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督教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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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基督教右派”的追随者来源于“福音派”的环境中,即那些把传播和宣示福音当作核心使命来看待的信徒。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反对新社会运动的抗议运动,80年代末,他们以政治性的公司或者各种组织和团体的名义进行活动,90年代,“基督联盟”活动特别活跃。基督教右派主要有两种政治策略:对共和党领导委员会进行“渗透”,在地区、州和国家三个不同层次为保守阵营候选人进行选民动员。在30年的发展和演变中,基督教右派经历了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加强了其组织结构并且扩展了它们的策略,与其初始阶段相比,它们现在更能成功地吸引成员、保障稳定的财政来源和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严肃的“行为体”角色。尽管如此,迄今它在实施其政治社会议程上仍没有取得大的成就。
其他文献
2009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外部安全形势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术界提出了综合安全观,标志着中国的安全观发生很大改变,即由原来比较传统的、以国防为中心的安全观转为一种“大安全观”,主要体现在内外部并重,略偏内部;传统和非传统并重,由传统偏向非传统;强调内外互动。
60年来,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世界形势变化很多也很大,一些矛盾解决了,另外一些矛盾又产生了,但万变不离其宗的基本矛盾仍是那个古老的资源与发展的悖论。国家安全问题的产生正是基于这个悖论。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和探讨。
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最具综合性和全球性的议题之一。应对气候变化对中国既是巨大的挑战,又是重大的机遇,需要从长远、全局和战略层面着眼,制定对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国际政治研究》杂志编辑部于2009年9月17日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举办了“气候变化与中国的国际战略”学术研讨会。
进入新世纪后,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这给中国外交实践和外交学研究提出了更多的亟待研究和应对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也引起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由王逸舟教授和谭秀英女士主编的《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以下简称《六十年》)是这些不断探索和思考的学者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该书在写作体例、研究视角和史论结合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是我国学者探讨中国外交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
一些人认为,冷战结束意味着新欧洲秩序的出现,但俄罗斯的三个决定,即退出常规武器公约、阻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在选举监督领域的工作、拒绝批准欧洲人权公约第十四款欧洲人权法院改革议定书,标志着后冷战欧洲秩序的终结。本文认为,后冷战欧洲秩序危机的核心不是民主和独裁的冲突,而是欧盟表现出来的后现代国家和俄罗斯表现出来的传统现代国家的冲突。在俄罗斯无限制地追求国家利益和对抗西方的新倾向背景下,西方不应该从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突然转向专注于国家利益的接触政策和19世纪的权力政治,期望这样做来改善西方与俄
期刊
冷战结束后,研究层次由国际体系层次向国内单位层次的回落及其拓展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新趋向,重视研究国家对外政策中的国内根源再次引起学界的关注,而在纷繁复杂的国内根源中,思想因素以其在外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无疑成为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思想观念对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帮助决策者认清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影响决策者对战略形势的评估与判断以及本身内化为政治体制中的一部分。
2008年11月7—9日,北京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的研讨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世界政治变迁与文明的互动”。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地共40多位的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就世界政治发展、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后冷战时代的民主及中国的对外战略与对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托马斯.迈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任、艾伯特基金会政治教育学院院长,兼任多特蒙德大学教授。2006年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世鹏教授约请,为即将出版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增写了以下的新词条。这些新的概念解释反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以至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观点和发展动态。现发表如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