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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借鉴卡茨尼尔森等关于阶级形成的比较研究框架，本文对农民工阶级形成在文化层面的表现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主要考察了三方面的内容：阶级话语的消逝及其对农民工阶级形成的影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及其悖论；打工文化的兴起与农民工阶级形成中的“发声”。本文的研究发现包括：其一，阶级话语的消逝导致了农民工问题表述中的“去政治化”与“政治化”的并存，造成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历程中“能指”与“所指”的尴尬错位，并引发了农民工的阶级形成过程中“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巨大张力；其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一方面具有遮蔽现实、充当社会水泥的功效，另一方面这种建构因不得不以乌托邦为参照系而构成了一种对意识形态所建构的现实的迂回批判，反过来为农民工及其后代对自身的处境予以反思性认识，提供了一面镜子；最后，打工文化的兴起，为农民工的阶级形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 农民工 阶级形成 阶级话语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打工文化
〔中图分类号〕D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1-0158-09
根据卡茨尼尔森等关于阶级形成的比较研究框架，工人阶级的形成可以从四个层面展开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方式、文化意识倾向（culture disposition）以及雇佣工人的集体行动。①其中，第一位经济因素指向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形式（建立在对生产工具没有控制权的雇佣工人的基础上），与无产阶级化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第二位的社会层次，指向工人生活世界的经验性社会结构，它发生在工作与家庭当中；第三位的文化层次，力图把握工人所共享的意识倾向、价值标准；第四位的政治层次，所包含的则是工人集体行动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路径。借鉴这一分析框架，本文力图对农民工阶级形成在文化层面的表现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一、阶级话语的消逝及其对农民工阶级形成的影响
历史的发展往往存在着吊诡之处：如果说改革前毛泽东式的革命理想在中国引发了“阶级斗争”以及“阶级”的浪潮，那么，改革开放则宣告了阶级的死亡，代之以现代性话语。潘毅、陈敬慈：《阶级话语的消逝》，《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此前风行的“阶级”话语被迅速地侵蚀和消解；关于阶级话语的消解之原因分析，参见张乐天：《国家话语的接受与消解——公社视野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 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事实和客观性事实》，载《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伴随着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地位的失落，工人阶级的话语也处于其它话语的围剿之中。曹征路的中篇小说《英特纳雄那儿》（载《当代》2004年第4期）描绘了当代中国的各种“话语形象”以及工人阶级“话语”在这些形象包围中的处境。相关评论，参见吴志峰：《被围剿的工人阶级话语——谈谈<那儿>中的话语形象》，《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6 期。阶级话语的消逝，对传统产业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不过，与新兴产业工人阶级——农民工不同，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工人们拥有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及共同的集体记忆，他们能够策略性地运用历史上形成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意识状态话语与政治符号，来作为集体行动的文化资源与解释框架；他们可能借助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为其群体利益的实现寻找合法性和可能性。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尤其是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集体记忆，能够帮助工人在面临失业的危险下，克服集体动员的各种障碍。因此，对他们而言，转型期的劳工抗争资源，不仅来自国家，还来自市场。参见Ching Kwan Lee，“The ‘Revenge of History’：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r Protests in North-Eastern China”，Ethnography，2000 Vol 1（2）：217-237；以及Ching Kwan Lee，“From the Specter of Mao to the Spirit of the Law：Labor Insurgency in China，”Theory and Society，2002，Vol 31：189-228。
当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处于“消解”与“再形成”过程中的时候，当阶级话语逐渐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中淡出的时候，一支由涌进新兴工业区和城市的农民工构成的劳动力大军正在快速形成。乡镇企业和世界工厂，成为利用中国庞大数量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工——的两个主要基地。但是，农民工作为一种阶级力量的诞生，却遇到重重障碍。尤其是，当自在的阶级正在结构性地萌芽的时候， 国家和资本的主导论述，稀释了关于阶级的话语。农民工阶级形成的现实，很难获得应有的表达。这典型表现在：（1）源自上世纪90年代并风行的社会分层概念，几乎完全取代了阶级概念（阶级概念被限制在小范围的学术界和工会系统），这导致关于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去政治过程；（2）在阶级话语逐渐从政治意识形态、学术界和日常生活中淡出的同时，中产阶级的话语一度流行，工人阶级与其他低收入劳动者（“弱势群体”）作为风险因素进一步边缘化；（3）新自由主义话语在“效率”、“进步”的旗号下，成为新兴社会阶层和各类精英利益博弈的合法化武器，新兴工人阶级沦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牺牲品；（4）执政党在肯定工人阶级作为自己阶级基础的同时，赋予新社会阶层以“建设者”的政治含义；（5）工会选择了现实主义的行动策略，工人阶级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退缩到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关系”，工人阶级谋求国家权力以保障自己阶级利益的合理性，演变为劳动关系中在劳资双方单纯博弈基础上对“劳权”追求的合理性。彭恒军：《重建“阶级话语”：工会维权的合法化和正义论基础研究》，《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于是，一个奇怪而又残酷的现实浮现出来：中国新兴产业工人的阶级经验是如此地鲜活，然而阶级话语却被严重地压抑；农民工在阶级形成中的声音，不仅被国家机器建设现代化的轰鸣声所湮没，同时也遭到了普通民众（不仅是城市新兴的中产阶级，有时候甚至包括打工阶级自身）的反感和憎恶；原本有可能被表述出来的阶级认同和集体性的阶级话语，被阶级主体自身的自我谴责所窒息。阶级话语的消逝对农民工阶级形成的影响表现为：
其一，导致农民工问题表述中的“去政治化”与“政治化”的并存。与传统产业工人阶级不同，在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国际劳动分工网络）之际出现的主要由农民工构成的新兴打工阶级，其阶级形成受到了国家和资本力量的结构性制约。其中，国家法团主义的治理机制及其运作，是农民工的阶级话语被压制，致使阶级失声的最大力量。关于国家统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又译法团主义）及其对劳工阶级形成的影响，参见徐正光：《统合政策下的台湾劳工》，《第一届劳资关系论文集》，1987年，第189-294页。用汪晖的话来讲，就是在农民工的阶级形成过程中，支配阶级试图用“开放社会”来取代“阶级社会”的意图非常明显。而且，开放社会对阶级社会的“取代”，是在国家与资本论述的充分构思和严格管制之下进行的。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在这种背景下，关于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历程常常被表述为：为了维持沿海区域的再生产过程，就必须创造廉价劳动力市场；而构筑廉价劳动力市场，又必须改变城乡关系进而迫使大量农民工涌入沿海城市；最后，为了让农民工适应新的生产条件，不仅需要让他们学习生产技能，而且还要让他们转化成为遵守现行生产秩序的规范的自由劳动力。在这里，农民工似乎仅仅是再生产的自然要素，而不是为了适应新的再生产条件而发生的整个社会关系变化的产物——这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有关再生产过程的“去政治化”意识形态的特征，确立了掩盖其再生产条件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这种对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遮蔽，实际上是对其无产阶级化困境的遮蔽。参见潘毅、卢晖临、严海蓉、陈佩华、萧裕均、蔡禾：《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为了给强调个人主义、专业分工、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铺平道路，阶级话语被彻底压制。“阶级”的历史被双重地取代——首先是被国家，然后是被市场。对阶级的双重取代，使阶级实践的意义无法呈现出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非常具有政治性。
其二，造成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历程中“能指”与“所指”的尴尬错位。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农民工话语建构中，常常能够看出“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反映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主体与结构之间的张力。语言与现实建构之间的关联是能动的、辩证的。语言不仅仅是对现实的表达，它还指向对现实的否定与对未来变革的憧憬。研究法国大革命中的劳工问题的威廉姆H.塞维尔，在其经典之作《法国的工作与革命：从旧体制到1848年的劳工语言》一书中指出：正是新的词汇与概念，使得劳工们得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其经验及所面临的境况。譬如，同样是在工厂中过着不理想的生活，工人们可以有许许多多种理由来理解它（浑浑噩噩，根本不去想它便是其中的一种）；而一旦他们具备了“阶级”的概念时，便很快地赋予当前处境一种不同的意义及行动。塞维尔进一步指出：语言及概念在形塑工人的革命意识上具有重要作用；语言与概念不但表达着社会现实，它们其实也在“建构”着社会现实。参见Sewell，Jr.，William，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从这个角度反观改革时期中国新兴打工阶级的“失语症”，可以看出：阶级话语的消逝不仅对中国的劳动与人口政策及法规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阻碍了打工阶级自身的形成。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在这一境况下，雇佣劳动、社会分化与不平等的种种现实，往往被现代化的话语或发展的必要代价一笔带过；社会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被转化为个体不平等并丧失了原来的阶级意味；社会不平等也不再被作为政治问题而被看成是个人生活的成败问题，从而社会危机以个人生活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乎，打工阶级的个人命运，似乎取决于“素质”的高下或能力的提升，素质话语使得各种社会的和政治的等级得以合法化。关于素质话语的知识考古学，参见Andrew Kipnis，“Suzhi：a Keyword Approach”，The China Quarterly，2006，Vol 186：295-313。而不是由阶级行动决定的。最发人深省的是，阶级话语的消逝还使打工阶级努力把含有全球资本价值观的“素质”话语内在化，并通过这一话语审视自己，把自己看成亟待改造的对象，自己反倒成为了亟待改造和适应城市的“最大的敌人”。如此一来，他们把能动性的矛头指向自己，要求自我的改造，而不是向外要求社会的改造。在当今发展话语为她们决定的现实中，“边缘”和“多余”已写进打工妹们的自我意识之中，成为鞭策其自我发展的动力。参见严海蓉：《“素质”，“自我发展”和阶级的幽灵》，《读书》2001年第3期。
其三，引发农民工的阶级形成过程中“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巨大张力。应该说，国家对阶级话语并非是刻意回避。毕竟，农民工的兴起和私营企业主的崛起一样，事关执政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家的话语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2003 年9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四大提出，“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同年出版的《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一书明确提出：“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农民也转化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学习出版社，2003年，第68页（尤其是第9个问题“今日“老大哥”——深刻认识我国工人阶段的新变化”）。2004 年1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和2006年3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都明确承认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国家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农民工的工人阶级地位，尽管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工人阶级与现实生活中的工人阶级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与此同时，学界似乎也出现了阶级话语的“复归”。仇立平、顾辉：《社会结构与阶级的生产：结构紧张与分层研究的阶级转向》，《社会》2007年第2期。但这些研究所做的，大多是关于农民工的“表达性”现实的建构工作，很少直面农民工阶级形成中的各种“客观性”现实与困境。Ching Kwan Lee and Yuan Shen，“China：The Paradox and Possibility of a Public Sociology of Labor”，Work and Occupations，Volume 36，Number 2，May 2009，p110-125。毕竟，农民工阶级形成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国家话语对农民工工人阶级地位和权利的承认，而在于这种“表达性”现实话语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遮蔽与操控。应该看到，一方面，在国家话语得以表达的制度文本中，农民工的政治地位和社会权利得到了极大的承认；另一方面，实践中依旧存在着对农民工权益的漠视与侵犯，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提醒研究者：尽管国家话语体系对农民工的称呼经历了从“盲流”到“中国工人阶级主要力量”的深刻变化，但这与其说意味着存在了近二十年的“农民工”一词从话语的边缘转变为话语的中心，毋宁说是又一次的意识形态挪用或遮蔽。农民工阶级形成的“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的张力，并未因为话语的掩蔽，就此烟消云散。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及其悖论
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不仅是一个自发的、主动的阶级“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被打造和被建构的阶级“被形成”的过程。这典型地体现在以传媒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上：“农民工”得以再现于不同的媒介之中，被不同取向和立场的传媒所叙述，获得了不同的指认方式。无论是“盲流”、“外来工（外来妹）”，抑或是“打工族”、“弱势群体”，直到“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主要力量”的表述，都体现着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农民工”在特定时期的社会修辞，体现为对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等阶级话语的再整合和再命名。在国家话语体系中，对农民工的称呼大致经历了从“盲流”到“外来工、外来妹”，从“打工族”到“弱势群体”，直到“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主要力量”的变化。按照查理斯
关键词 农民工 阶级形成 阶级话语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打工文化
〔中图分类号〕D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1-0158-09
根据卡茨尼尔森等关于阶级形成的比较研究框架，工人阶级的形成可以从四个层面展开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方式、文化意识倾向（culture disposition）以及雇佣工人的集体行动。①其中，第一位经济因素指向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形式（建立在对生产工具没有控制权的雇佣工人的基础上），与无产阶级化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第二位的社会层次，指向工人生活世界的经验性社会结构，它发生在工作与家庭当中；第三位的文化层次，力图把握工人所共享的意识倾向、价值标准；第四位的政治层次，所包含的则是工人集体行动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路径。借鉴这一分析框架，本文力图对农民工阶级形成在文化层面的表现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一、阶级话语的消逝及其对农民工阶级形成的影响
历史的发展往往存在着吊诡之处：如果说改革前毛泽东式的革命理想在中国引发了“阶级斗争”以及“阶级”的浪潮，那么，改革开放则宣告了阶级的死亡，代之以现代性话语。潘毅、陈敬慈：《阶级话语的消逝》，《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此前风行的“阶级”话语被迅速地侵蚀和消解；关于阶级话语的消解之原因分析，参见张乐天：《国家话语的接受与消解——公社视野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 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事实和客观性事实》，载《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伴随着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地位的失落，工人阶级的话语也处于其它话语的围剿之中。曹征路的中篇小说《英特纳雄那儿》（载《当代》2004年第4期）描绘了当代中国的各种“话语形象”以及工人阶级“话语”在这些形象包围中的处境。相关评论，参见吴志峰：《被围剿的工人阶级话语——谈谈<那儿>中的话语形象》，《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6 期。阶级话语的消逝，对传统产业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不过，与新兴产业工人阶级——农民工不同，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工人们拥有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及共同的集体记忆，他们能够策略性地运用历史上形成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意识状态话语与政治符号，来作为集体行动的文化资源与解释框架；他们可能借助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为其群体利益的实现寻找合法性和可能性。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尤其是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集体记忆，能够帮助工人在面临失业的危险下，克服集体动员的各种障碍。因此，对他们而言，转型期的劳工抗争资源，不仅来自国家，还来自市场。参见Ching Kwan Lee，“The ‘Revenge of History’：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r Protests in North-Eastern China”，Ethnography，2000 Vol 1（2）：217-237；以及Ching Kwan Lee，“From the Specter of Mao to the Spirit of the Law：Labor Insurgency in China，”Theory and Society，2002，Vol 31：189-228。
当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处于“消解”与“再形成”过程中的时候，当阶级话语逐渐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中淡出的时候，一支由涌进新兴工业区和城市的农民工构成的劳动力大军正在快速形成。乡镇企业和世界工厂，成为利用中国庞大数量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工——的两个主要基地。但是，农民工作为一种阶级力量的诞生，却遇到重重障碍。尤其是，当自在的阶级正在结构性地萌芽的时候， 国家和资本的主导论述，稀释了关于阶级的话语。农民工阶级形成的现实，很难获得应有的表达。这典型表现在：（1）源自上世纪90年代并风行的社会分层概念，几乎完全取代了阶级概念（阶级概念被限制在小范围的学术界和工会系统），这导致关于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去政治过程；（2）在阶级话语逐渐从政治意识形态、学术界和日常生活中淡出的同时，中产阶级的话语一度流行，工人阶级与其他低收入劳动者（“弱势群体”）作为风险因素进一步边缘化；（3）新自由主义话语在“效率”、“进步”的旗号下，成为新兴社会阶层和各类精英利益博弈的合法化武器，新兴工人阶级沦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牺牲品；（4）执政党在肯定工人阶级作为自己阶级基础的同时，赋予新社会阶层以“建设者”的政治含义；（5）工会选择了现实主义的行动策略，工人阶级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退缩到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关系”，工人阶级谋求国家权力以保障自己阶级利益的合理性，演变为劳动关系中在劳资双方单纯博弈基础上对“劳权”追求的合理性。彭恒军：《重建“阶级话语”：工会维权的合法化和正义论基础研究》，《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于是，一个奇怪而又残酷的现实浮现出来：中国新兴产业工人的阶级经验是如此地鲜活，然而阶级话语却被严重地压抑；农民工在阶级形成中的声音，不仅被国家机器建设现代化的轰鸣声所湮没，同时也遭到了普通民众（不仅是城市新兴的中产阶级，有时候甚至包括打工阶级自身）的反感和憎恶；原本有可能被表述出来的阶级认同和集体性的阶级话语，被阶级主体自身的自我谴责所窒息。阶级话语的消逝对农民工阶级形成的影响表现为：
其一，导致农民工问题表述中的“去政治化”与“政治化”的并存。与传统产业工人阶级不同，在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国际劳动分工网络）之际出现的主要由农民工构成的新兴打工阶级，其阶级形成受到了国家和资本力量的结构性制约。其中，国家法团主义的治理机制及其运作，是农民工的阶级话语被压制，致使阶级失声的最大力量。关于国家统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又译法团主义）及其对劳工阶级形成的影响，参见徐正光：《统合政策下的台湾劳工》，《第一届劳资关系论文集》，1987年，第189-294页。用汪晖的话来讲，就是在农民工的阶级形成过程中，支配阶级试图用“开放社会”来取代“阶级社会”的意图非常明显。而且，开放社会对阶级社会的“取代”，是在国家与资本论述的充分构思和严格管制之下进行的。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在这种背景下，关于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历程常常被表述为：为了维持沿海区域的再生产过程，就必须创造廉价劳动力市场；而构筑廉价劳动力市场，又必须改变城乡关系进而迫使大量农民工涌入沿海城市；最后，为了让农民工适应新的生产条件，不仅需要让他们学习生产技能，而且还要让他们转化成为遵守现行生产秩序的规范的自由劳动力。在这里，农民工似乎仅仅是再生产的自然要素，而不是为了适应新的再生产条件而发生的整个社会关系变化的产物——这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有关再生产过程的“去政治化”意识形态的特征，确立了掩盖其再生产条件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这种对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遮蔽，实际上是对其无产阶级化困境的遮蔽。参见潘毅、卢晖临、严海蓉、陈佩华、萧裕均、蔡禾：《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为了给强调个人主义、专业分工、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铺平道路，阶级话语被彻底压制。“阶级”的历史被双重地取代——首先是被国家，然后是被市场。对阶级的双重取代，使阶级实践的意义无法呈现出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非常具有政治性。
其二，造成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历程中“能指”与“所指”的尴尬错位。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农民工话语建构中，常常能够看出“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反映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主体与结构之间的张力。语言与现实建构之间的关联是能动的、辩证的。语言不仅仅是对现实的表达，它还指向对现实的否定与对未来变革的憧憬。研究法国大革命中的劳工问题的威廉姆H.塞维尔，在其经典之作《法国的工作与革命：从旧体制到1848年的劳工语言》一书中指出：正是新的词汇与概念，使得劳工们得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其经验及所面临的境况。譬如，同样是在工厂中过着不理想的生活，工人们可以有许许多多种理由来理解它（浑浑噩噩，根本不去想它便是其中的一种）；而一旦他们具备了“阶级”的概念时，便很快地赋予当前处境一种不同的意义及行动。塞维尔进一步指出：语言及概念在形塑工人的革命意识上具有重要作用；语言与概念不但表达着社会现实，它们其实也在“建构”着社会现实。参见Sewell，Jr.，William，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从这个角度反观改革时期中国新兴打工阶级的“失语症”，可以看出：阶级话语的消逝不仅对中国的劳动与人口政策及法规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阻碍了打工阶级自身的形成。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在这一境况下，雇佣劳动、社会分化与不平等的种种现实，往往被现代化的话语或发展的必要代价一笔带过；社会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被转化为个体不平等并丧失了原来的阶级意味；社会不平等也不再被作为政治问题而被看成是个人生活的成败问题，从而社会危机以个人生活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乎，打工阶级的个人命运，似乎取决于“素质”的高下或能力的提升，素质话语使得各种社会的和政治的等级得以合法化。关于素质话语的知识考古学，参见Andrew Kipnis，“Suzhi：a Keyword Approach”，The China Quarterly，2006，Vol 186：295-313。而不是由阶级行动决定的。最发人深省的是，阶级话语的消逝还使打工阶级努力把含有全球资本价值观的“素质”话语内在化，并通过这一话语审视自己，把自己看成亟待改造的对象，自己反倒成为了亟待改造和适应城市的“最大的敌人”。如此一来，他们把能动性的矛头指向自己，要求自我的改造，而不是向外要求社会的改造。在当今发展话语为她们决定的现实中，“边缘”和“多余”已写进打工妹们的自我意识之中，成为鞭策其自我发展的动力。参见严海蓉：《“素质”，“自我发展”和阶级的幽灵》，《读书》2001年第3期。
其三，引发农民工的阶级形成过程中“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巨大张力。应该说，国家对阶级话语并非是刻意回避。毕竟，农民工的兴起和私营企业主的崛起一样，事关执政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家的话语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2003 年9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四大提出，“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同年出版的《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一书明确提出：“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农民也转化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学习出版社，2003年，第68页（尤其是第9个问题“今日“老大哥”——深刻认识我国工人阶段的新变化”）。2004 年1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和2006年3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都明确承认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国家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农民工的工人阶级地位，尽管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工人阶级与现实生活中的工人阶级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与此同时，学界似乎也出现了阶级话语的“复归”。仇立平、顾辉：《社会结构与阶级的生产：结构紧张与分层研究的阶级转向》，《社会》2007年第2期。但这些研究所做的，大多是关于农民工的“表达性”现实的建构工作，很少直面农民工阶级形成中的各种“客观性”现实与困境。Ching Kwan Lee and Yuan Shen，“China：The Paradox and Possibility of a Public Sociology of Labor”，Work and Occupations，Volume 36，Number 2，May 2009，p110-125。毕竟，农民工阶级形成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国家话语对农民工工人阶级地位和权利的承认，而在于这种“表达性”现实话语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遮蔽与操控。应该看到，一方面，在国家话语得以表达的制度文本中，农民工的政治地位和社会权利得到了极大的承认；另一方面，实践中依旧存在着对农民工权益的漠视与侵犯，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提醒研究者：尽管国家话语体系对农民工的称呼经历了从“盲流”到“中国工人阶级主要力量”的深刻变化，但这与其说意味着存在了近二十年的“农民工”一词从话语的边缘转变为话语的中心，毋宁说是又一次的意识形态挪用或遮蔽。农民工阶级形成的“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的张力，并未因为话语的掩蔽，就此烟消云散。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及其悖论
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不仅是一个自发的、主动的阶级“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被打造和被建构的阶级“被形成”的过程。这典型地体现在以传媒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上：“农民工”得以再现于不同的媒介之中，被不同取向和立场的传媒所叙述，获得了不同的指认方式。无论是“盲流”、“外来工（外来妹）”，抑或是“打工族”、“弱势群体”，直到“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主要力量”的表述，都体现着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农民工”在特定时期的社会修辞，体现为对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等阶级话语的再整合和再命名。在国家话语体系中，对农民工的称呼大致经历了从“盲流”到“外来工、外来妹”，从“打工族”到“弱势群体”，直到“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主要力量”的变化。按照查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