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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群峰，法学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多年来，独立或参与著有《离婚利益协调机制研究——财产、子女及其他》、《审判视野下的公司诉讼研究》、《民法案例教程》、《亲属法与继承法》、《物权法原理与案例教程》、《合同法教程》、《新合同法条文精解和典型案例》、《商法学》、《经济法实务》等著作与教材，并发表专业论文几十余篇。
对是否开征遗产税以及其税制、税种如何设计的讨论，已经成为当前很有必要，也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2013年2月5日，国务院同意并转发《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第四部分第15条明确表明：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委托，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承担的《遗产税制度及其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启示》课题举行中期成果发布会。研究称，我国已基本具备征收遗产税的条件，并建议将500万元作为遗产税起征点。
遗产税是一种税负不能转移的直接税，实践中通常要与赠与税一起设计、配套实施，据统计，世界上至少有90余国征收遗产税。而税制、税种的设计，必然体现某种人文与社会意义上的价值取向，特别是作为在调节收入分配、财产配置上起较大作用的遗产税，其价值取向就是“抽肥补瘦”，或称“劫富济贫”以实现“共同富裕”。例如美国在开征遗产税多年后，曾经通过立法程序启动了逐步降低税率而以在2010年取消该税为目标的过程。但却遭到了比尔·盖茨等一批富豪公然反对，他们认为这既无益于社会，也不利于他们的继承人。最后的博弈结果是仅在2010年停征1年（或说当年税率为0），尔后又进入逐步提高税率的过程。居然是富人反对取消遗产税，毫无疑问，这是社会走向发达过程中和市场经济体较成熟状态下的一种文明要素，但也可体现出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主流认识和制度框架上，是肯定遗产税“劫富济贫”以实现“共同富裕”调节的价值取向的。
但是对于我国是否有能力征收到遗产税以及是否能保证遗产税真正发挥“劫富济贫”的功效，作者认为目前还存有很多实际问题。尽管如何解决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是我国的当务之急，但是，指望通过征收遗产税来接手这一社会问题，现在看来，未免还是操之过急。因此作者建议如果从征收遗产税的价值取向出发，可以找到另一条解决途径，即“第三次分配”——它依托民间的社会组织的力量，主要是通过发展社会慈善事业来实现促进社会公平。作者能够透过自己的视角提出自己的观点，且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证，该论证有大量的事实与数据来支撑，具有说服力。
文章构思严谨，行文流畅，体现了作者较坚实的法学理论功底与潜在的学术研究能力。
曹全来，祖籍河南省社旗县，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制研究室副主任、广西依法行政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吉林大学博士后，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中国法学会会员、全国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理事。已出版专著《中国近代法制史教程（1901—1949）》、《历史、理论与实践：中国国情与司法改革》等4部、合作10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200余万字。
以社会保障等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分配，是发达国家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财富效益最大化的基本途径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提出了要“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贫富差距的拉大、基尼系数的高位运行，包括征收遗产税、社会捐赠、博彩业等特殊税种，建立、健全第三次分配机制，弥补第一、二次分配的不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徐阳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博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院长助理（挂职）、中国人民大学财税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担任《月旦财经法杂志》执行主编。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等部级科研项目3项，在《法学家》、《法学》、《环球法律评论》、《税务研究》、《社会科学》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1部、合著和参编教材近10部。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公司破产法、财税金融法。
遗产税的开征，是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涉及到遗产税开征的目的、起征点的设定、反避税规则的设计、征税模式的选择等重要问题，该文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进行研究，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分析。
文章最大的价值在于开征遗产税的价值的论证以及现实障碍的分析，而且，作者从健全第三次分配体系的高度来认识遗产税，提升了立论的水准。作者提出的开征遗产税对均衡财富分配、助推慈善事业所能发挥的作用，都是遗产税最重要的价值追求；在现实障碍的分析中，作者提出了避免沦为“中产税”、防范税收规避行为、考虑征税成本、健全配套制度等建议，对遗产税的立法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文末对健全第三次分配体系的分析，也可为遗产税的开征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
总之，文章选题新颖，问题意识突出，观点鲜明，思路严谨，行文流畅，较好地分析了遗产税开征中的重要问题。
文章若能更紧密地结合第三次收入分配体系的健全来谈遗产税，并为遗产税立法提供更为详细的制度对策，将更具现实意义。
对是否开征遗产税以及其税制、税种如何设计的讨论，已经成为当前很有必要，也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2013年2月5日，国务院同意并转发《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第四部分第15条明确表明：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委托，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承担的《遗产税制度及其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启示》课题举行中期成果发布会。研究称，我国已基本具备征收遗产税的条件，并建议将500万元作为遗产税起征点。
遗产税是一种税负不能转移的直接税，实践中通常要与赠与税一起设计、配套实施，据统计，世界上至少有90余国征收遗产税。而税制、税种的设计，必然体现某种人文与社会意义上的价值取向，特别是作为在调节收入分配、财产配置上起较大作用的遗产税，其价值取向就是“抽肥补瘦”，或称“劫富济贫”以实现“共同富裕”。例如美国在开征遗产税多年后，曾经通过立法程序启动了逐步降低税率而以在2010年取消该税为目标的过程。但却遭到了比尔·盖茨等一批富豪公然反对，他们认为这既无益于社会，也不利于他们的继承人。最后的博弈结果是仅在2010年停征1年（或说当年税率为0），尔后又进入逐步提高税率的过程。居然是富人反对取消遗产税，毫无疑问，这是社会走向发达过程中和市场经济体较成熟状态下的一种文明要素，但也可体现出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主流认识和制度框架上，是肯定遗产税“劫富济贫”以实现“共同富裕”调节的价值取向的。
但是对于我国是否有能力征收到遗产税以及是否能保证遗产税真正发挥“劫富济贫”的功效，作者认为目前还存有很多实际问题。尽管如何解决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是我国的当务之急，但是，指望通过征收遗产税来接手这一社会问题，现在看来，未免还是操之过急。因此作者建议如果从征收遗产税的价值取向出发，可以找到另一条解决途径，即“第三次分配”——它依托民间的社会组织的力量，主要是通过发展社会慈善事业来实现促进社会公平。作者能够透过自己的视角提出自己的观点，且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证，该论证有大量的事实与数据来支撑，具有说服力。
文章构思严谨，行文流畅，体现了作者较坚实的法学理论功底与潜在的学术研究能力。
曹全来，祖籍河南省社旗县，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制研究室副主任、广西依法行政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吉林大学博士后，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中国法学会会员、全国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理事。已出版专著《中国近代法制史教程（1901—1949）》、《历史、理论与实践：中国国情与司法改革》等4部、合作10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200余万字。
以社会保障等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分配，是发达国家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财富效益最大化的基本途径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提出了要“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贫富差距的拉大、基尼系数的高位运行，包括征收遗产税、社会捐赠、博彩业等特殊税种，建立、健全第三次分配机制，弥补第一、二次分配的不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徐阳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博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院长助理（挂职）、中国人民大学财税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担任《月旦财经法杂志》执行主编。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等部级科研项目3项，在《法学家》、《法学》、《环球法律评论》、《税务研究》、《社会科学》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1部、合著和参编教材近10部。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公司破产法、财税金融法。
遗产税的开征，是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涉及到遗产税开征的目的、起征点的设定、反避税规则的设计、征税模式的选择等重要问题，该文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进行研究，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分析。
文章最大的价值在于开征遗产税的价值的论证以及现实障碍的分析，而且，作者从健全第三次分配体系的高度来认识遗产税，提升了立论的水准。作者提出的开征遗产税对均衡财富分配、助推慈善事业所能发挥的作用，都是遗产税最重要的价值追求；在现实障碍的分析中，作者提出了避免沦为“中产税”、防范税收规避行为、考虑征税成本、健全配套制度等建议，对遗产税的立法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文末对健全第三次分配体系的分析，也可为遗产税的开征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
总之，文章选题新颖，问题意识突出，观点鲜明，思路严谨，行文流畅，较好地分析了遗产税开征中的重要问题。
文章若能更紧密地结合第三次收入分配体系的健全来谈遗产税，并为遗产税立法提供更为详细的制度对策，将更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