了农业、非农业两种户口的地方，并没有在福利制度上发生实质性改变。这种状况不仅增加了进城务工农民获得收入的成本和获得收入的不稳定性，而且也增加了他们的社会压力和不安全感。受户籍制度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被人为分割，农民工因流动性较强，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替代性高的工作，这是影响他们的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程度，导致工资水平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加上城市"二元性"的用工制度对农民工的不公平的对待，农民工在城市不能享有城市同等条件工人应有的社会福利，同时按期获得收入的稳定性也受影响，所以农民工在城市获得收入的机会和安全系数大打折扣。在金融二元结构体制下，单个家庭式的土地经营管理方式，导致农业经营成本过高，技术创新效率过低，不具有规模收益，市场的交易成本过高，农民获得利润较低，影响农民农业收入的持续增加。
（三）劳资谈判欠缺
在企业层面，并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劳资谈判机制，工资往往是由分散的劳动力和相对集中的资本之间的博弈所决定的，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没有形成代表自已利益的工会组织，因而在工资博弈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四）垄断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我国的垄断行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行政手段而形成的断，一些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成为其职工提高收入的基础。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红利并没有上交财政，而是留在本行业进行在投资和改善职工待遇，这是一种偏离竞争的分配关系。实际上这些超额利润应该上缴国家财政或转为国有资金，若直接或变相地转化为职工收入或福利，必然造成行业间收入不合理，导致现实社会中收入差距过大。
（五）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作用严重缺失。
对高收入者进行调节并对低收入者实施转移支付是调节收入初次分配矛盾的基本手段也是收入再分配的基本功能。但是这方面改革并没有到位助能作用缺位，政策实施苍白。对高收入者调节不到位，"逃税"、"避税"严重，处罚不坚决。对低收入者有效保障基础薄弱，执行中扶助缺失，导致许多贫困者难以获得有效援助。另外国民收入分配存在着向政府倾斜的失衡现象，并从两个层面直接削弱了居民消费增长的动力：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的滞后，又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
三、政策和建议：
(一)扩大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重的比重。
提供社会保障这种公共产品是市场经济中政府财政的重要职能，从美国的财政支出来看199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8.7％，1999年联邦政府在社会保障项目上的支出达到3900亿美元，占总支出的23％，使社会保障成为联邦政府最大的单项支出项目。而我国即使在2001年后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情况下，也只有8.34％。2004年中央和地方用于安排社会保障、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的合计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只为7.33％。由此可见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明显偏低。我国这种社会保障支出比重过低从财政支出结构上来说是不合理的，有待提高和优化财政支出的空间。
（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自由流动。
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消除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政策和障碍，简化各种手续，防止乱收费．在农民工就业、医保、社保和子女上学等方面逐步进行改善，让农民"进得城来，留得下来"，合理推动城镇化进程，以最终解决农民收入偏低的问题。他们收入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得比例，也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从而缩小全国居民收入差距。
（三）完善市场机制与矫正市场失灵
长期以来，垄断行业，包括石油石化、电信服务业、电力电网业、民航运输业、石油石化业等国有企业，享有国有资本租金、国家重要资源租金和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权三大租金。电信、无线通讯等频道资源现在是分给某个企业使用的，本来是全民的资源性收益却成了企业的收益和利益，这也是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提高垄断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国家的比例，完善监管机制，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薪酬定价监督制约机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的收入。完善市场机制，扩大市场准入，消除部门、行政垄断。
（四）规范用工制度，建设工会，集体谈判。
在部门内部，存在着大量的非制度性用工的存在。这些非制度性用工以合同工或临时工的身份存在于这些大大小小的国有部门之中，但在经济收入方面与该国有事业单位相应职位的正式职工相比却相差甚远。为此，我们应通过规范用工制度实现国有事业单位内部的同工同酬。而在非国有部门，应通过加强工会建设，建设真正由普通劳动者控制的工会，并以这个工会代表普通劳动者与企业就劳动工资问题进行集体谈判。国际劳工运动史证明，有工会的劳动力市场工资福利和无工会组织的市场相比，至少高15％-20％。
参考文献：
[1]Mark D Partridge．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87(5)：1019-1032．
[2]Alberto Alesina，Dani Rodrik．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2)：465-490．
[3]赵倩．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會科学版)，2008，(4)：79-81．
[4]刘振彪，尹剑锋．收入分配差距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2O一24．
[5]梁亚民，臧海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再探讨--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9(6)：59-64．
作者简介：陈慧，女，安徽省无为人，天津商业大学2010级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