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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政新中国长达27年之久。在这27年间,中国身处极其复杂和严峻的国际环境,经历了几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持续的时间上都创纪录的局部战争。邓小平曾讲过:“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这也印证了新中国国际环境的复杂。毛泽东不但对此应付裕如,维护了国家政权的稳固,而且成绩不俗,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是一副不虚张声势,敢说敢做的架式,一丁点唯唯诺诺都没有,更不会看别人眼色行事。这里面如果没有毛泽东一整套关于国家安全的思想怕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关于毛泽东的国家
国家安全战略是指国家调动力量与资源实现安全目标的科学与艺术。国家制定安全战略,出发点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决定安全目标,而安全目标及可用的力量、资源决定国家可选择的手段。基于这样的逻辑,讨论中国的安全战略,首先需要讨论国家利益。
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国的事情、中国的发展和安全离不开世界发展变化的大环境。结合最近国内外的事态发展,从较大的视野来看世界的发展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以下的变化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具有根本的性质。
国际安全机制作为国际安全领域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对每一个国际行为体都发挥着作用。国际安全机制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国际安全机制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融人国际体系的必然环节。其次,国际安全机制在深度与广度上均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中国外部安全环境不可分割的部分。第三,国际安全机制有助于协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安全行为,是避免崛起大国“安全困境”的重要途径。第四,国际安全机制是国际政治与安全中的一个重要权力来源,是中国增强实力、运用实力的战略平台。
2009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外部安全形势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术界提出了综合安全观,标志着中国的安全观发生很大改变,即由原来比较传统的、以国防为中心的安全观转为一种“大安全观”,主要体现在内外部并重,略偏内部;传统和非传统并重,由传统偏向非传统;强调内外互动。
60年来,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世界形势变化很多也很大,一些矛盾解决了,另外一些矛盾又产生了,但万变不离其宗的基本矛盾仍是那个古老的资源与发展的悖论。国家安全问题的产生正是基于这个悖论。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和探讨。
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最具综合性和全球性的议题之一。应对气候变化对中国既是巨大的挑战,又是重大的机遇,需要从长远、全局和战略层面着眼,制定对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国际政治研究》杂志编辑部于2009年9月17日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举办了“气候变化与中国的国际战略”学术研讨会。
进入新世纪后,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这给中国外交实践和外交学研究提出了更多的亟待研究和应对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也引起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由王逸舟教授和谭秀英女士主编的《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以下简称《六十年》)是这些不断探索和思考的学者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该书在写作体例、研究视角和史论结合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是我国学者探讨中国外交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
一些人认为,冷战结束意味着新欧洲秩序的出现,但俄罗斯的三个决定,即退出常规武器公约、阻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在选举监督领域的工作、拒绝批准欧洲人权公约第十四款欧洲人权法院改革议定书,标志着后冷战欧洲秩序的终结。本文认为,后冷战欧洲秩序危机的核心不是民主和独裁的冲突,而是欧盟表现出来的后现代国家和俄罗斯表现出来的传统现代国家的冲突。在俄罗斯无限制地追求国家利益和对抗西方的新倾向背景下,西方不应该从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突然转向专注于国家利益的接触政策和19世纪的权力政治,期望这样做来改善西方与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