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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五行志》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有十二个身长五丈、相当于四层楼高的巨人突然出现在秦长城的最西端——临洮。他们都身着夷狄的服装，一副外邦人的打扮。是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威加四海。他想起了那十二个巨人，认为是天佑大秦的征兆，于是下令收缴全国的兵器，熔毁之后依照巨人的形象铸造了十二尊“金人”，也就是铜人。
虽然巨人现身临洮的传说过于夸张，但秦始皇铸金人之事还见诸其他文献，譬如我们所熟悉的贾谊《过秦论》写道：“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以为金人十二。”我们并不清楚十二铜人的形象和尺寸，据文献记载，直到东汉末年和十六国时期，它们才相继被董卓和苻坚销毁。此事广为人知，似非虚妄。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前秦始皇帝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先生相信，这个故事可能蕴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那就是在秦朝，一群来自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外邦人来到东方，将他们所知道的“西方经验”传授给了秦始皇，并被付诸实践。
包括“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在内的秦帝国遗产，果真是外来文化输入的结果么？
从大流士到秦始皇
在我研读伊朗历史的时候，不由惊叹著名的“大流士改革”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举措几乎如出一辙。试看埃尔顿·丹尼尔所著《伊朗史》的归纳：
大流士将全国分为20个行省……他也意识到法律、后勤和经济之于帝国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大流士引以为傲的是，他主持编纂了一部针对整个帝国的新法典，同时，他将埃及等行省的现行法典加以规范。法官若贪腐受贿，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交通对于国家安全和商业贸易都有重要意义，因此，大流士将道路系统加以延伸和修护，包括从萨迪斯到苏萨绵延2600公里的御道，沿途设置驿站以供休整和给养。道路系统得到很好的护卫，邮差可通过它高效传递信息。大流士的帝国囊括了地中海东岸和波斯湾，横跨海陆。为了巩固这个庞大的国家，大流士主持开凿了沟通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它在公元前497年正式得到啟用。大流士在经济方面的措施还包括统一度量衡，确立了新的货币系统，即使用固定重量的金币和银币……他被视作古波斯语书写系统的创造者，至少是完善者……他陵墓的铭文称其为“伟大的王，众王之王，诸国之王，大地之王，希斯塔普斯之子，阿契美尼德人，波斯人，波斯人之子，雅利安人，雅利安后裔”。大流士在全国大兴土木，这些宏伟的建筑反映了其文化愿景与旨趣。（The History of Iran翻译）
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大流士改革”归纳为如下几点：设立行省;编纂法典;修建驰道和驿站;开通运河;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冠以至高尊号;大兴土木。稍通秦史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些都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做过的。
要知道，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前550—前330）的大流士一世（Darius I，前522—前485在位）比秦始皇早了三个世纪，若一定说谁模仿了谁，也只能是秦始皇踵武前修，至少大流士是有“发明权”的。实际上，早在1997年，饶宗颐先生便在《中国古代“胁生”的传说》（载《燕京学报》新3期）指出：
（殷商）繁琐的礼节和祭祀上的惊人浪费，造成进步的障碍，最后成为神的俘虏，其后果和巴比伦王朝完全一样。波斯帝国的崛起与周人的代殷，情形很相似。大流士一世建国，承其父Cyrus之洪业，Cyrus于前539年克巴比伦，以有道代替无道，抚有四方，用理万民（其圆筒刻石谓“He constantly sought often order and equity for the black-headed people…”），有Father之美誉。所谓Black-headed people者，即秦人之“黔首”也。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刻石颂德，分立三十六郡，更民名曰黔首。颇疑远受到波斯分省制度之影响，而“黔首”一名则承袭西亚之旧称。
饶先生所说的Cyrus即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缔造者——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前550—前530在位），著名的居鲁士圆柱记载了他征服巴比伦的伟绩（故宫博物院藏有两块马骨化石，上面的楔形文字同于居鲁士圆柱的部分内容）。饶先生业已意识到秦帝国与波斯帝国的一些相似之处，如行省/郡县的建立和“黔首”的称名，但只是以“颇疑”概言之，并未遽断。饶先生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史多有发明，但他绝非单纯的传播论者，往往充分考虑时代、地理、接触等因素而加以讨论，详见拙文《交错视界中的中外交通——饶宗颐与中外交流史研究》（载《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5期）。
但断言秦帝国继承了波斯帝国的政治遗产，仍缺乏直接的证据。
在传世文献中，除巨人现于临洮这一可供发挥想象力的传说，再无其他相关线索。如真有西方高人授秦始皇以治国方略，在文献中很难说会全无踪迹。出于中国古代文献的特点，民间的、下层的文化交流难以得到反映，但上层的活动、重要的政治事件往往会有忠实的记录。也正由于此，尽管中原王朝与西亚的官方接触记录始于汉武帝时期，但在此之前已有文化上的间接交流——这些线索主要通过考古发现呈现。商鞅变法之于秦帝国的转型和崛起有重要意义，史籍对此施以浓墨重彩。对秦人而言，商鞅也是外邦人，他对秦国政治的影响并非讳言之事。如果另有外邦人对秦帝国的顶层设计有全面影响，不至于在史书（尤其是司马迁时代尚相对完整的《秦记》）中湮灭无闻。
周秦之变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变局。清代学者赵翼（1727-1814）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盖秦、汉同为天地一大变局。”毛泽东谓“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制确乎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格局。秦朝的建立，完成了中国政治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急剧转型，但这一转型的过程并不全然突兀，而是两周之际礼乐崩坏、王纲解纽以来持续演变的结果。秦始皇的许多举措，如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在商鞅时期便已经奠定了基础，是秦国政治的自然延续和发展，而且，许多变革在西周时期便已肇端，并非无本之木。 秦始皇与大流士政治革新的高度相似，最为根本的因素在于他们所面对的相同形势。他们都是庞大帝国的缔造者与统一者，摆在他们面前的除了广袤的疆域，还有复杂的族群与多元的文化（波斯帝国疆域更大、人口更多）。要统治这样的大帝国，中央集权便成了当务之急。因而地缘管理的加强、度量衡及文字的统一、道路系统与运河的修建、法典的编纂等等，都是治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时情理之中的事。我们不妨说，秦始皇与大流士都以其雄才大略，就着相似的棋局走了相似的套路。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未必沿着社会形态五阶段线性发展，但有时的确惊人的同步。如在所谓的“轴心时代”（Axial Period），即公元前500年前后，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希伯来的哲人像商量好了一般，活跃于历史舞台。再如饶宗颐先生也提到“波斯帝国的崛起与周人的代殷，情形很相似”，再如李学勤先生多次提到古代中国和古代埃及、迈锡尼等文明的发展节律相当同步（参见李学勤《清华简及古代文明》，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版）。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门罗（Thomas Monroe，1897-1974）在《东方美学》中所说：“东西方思想的比较表明了许多惊人的相似性。相似的理论几乎同时产生在地球上相隔甚远的不同部分。怎样解释这些现象是文化史的一个主要问题。总体说来，如此现象的产生只能来自两条途径：1.彼此独立的发明;2.一种文化在另一种文化中的传播或影响。毫无疑问，这两条途径都曾经出现过。”若无直接的证据，我们不妨暂以平行比较的视角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就我的个人阅读体会以及在伊朗的所见所闻而言，伊朗与中国在历史、文化、国民性等方面都出奇的相似。这种相似的发展节奏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并非偶然，亦非简单的传播与移植。
此外，我们既要考察秦帝国与波斯的同，也需要注意二者的异。虽然都将全国分为若干部分，但波斯帝国的行省更具独立性，更类似于美国的州，有的行省保留了自己的法律、文字、度量衡等，原先的当地贵族也得到安抚和笼络。波斯帝国的行省设总督，由君主任命，通常由波斯贵族担任，有的世袭，另设将军和收税官互相监督、制衡。秦帝国的郡设郡守、郡尉和监御史;郡下立县，设县令、县尉、县丞;县下立乡，乡下有亭、里。大小官吏均由皇帝任命，概不世袭，政令一统，权力悉归皇帝。郡县制是春秋战国以来的自然发展，很难说是受到波斯的影响。再如波斯帝国境内波斯楔形文字、埃兰楔形文字、阿卡德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阿拉米亚文字、希腊文字等并行使用，并未完全统一，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便以三种文字书写，这与秦始皇东巡刻石以标准的小篆铭刻并不相同。再如宗教上，秦帝国并未确立波斯拜火教那样的国教，但也致力于神权的整合与统一。波斯帝国与秦帝国都面临着暴动的威胁，只不过秦二世而亡，波斯延续了更长时间，这与秦帝国对全国的控制过于严酷不无关系。
饶宗颐先生注意到居鲁士圆柱上的“黑头人”与“黔首”意义的相近。在居鲁士圆柱中，“黑头人”的原文可转写作sal-mat SAG.DU，意为dark-headed（黑头），原是蘇美尔人对人民的指称，居鲁士大帝沿用了苏美尔人的这一概念。中国古代的“黔首”，在字面意义上确与其相近。《说文》云：“黔，黎也。”“黔”即表示黑色。另一个表示百姓的词“黎民”，“黎”亦表示黑色。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统一后以“黔首”取代“民”一词，因而统一前的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未见“黔首”，而是作“民”，统一后的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中，相应的语句均作“黔首”（但相对于秦帝国所规定的其他用词，“黔首”对“民”的取代并不彻底）。然而“黔首”之称，又见于《战国策》《吕氏春秋》《韩非子》诸书，在秦统一之前便已存在。据王子今先生《秦汉称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黔首”起初通行于秦晋地区。因秦朝尚黑、崇水德，在对用词进行一系列规范时，选择了“黔首”而非“民”。“黑头人”与“黔首”意义相近，但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它们之间互有影响。
段清波先生强调，文明交流过程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交流在于制度层面和理念层面。但笔者认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这一点恰恰是最难证实的。
兵马俑的秘密
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对于中国而言，确乎是奇迹，因为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如此写实、规模如此巨大的雕塑艺术。对于西方人而言，兵马俑与同时期欧洲、西亚的雕塑相比显得相对稚拙，他们之所以看重兵马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数量所造成的强烈视觉冲击力——中国人的人海战术古已有之。
《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发表的《秦俑艺术笔谈》一文中，张仃先生强调兵马俑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雕塑，王鹰先生则将兵马俑与古希腊的雕塑进行比较——他们讨论的前提都是兵马俑是中国古代人民自主研发的产品。同样是在《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1年第1期发表了德国学者格尔曼·汉夫勒的《中国雕塑艺术的诞生——临潼兵马俑观感》一文，他意识到了兵马俑出现的不寻常：
但令人惊讶的是，当陶俑刚开始闻名于世时，却没有人在那时甚至直到今天提出一个自发的问题：怎么会出现这种陶俑群塑？因为它们不仅仅是给人以深刻印象，其艺术性胜过同期雕塑的艺术品，而且在中国完全是一种新类型……显然，那认为雕塑艺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论点是苍白无力的。没有西方艺术就不可能有中国雕塑艺术的诞生。甚至没有亚历山大大帝的吸引，也就不会有秦始皇建立的帝国——中国。
这篇文章并未详加论证，在当时的中国学者看来，无疑充斥着想当然的玄想。邱紫华先生针锋相对，发表了《秦俑是中国先秦审美文化的结晶——兼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批评》（载《文艺研究》1994年第3期）一文，对汉夫勒的观点予以一一批驳，认为“汉夫勒既无确实的依据，又缺乏具体细致准确的分析，就武断地作出结论，这正表现出他思想中的‘欧洲中心论’和审美判断上的失误”。
倪克鲁与段清波两位先生则真正将这一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早在2004年，他们便已开始就这一问题进行私下讨论，达成了不少共识。此后，他们都各自撰文予以讨论。 倪克鲁先生认为，兵马俑在此前和此后都找不到相应的线索，对于秦代人而言，它们是异域与他者的化身。他认为这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所带来的“希腊化”的产物。同时，他也承认兵马俑的制造采用了中国本土的技术，故是中国的而非希腊的艺术品。
段清波先生除了讨论秦帝国与波斯在政治制度上的联系，还逐一分析了秦始皇陵所见兵马俑、百戏俑、铜车马、条形砖、封土内台阶式建筑、青铜水禽等，认为它们的部分制作工艺的文化因素宛如横空出世般出现，而又在其后的时代难觅踪迹，因此，他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原本从未出现的以人和动物为主题来表达艺术目标的这一理念会突然出现在秦帝国时期？段先生指出，陶俑雕塑艺术在先秦并不发达，直到战国才陆续出现一些小型的雕塑品，如山东临淄郎家庄陪葬坑中出土有成组春秋战国之际高10厘米左右的陶俑，战国时期列国墓葬中也只有零星的发现。就秦国而言，咸阳周边的几处墓葬中曾出土迟至战国晚期的陶俑，最高不超过20厘米，多为10厘米左右，兵马俑则突然拔高为一米八多的大个，不免令人心生疑窦。段先生还认为，咸阳塔尔坡秦墓所出陶俑的形象与塞人（Saka，国内学者大多将其等同于西方文献中的“斯基泰人”）近似。
秦居西北边陲，与羌戎杂处。往来于欧亚草原、波斯化的塞人、吐火罗人等印欧人通常扮演了中间商的角色，一些来自欧洲、西亚、中亚的文化因素主要通过他们传递到羌、戎、周、秦等族群。早在西周时期，甘肃灵台白草坡、陕西周原等遗址便已经见到印欧人的形象。秦穆公霸西戎，与西域民族有一定接触。因而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将文字铭刻于石头（以石鼓文、秦始皇东巡刻石等为代表）、一些墓葬所见屈肢葬的葬俗、率先出现铁器、较早出现金银器、使用槽形板瓦等，均与中原王朝的固有传统不同。如果说兵马俑受到广义波斯文化的间接影响，这完全有可能。中国境内的早期人像，具有代表性的新疆伊犁新源县的武士蹲像便是塞人的杰作，时代在战国时期。景骞、林梅村等先生认为，这尊青铜像表现的是希腊战神阿瑞斯。无论其是何身份，它作为“远东第一立体雕像”的特殊意义值得重视。此类雕像，还见于新疆西北的巩留等地。
随着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阿契美尼德王朝覆亡，此后进入希腊化时期。希腊化的浪潮一路向东，甚至已经抵达现在中国的邻国阿富汗。段清波先生认为，也许就在此时，东西方之间两类存在根本差异的文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代希腊化塞琉古帝国而起的是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前247-224），在中国古书中被称为“安息”。与古代中国最接近的大国便是广义的波斯，汉夫勒与倪克鲁所称的希腊，主要是希腊化时期的波斯以及受其影响的帕提亚帝国，属于广义的“波斯”。
但如果说有外国技术专家直接参与了兵马俑的设计和制造，则仍缺乏确凿的证据。2003年春，在秦始皇帝陵区发现了一座窑址的乱葬坑，其中埋有百余具人骨，段清波先生在论文中怀疑这些劳工中有非蒙古人种，这基于第一次的分子生物学检测结果。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 H. Mair）曾向西方学界介绍过这一成果，最近在向媒体的讲述中，段先生直接强调发现了来自西方的陶工。但第二次的检测结果与前次并不相同，徐智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国西北地区古代人群的DNA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以及他与张君等人合作的“Mitochondrial DNA Evidence for a Diversified Origin of Workers Building Mausoleum for First Emperor
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有十二个身长五丈、相当于四层楼高的巨人突然出现在秦长城的最西端——临洮。他们都身着夷狄的服装，一副外邦人的打扮。是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威加四海。他想起了那十二个巨人，认为是天佑大秦的征兆，于是下令收缴全国的兵器，熔毁之后依照巨人的形象铸造了十二尊“金人”，也就是铜人。
虽然巨人现身临洮的传说过于夸张，但秦始皇铸金人之事还见诸其他文献，譬如我们所熟悉的贾谊《过秦论》写道：“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以为金人十二。”我们并不清楚十二铜人的形象和尺寸，据文献记载，直到东汉末年和十六国时期，它们才相继被董卓和苻坚销毁。此事广为人知，似非虚妄。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前秦始皇帝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先生相信，这个故事可能蕴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那就是在秦朝，一群来自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外邦人来到东方，将他们所知道的“西方经验”传授给了秦始皇，并被付诸实践。
包括“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在内的秦帝国遗产，果真是外来文化输入的结果么？
从大流士到秦始皇
在我研读伊朗历史的时候，不由惊叹著名的“大流士改革”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举措几乎如出一辙。试看埃尔顿·丹尼尔所著《伊朗史》的归纳：
大流士将全国分为20个行省……他也意识到法律、后勤和经济之于帝国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大流士引以为傲的是，他主持编纂了一部针对整个帝国的新法典，同时，他将埃及等行省的现行法典加以规范。法官若贪腐受贿，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交通对于国家安全和商业贸易都有重要意义，因此，大流士将道路系统加以延伸和修护，包括从萨迪斯到苏萨绵延2600公里的御道，沿途设置驿站以供休整和给养。道路系统得到很好的护卫，邮差可通过它高效传递信息。大流士的帝国囊括了地中海东岸和波斯湾，横跨海陆。为了巩固这个庞大的国家，大流士主持开凿了沟通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它在公元前497年正式得到啟用。大流士在经济方面的措施还包括统一度量衡，确立了新的货币系统，即使用固定重量的金币和银币……他被视作古波斯语书写系统的创造者，至少是完善者……他陵墓的铭文称其为“伟大的王，众王之王，诸国之王，大地之王，希斯塔普斯之子，阿契美尼德人，波斯人，波斯人之子，雅利安人，雅利安后裔”。大流士在全国大兴土木，这些宏伟的建筑反映了其文化愿景与旨趣。（The History of Iran翻译）
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大流士改革”归纳为如下几点：设立行省;编纂法典;修建驰道和驿站;开通运河;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冠以至高尊号;大兴土木。稍通秦史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些都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做过的。
要知道，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前550—前330）的大流士一世（Darius I，前522—前485在位）比秦始皇早了三个世纪，若一定说谁模仿了谁，也只能是秦始皇踵武前修，至少大流士是有“发明权”的。实际上，早在1997年，饶宗颐先生便在《中国古代“胁生”的传说》（载《燕京学报》新3期）指出：
（殷商）繁琐的礼节和祭祀上的惊人浪费，造成进步的障碍，最后成为神的俘虏，其后果和巴比伦王朝完全一样。波斯帝国的崛起与周人的代殷，情形很相似。大流士一世建国，承其父Cyrus之洪业，Cyrus于前539年克巴比伦，以有道代替无道，抚有四方，用理万民（其圆筒刻石谓“He constantly sought often order and equity for the black-headed people…”），有Father之美誉。所谓Black-headed people者，即秦人之“黔首”也。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刻石颂德，分立三十六郡，更民名曰黔首。颇疑远受到波斯分省制度之影响，而“黔首”一名则承袭西亚之旧称。
饶先生所说的Cyrus即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缔造者——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前550—前530在位），著名的居鲁士圆柱记载了他征服巴比伦的伟绩（故宫博物院藏有两块马骨化石，上面的楔形文字同于居鲁士圆柱的部分内容）。饶先生业已意识到秦帝国与波斯帝国的一些相似之处，如行省/郡县的建立和“黔首”的称名，但只是以“颇疑”概言之，并未遽断。饶先生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史多有发明，但他绝非单纯的传播论者，往往充分考虑时代、地理、接触等因素而加以讨论，详见拙文《交错视界中的中外交通——饶宗颐与中外交流史研究》（载《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5期）。
但断言秦帝国继承了波斯帝国的政治遗产，仍缺乏直接的证据。
在传世文献中，除巨人现于临洮这一可供发挥想象力的传说，再无其他相关线索。如真有西方高人授秦始皇以治国方略，在文献中很难说会全无踪迹。出于中国古代文献的特点，民间的、下层的文化交流难以得到反映，但上层的活动、重要的政治事件往往会有忠实的记录。也正由于此，尽管中原王朝与西亚的官方接触记录始于汉武帝时期，但在此之前已有文化上的间接交流——这些线索主要通过考古发现呈现。商鞅变法之于秦帝国的转型和崛起有重要意义，史籍对此施以浓墨重彩。对秦人而言，商鞅也是外邦人，他对秦国政治的影响并非讳言之事。如果另有外邦人对秦帝国的顶层设计有全面影响，不至于在史书（尤其是司马迁时代尚相对完整的《秦记》）中湮灭无闻。
周秦之变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变局。清代学者赵翼（1727-1814）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盖秦、汉同为天地一大变局。”毛泽东谓“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制确乎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格局。秦朝的建立，完成了中国政治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急剧转型，但这一转型的过程并不全然突兀，而是两周之际礼乐崩坏、王纲解纽以来持续演变的结果。秦始皇的许多举措，如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在商鞅时期便已经奠定了基础，是秦国政治的自然延续和发展，而且，许多变革在西周时期便已肇端，并非无本之木。 秦始皇与大流士政治革新的高度相似，最为根本的因素在于他们所面对的相同形势。他们都是庞大帝国的缔造者与统一者，摆在他们面前的除了广袤的疆域，还有复杂的族群与多元的文化（波斯帝国疆域更大、人口更多）。要统治这样的大帝国，中央集权便成了当务之急。因而地缘管理的加强、度量衡及文字的统一、道路系统与运河的修建、法典的编纂等等，都是治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时情理之中的事。我们不妨说，秦始皇与大流士都以其雄才大略，就着相似的棋局走了相似的套路。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未必沿着社会形态五阶段线性发展，但有时的确惊人的同步。如在所谓的“轴心时代”（Axial Period），即公元前500年前后，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希伯来的哲人像商量好了一般，活跃于历史舞台。再如饶宗颐先生也提到“波斯帝国的崛起与周人的代殷，情形很相似”，再如李学勤先生多次提到古代中国和古代埃及、迈锡尼等文明的发展节律相当同步（参见李学勤《清华简及古代文明》，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版）。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门罗（Thomas Monroe，1897-1974）在《东方美学》中所说：“东西方思想的比较表明了许多惊人的相似性。相似的理论几乎同时产生在地球上相隔甚远的不同部分。怎样解释这些现象是文化史的一个主要问题。总体说来，如此现象的产生只能来自两条途径：1.彼此独立的发明;2.一种文化在另一种文化中的传播或影响。毫无疑问，这两条途径都曾经出现过。”若无直接的证据，我们不妨暂以平行比较的视角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就我的个人阅读体会以及在伊朗的所见所闻而言，伊朗与中国在历史、文化、国民性等方面都出奇的相似。这种相似的发展节奏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并非偶然，亦非简单的传播与移植。
此外，我们既要考察秦帝国与波斯的同，也需要注意二者的异。虽然都将全国分为若干部分，但波斯帝国的行省更具独立性，更类似于美国的州，有的行省保留了自己的法律、文字、度量衡等，原先的当地贵族也得到安抚和笼络。波斯帝国的行省设总督，由君主任命，通常由波斯贵族担任，有的世袭，另设将军和收税官互相监督、制衡。秦帝国的郡设郡守、郡尉和监御史;郡下立县，设县令、县尉、县丞;县下立乡，乡下有亭、里。大小官吏均由皇帝任命，概不世袭，政令一统，权力悉归皇帝。郡县制是春秋战国以来的自然发展，很难说是受到波斯的影响。再如波斯帝国境内波斯楔形文字、埃兰楔形文字、阿卡德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阿拉米亚文字、希腊文字等并行使用，并未完全统一，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便以三种文字书写，这与秦始皇东巡刻石以标准的小篆铭刻并不相同。再如宗教上，秦帝国并未确立波斯拜火教那样的国教，但也致力于神权的整合与统一。波斯帝国与秦帝国都面临着暴动的威胁，只不过秦二世而亡，波斯延续了更长时间，这与秦帝国对全国的控制过于严酷不无关系。
饶宗颐先生注意到居鲁士圆柱上的“黑头人”与“黔首”意义的相近。在居鲁士圆柱中，“黑头人”的原文可转写作sal-mat SAG.DU，意为dark-headed（黑头），原是蘇美尔人对人民的指称，居鲁士大帝沿用了苏美尔人的这一概念。中国古代的“黔首”，在字面意义上确与其相近。《说文》云：“黔，黎也。”“黔”即表示黑色。另一个表示百姓的词“黎民”，“黎”亦表示黑色。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统一后以“黔首”取代“民”一词，因而统一前的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未见“黔首”，而是作“民”，统一后的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中，相应的语句均作“黔首”（但相对于秦帝国所规定的其他用词，“黔首”对“民”的取代并不彻底）。然而“黔首”之称，又见于《战国策》《吕氏春秋》《韩非子》诸书，在秦统一之前便已存在。据王子今先生《秦汉称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黔首”起初通行于秦晋地区。因秦朝尚黑、崇水德，在对用词进行一系列规范时，选择了“黔首”而非“民”。“黑头人”与“黔首”意义相近，但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它们之间互有影响。
段清波先生强调，文明交流过程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交流在于制度层面和理念层面。但笔者认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这一点恰恰是最难证实的。
兵马俑的秘密
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对于中国而言，确乎是奇迹，因为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如此写实、规模如此巨大的雕塑艺术。对于西方人而言，兵马俑与同时期欧洲、西亚的雕塑相比显得相对稚拙，他们之所以看重兵马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数量所造成的强烈视觉冲击力——中国人的人海战术古已有之。
《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发表的《秦俑艺术笔谈》一文中，张仃先生强调兵马俑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雕塑，王鹰先生则将兵马俑与古希腊的雕塑进行比较——他们讨论的前提都是兵马俑是中国古代人民自主研发的产品。同样是在《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1年第1期发表了德国学者格尔曼·汉夫勒的《中国雕塑艺术的诞生——临潼兵马俑观感》一文，他意识到了兵马俑出现的不寻常：
但令人惊讶的是，当陶俑刚开始闻名于世时，却没有人在那时甚至直到今天提出一个自发的问题：怎么会出现这种陶俑群塑？因为它们不仅仅是给人以深刻印象，其艺术性胜过同期雕塑的艺术品，而且在中国完全是一种新类型……显然，那认为雕塑艺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论点是苍白无力的。没有西方艺术就不可能有中国雕塑艺术的诞生。甚至没有亚历山大大帝的吸引，也就不会有秦始皇建立的帝国——中国。
这篇文章并未详加论证，在当时的中国学者看来，无疑充斥着想当然的玄想。邱紫华先生针锋相对，发表了《秦俑是中国先秦审美文化的结晶——兼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批评》（载《文艺研究》1994年第3期）一文，对汉夫勒的观点予以一一批驳，认为“汉夫勒既无确实的依据，又缺乏具体细致准确的分析，就武断地作出结论，这正表现出他思想中的‘欧洲中心论’和审美判断上的失误”。
倪克鲁与段清波两位先生则真正将这一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早在2004年，他们便已开始就这一问题进行私下讨论，达成了不少共识。此后，他们都各自撰文予以讨论。 倪克鲁先生认为，兵马俑在此前和此后都找不到相应的线索，对于秦代人而言，它们是异域与他者的化身。他认为这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所带来的“希腊化”的产物。同时，他也承认兵马俑的制造采用了中国本土的技术，故是中国的而非希腊的艺术品。
段清波先生除了讨论秦帝国与波斯在政治制度上的联系，还逐一分析了秦始皇陵所见兵马俑、百戏俑、铜车马、条形砖、封土内台阶式建筑、青铜水禽等，认为它们的部分制作工艺的文化因素宛如横空出世般出现，而又在其后的时代难觅踪迹，因此，他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原本从未出现的以人和动物为主题来表达艺术目标的这一理念会突然出现在秦帝国时期？段先生指出，陶俑雕塑艺术在先秦并不发达，直到战国才陆续出现一些小型的雕塑品，如山东临淄郎家庄陪葬坑中出土有成组春秋战国之际高10厘米左右的陶俑，战国时期列国墓葬中也只有零星的发现。就秦国而言，咸阳周边的几处墓葬中曾出土迟至战国晚期的陶俑，最高不超过20厘米，多为10厘米左右，兵马俑则突然拔高为一米八多的大个，不免令人心生疑窦。段先生还认为，咸阳塔尔坡秦墓所出陶俑的形象与塞人（Saka，国内学者大多将其等同于西方文献中的“斯基泰人”）近似。
秦居西北边陲，与羌戎杂处。往来于欧亚草原、波斯化的塞人、吐火罗人等印欧人通常扮演了中间商的角色，一些来自欧洲、西亚、中亚的文化因素主要通过他们传递到羌、戎、周、秦等族群。早在西周时期，甘肃灵台白草坡、陕西周原等遗址便已经见到印欧人的形象。秦穆公霸西戎，与西域民族有一定接触。因而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将文字铭刻于石头（以石鼓文、秦始皇东巡刻石等为代表）、一些墓葬所见屈肢葬的葬俗、率先出现铁器、较早出现金银器、使用槽形板瓦等，均与中原王朝的固有传统不同。如果说兵马俑受到广义波斯文化的间接影响，这完全有可能。中国境内的早期人像，具有代表性的新疆伊犁新源县的武士蹲像便是塞人的杰作，时代在战国时期。景骞、林梅村等先生认为，这尊青铜像表现的是希腊战神阿瑞斯。无论其是何身份，它作为“远东第一立体雕像”的特殊意义值得重视。此类雕像，还见于新疆西北的巩留等地。
随着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阿契美尼德王朝覆亡，此后进入希腊化时期。希腊化的浪潮一路向东，甚至已经抵达现在中国的邻国阿富汗。段清波先生认为，也许就在此时，东西方之间两类存在根本差异的文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代希腊化塞琉古帝国而起的是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前247-224），在中国古书中被称为“安息”。与古代中国最接近的大国便是广义的波斯，汉夫勒与倪克鲁所称的希腊，主要是希腊化时期的波斯以及受其影响的帕提亚帝国，属于广义的“波斯”。
但如果说有外国技术专家直接参与了兵马俑的设计和制造，则仍缺乏确凿的证据。2003年春，在秦始皇帝陵区发现了一座窑址的乱葬坑，其中埋有百余具人骨，段清波先生在论文中怀疑这些劳工中有非蒙古人种，这基于第一次的分子生物学检测结果。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 H. Mair）曾向西方学界介绍过这一成果，最近在向媒体的讲述中，段先生直接强调发现了来自西方的陶工。但第二次的检测结果与前次并不相同，徐智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国西北地区古代人群的DNA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以及他与张君等人合作的“Mitochondrial DNA Evidence for a Diversified Origin of Workers Building Mausoleum for First Empe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