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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价指数归零的速度恐怕又要低于预期。最近公布的CPI和PPI依然是-0.8%和-7%,尽管M1与M2增速双双刷新近15年历史新高,达到29.51%和29.31%。值得注意的是M1增速此次超过M2增速,从新中国的发展经验看,M1出现20%以上的高增长皆伴随着高通胀:第一次是1985至1987年的高通胀期间,1987年12月M1同比增速高达26.70%。第二次是1992年至1996年的高通胀期间,M1同比增速持续高于30%,1993年12月更是高达38.80%。第三次是2007至2008年间,M1同比增速持续高于20%。
笔者认为,货币效应传递到当下的中国消费物价指数CPI日趋疲弱。但是中国的通胀是否真的就没有发生呢?或者我们还能用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来研判中国通胀和通缩吗?
纵观现行的中国CPI成分构成,便可以发现食品和制成品在指数中占有极高的权重。
统计局所采用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中,其中食品权重占34%。虽然国内粮食价格也受到国外价格的冲击,但农产品基本处于国内封闭运行状态,政府对于粮食的供求有很强的调控能力,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货币因素也可以影响到农业生产成本,如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直接拉高务农的机会成本,境外的货币因素所造成的输入性通胀推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等等,但由于封闭运行,这个过程还是缓慢而疲弱的。
由于食品价格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特征,而其占比在CPI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中国的CPI也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因素,民间戏称中国的物价指数应该改成Chinapigindex。一方面显示猪肉价格对消费物价指数确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食品占CPI权重过高。具体来看,这种季节性有年度的,如所谓CPI的“猪周期”,也有月度的,如一年中中国的月度CPI随农产品价格波动而呈现出明显的“前高后低”的规律。
所以笔者认为,若以CPI变化趋势来揣测中国货币当局明年是否会加息,恐怕都很难。因为如果没有大的外部冲击的话(如美金的突然崩盘),笔者预测中国明年的月度CPI仍呈现典型的“前高后低”的季节性规律,第一季度左右冲顶后,会出现自然回落,若真是如此趋势,央行还有必要加息吗?
再分析CPI的制成品成分。衣着占比9.1%,家电占比6%,交通运输(汽车)占比10.4%,合计权重高达26%。众所周知,这些制成品(中国是全球最大供货商)被庞大的产能压制着,价格很难上涨,甚至成为每年拉低CPI的主要因素。这就是很多专家主张中国过剩产能压制通胀的理由。而中国的家庭日常中对于这些可选消费品的需求真有那么大吗?
再看服务类的价格成分,娱乐教育14.2%,医疗10%,居住13.2%。教育、医疗和住房这倒是中国家庭的必选消费品。
教育和医疗的权重,虽然根据统计局的说法是按照正常严格的调查程序所获取的比例。这种比例在完善的社保体制下的发达国家或许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使贫困家庭无力负担孩子上学,有病不敢求医,现行调查的权重就未必能反映中国家庭的真实需求结构。统计调查显示居民教育和医疗支出比重不大,但这不是因为没有需求,而是无力消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教育和医疗价格的“通货膨胀”实际是无穷大。
住房价格的疯涨却无法在当下的中国的物价指数中反映,这是统计局饱受诟病的最主要的地方。尽管按照发达国家的惯例,购房为投资行为,而非消费行为,因而不应计入消费物价指数。
但是这其中隐含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成熟经济中,购房与租房的比例已经趋于相对比较稳定,房价与租赁价格偏离不会太大,因而房价实际上是以“虚拟租金”的形式在CPI中加以体现。所以CPI度量购买力的误差较小。
而中国房地产商品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加之众多体制缺陷,中国老百姓购房需求远大于其他国家,因而我们完全照搬成熟市场的规制,仅因住房是长期消费品或具有消费和投资两重性而将其价格排斥在CPI之外,导致物价指数远脱离居民的真实感受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年中国不少核心城市的房价飚升了30%,而物价指数却还在负值运行。毋庸置疑,房价上涨成为削弱居民购买力,导致CPI低估物价水平、误导决策的首要原因。房价的涨跌虽然不能硬塞进消费物价指数,但一定要思考变通的办法,把这个趋势的影响反映进去,这是中国统计部门的天然职责所在。中国的通胀指标CPI构成明显存在缺陷,或许已导致管理层在当前“天量”信贷、资产价格飞涨时,错失出台调控政策的良机。
经济学理论早已指出并证明,货币政策制订者稳定价格水平的努力应该针对更广泛意义上的对象,除了商品与服务,还应该包括如股票、债券,以及房地产等价格的波动。实践中,近年来西方国家房地产价格与CPI物价指数的偏离令决策者和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资产价格的走势。
令人可喜的是中国的货币当局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近期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指出,为更好地维护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平稳持续发展,金融调控有必要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物价稳定,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更好衡量物价总体水平的方式、方法。考虑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趋势与经济周期变化相吻合,可首先探讨将房地产价格变动纳入整体物价指数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笔者认为,货币效应传递到当下的中国消费物价指数CPI日趋疲弱。但是中国的通胀是否真的就没有发生呢?或者我们还能用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来研判中国通胀和通缩吗?
纵观现行的中国CPI成分构成,便可以发现食品和制成品在指数中占有极高的权重。
统计局所采用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中,其中食品权重占34%。虽然国内粮食价格也受到国外价格的冲击,但农产品基本处于国内封闭运行状态,政府对于粮食的供求有很强的调控能力,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货币因素也可以影响到农业生产成本,如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直接拉高务农的机会成本,境外的货币因素所造成的输入性通胀推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等等,但由于封闭运行,这个过程还是缓慢而疲弱的。
由于食品价格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特征,而其占比在CPI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中国的CPI也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因素,民间戏称中国的物价指数应该改成Chinapigindex。一方面显示猪肉价格对消费物价指数确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食品占CPI权重过高。具体来看,这种季节性有年度的,如所谓CPI的“猪周期”,也有月度的,如一年中中国的月度CPI随农产品价格波动而呈现出明显的“前高后低”的规律。
所以笔者认为,若以CPI变化趋势来揣测中国货币当局明年是否会加息,恐怕都很难。因为如果没有大的外部冲击的话(如美金的突然崩盘),笔者预测中国明年的月度CPI仍呈现典型的“前高后低”的季节性规律,第一季度左右冲顶后,会出现自然回落,若真是如此趋势,央行还有必要加息吗?
再分析CPI的制成品成分。衣着占比9.1%,家电占比6%,交通运输(汽车)占比10.4%,合计权重高达26%。众所周知,这些制成品(中国是全球最大供货商)被庞大的产能压制着,价格很难上涨,甚至成为每年拉低CPI的主要因素。这就是很多专家主张中国过剩产能压制通胀的理由。而中国的家庭日常中对于这些可选消费品的需求真有那么大吗?
再看服务类的价格成分,娱乐教育14.2%,医疗10%,居住13.2%。教育、医疗和住房这倒是中国家庭的必选消费品。
教育和医疗的权重,虽然根据统计局的说法是按照正常严格的调查程序所获取的比例。这种比例在完善的社保体制下的发达国家或许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使贫困家庭无力负担孩子上学,有病不敢求医,现行调查的权重就未必能反映中国家庭的真实需求结构。统计调查显示居民教育和医疗支出比重不大,但这不是因为没有需求,而是无力消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教育和医疗价格的“通货膨胀”实际是无穷大。
住房价格的疯涨却无法在当下的中国的物价指数中反映,这是统计局饱受诟病的最主要的地方。尽管按照发达国家的惯例,购房为投资行为,而非消费行为,因而不应计入消费物价指数。
但是这其中隐含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成熟经济中,购房与租房的比例已经趋于相对比较稳定,房价与租赁价格偏离不会太大,因而房价实际上是以“虚拟租金”的形式在CPI中加以体现。所以CPI度量购买力的误差较小。
而中国房地产商品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加之众多体制缺陷,中国老百姓购房需求远大于其他国家,因而我们完全照搬成熟市场的规制,仅因住房是长期消费品或具有消费和投资两重性而将其价格排斥在CPI之外,导致物价指数远脱离居民的真实感受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年中国不少核心城市的房价飚升了30%,而物价指数却还在负值运行。毋庸置疑,房价上涨成为削弱居民购买力,导致CPI低估物价水平、误导决策的首要原因。房价的涨跌虽然不能硬塞进消费物价指数,但一定要思考变通的办法,把这个趋势的影响反映进去,这是中国统计部门的天然职责所在。中国的通胀指标CPI构成明显存在缺陷,或许已导致管理层在当前“天量”信贷、资产价格飞涨时,错失出台调控政策的良机。
经济学理论早已指出并证明,货币政策制订者稳定价格水平的努力应该针对更广泛意义上的对象,除了商品与服务,还应该包括如股票、债券,以及房地产等价格的波动。实践中,近年来西方国家房地产价格与CPI物价指数的偏离令决策者和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资产价格的走势。
令人可喜的是中国的货币当局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近期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指出,为更好地维护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平稳持续发展,金融调控有必要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物价稳定,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更好衡量物价总体水平的方式、方法。考虑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趋势与经济周期变化相吻合,可首先探讨将房地产价格变动纳入整体物价指数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