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董宁文君给我出了个“我与《开卷》”的题目。《开卷》是一本“民刊”，由南京凤凰读书俱乐部主办。32开，28页，每月一期，有内准出字，快要出满一百期了。国内类似这样的刊物不止这一种，我常见到的有长沙的《书人》，十堰的《书友》，武汉的《崇文》，北京的《芳草地》《书脉》，济南的《日记杂志》，呼和浩特的《清泉》，上海的《博古》，进贤的《文笔》等，均为寄赠，并不发售。就中以《开卷》水准最高，也最稳定，虽是戋戋小册，却很耐读。办“民刊”的多是热心人，为不少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机会；但多数“民”的味道不足，好像非主流的“主流刊物”。相比之下，《开卷》最少此病。我希望《开卷》保持这一特点，我祝愿它办得长久。
　　由《开卷》衍生出两套公开出版的书，一是“开卷文丛”，前后共出了三十种，作者多为文坛老人，其中谷林著《淡墨痕》，李君维著《人书俱老》和范用著《泥土脚印》，洵为传世之作；一是“我的”系列，包括《我的书房》《我的书缘》《我的笔名》和《我的闲章》四种。我曾打算就后一套书写篇文章，因家中有事未能写出。我想谈的是，文人现今已经相当边缘化了，或许日趋绝种亦未可知。这里的几个题目，却正是文人特色之所在，说得上是彼辈此时所表现的一种姿态。
　　有关《开卷》，所要说的就是这些；至于“我与《开卷》”，只须交待一句：我是它的作者之一。
　　且来讲点题外话。春节前后，我读了《晨报副刊》影印合订本前七册，即孙伏园所编1921年至1924年部分。起初只为查点资料，继而想不如花点工夫通读一遍。《晨报副刊》脱胎于《晨报》原第七版，即如“出刊启示”所说：
　　本报的篇幅原是两大张，现在因为论说、新闻、海内外通信、各种调查、各种专件以及各种广告，很形拥挤，几乎要全占两大张的篇幅；而七版关于学术文艺的译著，不但读者不许删节，而且常有要求增加的表示，所以现在决定于原有的两大张之外，每日加出半张，作为“晨报附刊”；原来第七版的材料，都划归附刊另成篇幅，并且改成横幅以便摺钉成册，于附刊之内，又把星期日的半张特别编辑，专取有趣味可以寻娱乐又可魇智欲的材料，以供各届君子休假脑筋的滋养。
　　借这套书时，有位编过报纸的朋友在场，说：“这是中国最好的副刊。”不免让我有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但读过之后却多少出乎意料。别说现在一般报纸的副刊了，就是几种读书杂志，也不是《晨报副刊》这个编法。第一，它涉及的方面很广，绝非“文艺副刊”可以赅括，而是兼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从所设“读书录”、“译述”、“地质浅说”、“小说”、“诗”、“浪漫谈”、“戏剧研究”、“歌谣”、“游记”、“卫生浅说”、“科学谈”、“生物浅说”、“专著”等栏目即可看出；第二，不少文章内容颇专，譬如“地质浅说”之《火山与山脉的生成》(予仁著)、《岩石的系统》(予仁著)、《煤层怎么生成》(予仁著)，“卫生浅说”之《病原论》(余幼尘著)，“译述”之《社会进化之原理》(英人Hobhouse原著，少平译)，“讲演录”之《地球和生物的进化》(葛利普博士讲演，龚安庆教授口译，季瑜笔记)等均是，虽然标榜“浅说”，实则不是普及写法。以今日的眼光视之，《晨报副刊》分量够重，却不能说有多“好看”。即便每周日那一期，也是这样。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就是在此连载的，首次归入“开心话”，第二次起特为另辟一个“新文艺”的栏目。周作人所译古希腊的对话《大言》《兵士》《魔术》，牧歌《情歌》《割稻的人》，拟曲《媒婆》，小说《苦甜》和日本古代的狂言《骨皮》《伯母酒》，也在星期日的“古文艺”一栏刊出；所写《自己的园地》一辑文艺批评，则在“文艺谈”一栏揭载。因此，以“专取有趣味可以寻娱乐又可魇智欲的材料，以供各届君子休假脑筋的滋养”来形容这些作品，恐怕我们难以接受。
　　然而《晨报副刊》当时颇受欢迎，影响巨大。回过头去看《出刊启示》“关于学术文艺的译著，不但读者不许删节，而且常有要求增加的表示”的话，不免感慨：有人说，有人听，无所不说，无所不听，真是启蒙时代才有的气象。《辞海》以“开发蒙昧”释“启蒙”，于“启蒙运动”则云：“泛指任何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的运动。”这可以代表对此的一般看法，然在我看来，第一，这里似乎过于强调“给予”的一方，而轻视了“接受”的一方；我们常常以为启蒙是前者的主动作为，其实相比之下，后者的求知可能更具主动性，至少也是彼此间的互动。我前面的话，改成“有人说，有人听，无所不听，无所不说”，可能更为恰切。第二，“使社会接受……”所划范围过于大了，其实启蒙未必能够及于大众。形容启蒙，不如径用《孟子·万章上》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但是说到底这还是精英内部的事儿。我读《晨报副刊》，颇能感到那时“后知后觉”的确强烈要求为人所“觉”，而“先知先觉”自是责无旁贷。
　　现在谈到《晨报副刊》，或许以为其主要贡献是传播新思想和推进新文学；然而介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当初同样是重点所在。从知识启蒙这一点上说，后来有份杂志堪可比拟，就是80年代的《读书》。《读书》我曾每期必看，最留心冯亦代的专栏“海外书讯”和董鼎山的专栏“西窗漫笔”，我对外国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的了解，多半得益于此。头一次听说海明威、福克纳、诺曼·梅勒、阿瑟·密勒等人的名字，知道世间有这些作家，他们有什么作品，这才去一一找来读了。虽然后来重读两位所作，感觉内容多半已经过时了，就像如今看《晨报副刊》那些介绍知识的文章一样。《读书》曾经有的影响毋庸多言，我想强调的是，它也是“求知一启蒙”的产物；“有人说，有人听，无所不听，无所不说”的话，用在这里同样恰当。
　　前些时有人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读书》不满?因为以前它是一本启蒙性的广泛的知识分子读物，现在成了小众的圈子化的同人杂志。”在我看来，此乃时势使然，归结为编辑方针有误，未免倒果为因。当“广泛的知识分子”不再有被启蒙的要求——其实是他们已经大众化了——“小众”、“同人”们只能讲给自己听了。“后知后觉”的启蒙时代过去，继之而来的是“先知先觉”自娱自乐的时代。在这个“自”——一群人，若干人，少数人或个别人——的范围之内，他们仍可相互交流，相互启迪。目下有“读书界”或“读书圈”一说，听来好笑，却反映了某种真实情况：读书已经成为一个“界”或一个“圈”里的事儿了，“界”或“圈”外的人对此不复关心。
　　当年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另办《语丝》，恰恰是一份“同人杂志”。较之《晨报副刊》，《语丝》知识介绍减少，言论发布增多，而这正是启蒙色彩转趋淡化的迹象。到了30年代，废名、冯至办的《骆驼草》就更“小众化”和“圈子化”了。鲁迅批评说：“以全体而论，也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1930年5月24日致章廷谦)其实还是时势使然。周作人说：“又见《中学生》上吾家予同讲演……云不佞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则大误矣。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时时有所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1932年11月13日致俞平伯)也可以理解为看出今昔时代不同，一种必要的自我调整。
　　有关历史上每次启蒙时代兴起，议论很多；它的消歇，人们似乎较少留意。所以消歇，各具原由，或许是因为启蒙之后的社会转型成功，启蒙思想已转变为新社会的行为规则，这里无暇细论；但有一点可以提出：启蒙只是一时之事，不会无止无休。启蒙时代告一段落，并非启蒙所要解决的问题业已解决，而是这些问题不再像过去那么受关注了。就现在的情形来说，思想问题实已与“广泛的知识分子”无甚关系；知识介绍则别有更为便捷的途径，但是那种旨在丰富自我、健全人生的“无为而为”的求知已被普遍放弃，转为一种更为实用的要求，而这与启蒙实际上已经元甚关系。
　　话说至此，可以再来谈谈《开卷》之类“民刊”。我觉得它们的出现，多少适应了社会风气由启蒙向着自娱自乐的转变；而就自娱自乐而言，“民刊”与正式出版的刊物其实无甚区别，反倒可能更纯粹一些，假如编者和作者不再以启蒙为己任的话。而我所谓多点“民”的味道，也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