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短板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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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2月28日,“第八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在北京隆重开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径抉择与指标体系”为主题的分论坛在当日下午举行。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林,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副司长方言,中共德清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林华,作为主要对话嘉宾,共同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径抉择与指标体系”这一主题分享智慧,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思想盛宴。求是《小康》杂志社副社长赖惠能,作为本场分论坛主持人亦参与了这场精彩的高峰对话。
  小康社会建设进入新的转折期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未来五年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这就意味着,在建设全面小康的路径与指标体系上要进行进一步探索。
  “邓小平有一个非常简洁、非常明白的定义。他说小康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上个世纪末,中国总体上达到了小康,什么叫总体上达到了小康呢?就是说这样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还是不平衡的,还是不全面的。”周为民解释道,全面小康则是解决更高水平的问题,解决不平衡的问题,要使各个地区更全面地达到小康,这是到2020年的目标。
  小康和全面小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目标。周为民认为,这两个目标的提出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的富民思想渊源密切。他一再强调,民富,然后国富,社会强,然后国家强。“到2020年争取全面小康,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真心诚意地围绕富民目标,这是第一点。”周为民补充道,“第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则是,一以贯之地坚持市场的逻辑。坚持市场的逻辑在于完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任务,即为民众的自主经济活动提供更完备的法律和制度条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定包括法治小康。”李林指出,法治既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路径依赖和重要的途径方式之一,同时法治本身又有一系列指标、一系列内容,需要完善。
  据李林介绍,法治指数可以看做法治的GDP,分为单项的法治指数与综合的法治指数两类,后者与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直接相关。综合法治指数把政府的公权力行为,公众期待的诸如对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需求的评价等内容数据化、量化地表现出来。
  李林称,法治指数在实践中也被诸多问题困扰。首先,专家、公众与政府对于首次法治指数起点分值存在分歧。第二,法治指数是否只能加分不能减分。第三,指数指标体系架构的设计,怎么样更好地和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契合。在新的情况下,怎么样使这个指标体系更加科学、真实,更加有效地反映我们的实践情况,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法治小康做出贡献。“我觉得这是个挑战。”李林表示。
  方言亦表示,指标体系建设至关重要,特别是涉及到小康社会进程的指标体系,现在确实应该改革。
  全面小康短板在农村
  “习近平主席有四句名言,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另外还有一句话,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这四句话实际上涵盖了我们下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的最核心任务,这也凸显了农业和农村在整个发展小康过程当中的一个短板。”方言在论坛上把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力点再次投视到中国的农村。
  方言强调,实现农业强这一目标是第一步,发展现代农业至关重要,首先要抓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则要靠科技来改变。其次,必须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不如此,农业强则无从谈起。
  第二步,农村怎么美?对此,方言谈起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建设得非常漂亮,但紧邻城市边缘的农村则是一片破旧景象。要改变“城市美,农村破”的困局,改变农村环境非常重要。方言介绍,下一步要以治理农村垃圾污水为重点,对农村进行大规模治理。首先做好乡村规划,凸显地方特点;第二划定居住区与非居住区、农业区与工业区等功能区;第三要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第四要大规模治理南方重金属污染区。
  第三步则是要实现农民富的目标,亟待改变农业收入成为“负收入”的现状。方言提出了一系列对策,第一要靠集约经营,靠资本技术投入;第二靠规模化经营,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第三靠提高农民素质,加强新型农民培训;第四靠创造良好的务农环境。
  浙江省德清县作为中国农村地区,尤其是沿海发展地区小康建设的一个窗口,在实现农村美、农村富的探索方面,无疑是一个“先行先试”的典型范本。张林华介绍称,德清在经济建设方面始终重视民生,城市居民与农民收入比例始终没有突破1:2。此外,德清还探索出“四个一体化”模式,城乡协调发展一体化、供水一体化、垃圾处理一体化和污水处理一体化。此外,德清还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发展休闲旅游新路径。“小康不小康,很简单,从路径来讲,外地人很想去农村,本地人就不想出来。”张林华提出了自己对农村小康的理解。
  当然,作为地方政府的代表,张林华也提出了建设全面小康遇到的问题与困惑,引发了在场嘉宾的热烈讨论。
  针对如何化解保留农村原有面貌与现代农村文明之间的矛盾,李林讲了他在美国看到的“选择理论”。在美国,印地安部落同样面临现代化冲击,他们选择留在当地还是去城市生活,全由自己做主,因此有的部落得以保留,有的则完全消失了。李林说:“这可能就是现代化的一种选择,你不可能鱼和熊掌都得。”
  方言则认为,“选择理论”不一定适用于中国,这个问题确实很难破解。“过去三十年有很多农民搬迁都非常不成功。”方言说,她对藏民定居问题进行了两年调查,定居不是完全定居,是半定居,春夏秋出去游牧,冬天定居,让草原文化能够传承下去。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体会他们的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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