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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这一发现命名为“神实主义”——在创作中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被现实主义掩盖了的真实
年轻作家蒋方舟曾给阎连科讲过一个故事：她有次去鄂尔多斯，听说了一段奇人真事，当地有位富人，在家种草，种得跟草原一样，他在草原上放了条大船，没事的时候就站在船上望着草原，就如同站在那里望向大海。阎连科听了觉得好，就把这个情节借来，演绎到新作《炸裂志》中。
变形、夸张、怪诞、极端的故事叙述风格是《炸裂志》带给读者最为直接的观感。例如小说最后，阎连科借炸裂市开拓者孔明亮的弟弟孔明耀之手，描绘了炸裂市的崩溃：孔明耀利用哥哥的权利，带着在草原的“海里”操练而成的全城“水军舰队”去抗议美帝国去了，炸裂被大街小巷的坏钟表淹没，仅留下老人和孩子，天空中布满了从来没见过的黑雾霾，所有鸟雀被雾霾毒死，而人在雾霾中，个个咳成了肺病、哮喘。
在结构上采用地方志形式的小说《炸裂志》，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种种变化压缩进北方耙耧山脉深处的那个叫“炸裂”的村庄里，呈现了炸裂村凭借“经济发展走向富裕”的狂野欲望，以及短短三十年间由一个百人乡村走向超级大都市的疯狂变迁。
“这些情节虽然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它也不能说是魔幻的、荒诞的，因为在阅读的时候，我想读者能够感觉得到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中国的现实。”阎连科告诉《方圆》记者，《炸裂志》中的想象是“接地气的想象”，他一直坚信，生活中有一种“不存在的存在”，那是一种“新的真实”。
难以把握的荒诞现实
阎连科出生于1958年，是河南嵩县人，小时候放牛种地，高一就辍学，20岁时应征入伍，22岁时提笔写作。阎连科的写作目的简单直接，就是想同作家张抗抗一样，写出小说，逃离贫瘠的土地。
1982年，阎连科所期待的写作的“副作用”开始在他身上产生，在“成为了每月有64元工资的部队干部之后”，阎连科的写作目的“升华”到了“成名成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盛唐时期”，“成名成家”的思想影响着所有追求写作的人们，那时的阎连科还只是河南商丘军营的一个小排长，为了发表一篇小说，曾半夜到部队大门口偷茉莉花，然后坐三个半小时的火车，到河南开封《东京文学》的一个编辑家里送花和稿子，听人家讲半天文学和小说发展趋势之后，再买张站票返回商丘的营房。
1989年，阎连科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正式进入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当时流传一个说法，阎连科写小说“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从1989年到1994年，阎连科创作了带有自传体性质的“瑶沟系列”、充满浓郁民俗气息和传奇性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以及展现农民军人当代景况的“和平军人系列”等小说，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创作倾向为其赢得广泛声誉。
而真正让阎连科引起文坛关注的作品，则是他199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年月日》，《年月日》创下同时被六家选刊选载的记录，并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此后，1998年发表的《日光流年》被认为是他小说生涯的第一个高峰，《坚硬如水》获“九头鸟”优秀长篇奖，《受活》成为其代表作，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丁庄梦》、《风雅颂》则令他扬名海外，成为国际文坛受瞩目的中国作家。
近三十年的写作生涯带给阎连科声名、稿酬及尊严，然而人到中年，阎连科却越发感觉“写作虽已和活着必须吃饭一样融进我的身体当中，可我却不能再在写作中得到欢愉”。因为他发现，日趋混乱、复杂的社会已成了摆在作家面前巨大的命题，自诩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根本名不副实，“真正的现实，远比小说故事还要残酷，还要复杂怪诞。任何一个作家、学者、哲学家和思想家，想把我们的现实搞清理顺，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看电视、看报纸、看网络，然后在繁华盛世终日连绵不断胡吃海喝的宴请饭局上听到朋友、客人叼着牙签给你讲故事笑话，几乎每一则，都足以让你惊愕不已，不可思议又千真万确发生着。今天中国现实中的一切，几乎都如天方夜谭。”阎连科说。
其实，这种“文字无力”之感，十几年前阎连科就有了。2000年前后，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出版，它和《年月日》、《耙耧天歌》等“耙耧系列”一道为他赢得“苦难高手”的美誉。然而当他回到故乡，见到他《我与父辈》中写到的那位一生操劳的大伯，大伯晚年偏瘫，每天都如植物人一样坐在门口，村里还有很多老人，因为得了癌症没法治疗，他们整个冬天都在山坡下的河边晒暖枯坐。“三九”天里，老人们彼此交换了对生命、生活的感受，相约跳河自杀，从河里打捞出来时，已成了一根根冻僵了的人体冰柱。作为一个敏感的写作者，阎连科得知此事后震惊悲痛，又羞愧难当。
“我有愧于那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人们，他们选择我为一个写作者，成就我为一个所谓的著名作家，但我的写作，没有更深沉、细腻、全面地表达他们的情感喜乐和灵魂以及内心的苦难和不安。”
还有一次，家乡县里的县长笑着对阎连科说：“连科，你们村可真是了不得，改革开放二十年，你们村没死过一个人，也没有生过一个人，更没有一对年轻人结婚。”阎连科一听就明白了，人死了得把分给自己的土地交还给社会，为了不交土地，人都是悄悄地死去；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一家只许生一个，为了生第二个、第三个，生孩子也都悄悄地生；结婚去民政局要交结婚手续费，又没任何好处，那就索性悄悄地结婚，未婚先孕、未婚同居也相当普遍了。阎连科说，国内到处都是这种被掩盖和遮蔽的“隐社会”，生老病死都不闻于世。
“社会的急速变化，使得以社会现实为原料的小说，很快就会面临过时、滞后的尴尬。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从小处着手写小说呢？为什么不能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去爱一切、理解一切、拥抱一切呢？”阎连科特别想写一部“格局大”的小说。
找到书写纷乱现实的方法
长久以来，阎连科都注重对小说写作新的可能性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冲动一方面激发他的创新，另一方面也在压迫他自我的内心。
年轻作家蒋方舟曾给阎连科讲过一个故事：她有次去鄂尔多斯，听说了一段奇人真事，当地有位富人，在家种草，种得跟草原一样，他在草原上放了条大船，没事的时候就站在船上望着草原，就如同站在那里望向大海。阎连科听了觉得好，就把这个情节借来，演绎到新作《炸裂志》中。
变形、夸张、怪诞、极端的故事叙述风格是《炸裂志》带给读者最为直接的观感。例如小说最后，阎连科借炸裂市开拓者孔明亮的弟弟孔明耀之手，描绘了炸裂市的崩溃：孔明耀利用哥哥的权利，带着在草原的“海里”操练而成的全城“水军舰队”去抗议美帝国去了，炸裂被大街小巷的坏钟表淹没，仅留下老人和孩子，天空中布满了从来没见过的黑雾霾，所有鸟雀被雾霾毒死，而人在雾霾中，个个咳成了肺病、哮喘。
在结构上采用地方志形式的小说《炸裂志》，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种种变化压缩进北方耙耧山脉深处的那个叫“炸裂”的村庄里，呈现了炸裂村凭借“经济发展走向富裕”的狂野欲望，以及短短三十年间由一个百人乡村走向超级大都市的疯狂变迁。
“这些情节虽然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它也不能说是魔幻的、荒诞的，因为在阅读的时候，我想读者能够感觉得到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中国的现实。”阎连科告诉《方圆》记者，《炸裂志》中的想象是“接地气的想象”，他一直坚信，生活中有一种“不存在的存在”，那是一种“新的真实”。
难以把握的荒诞现实
阎连科出生于1958年，是河南嵩县人，小时候放牛种地，高一就辍学，20岁时应征入伍，22岁时提笔写作。阎连科的写作目的简单直接，就是想同作家张抗抗一样，写出小说，逃离贫瘠的土地。
1982年，阎连科所期待的写作的“副作用”开始在他身上产生，在“成为了每月有64元工资的部队干部之后”，阎连科的写作目的“升华”到了“成名成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盛唐时期”，“成名成家”的思想影响着所有追求写作的人们，那时的阎连科还只是河南商丘军营的一个小排长，为了发表一篇小说，曾半夜到部队大门口偷茉莉花，然后坐三个半小时的火车，到河南开封《东京文学》的一个编辑家里送花和稿子，听人家讲半天文学和小说发展趋势之后，再买张站票返回商丘的营房。
1989年，阎连科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正式进入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当时流传一个说法，阎连科写小说“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从1989年到1994年，阎连科创作了带有自传体性质的“瑶沟系列”、充满浓郁民俗气息和传奇性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以及展现农民军人当代景况的“和平军人系列”等小说，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创作倾向为其赢得广泛声誉。
而真正让阎连科引起文坛关注的作品，则是他199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年月日》，《年月日》创下同时被六家选刊选载的记录，并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此后，1998年发表的《日光流年》被认为是他小说生涯的第一个高峰，《坚硬如水》获“九头鸟”优秀长篇奖，《受活》成为其代表作，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丁庄梦》、《风雅颂》则令他扬名海外，成为国际文坛受瞩目的中国作家。
近三十年的写作生涯带给阎连科声名、稿酬及尊严，然而人到中年，阎连科却越发感觉“写作虽已和活着必须吃饭一样融进我的身体当中，可我却不能再在写作中得到欢愉”。因为他发现，日趋混乱、复杂的社会已成了摆在作家面前巨大的命题，自诩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根本名不副实，“真正的现实，远比小说故事还要残酷，还要复杂怪诞。任何一个作家、学者、哲学家和思想家，想把我们的现实搞清理顺，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看电视、看报纸、看网络，然后在繁华盛世终日连绵不断胡吃海喝的宴请饭局上听到朋友、客人叼着牙签给你讲故事笑话，几乎每一则，都足以让你惊愕不已，不可思议又千真万确发生着。今天中国现实中的一切，几乎都如天方夜谭。”阎连科说。
其实，这种“文字无力”之感，十几年前阎连科就有了。2000年前后，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出版，它和《年月日》、《耙耧天歌》等“耙耧系列”一道为他赢得“苦难高手”的美誉。然而当他回到故乡，见到他《我与父辈》中写到的那位一生操劳的大伯，大伯晚年偏瘫，每天都如植物人一样坐在门口，村里还有很多老人，因为得了癌症没法治疗，他们整个冬天都在山坡下的河边晒暖枯坐。“三九”天里，老人们彼此交换了对生命、生活的感受，相约跳河自杀，从河里打捞出来时，已成了一根根冻僵了的人体冰柱。作为一个敏感的写作者，阎连科得知此事后震惊悲痛，又羞愧难当。
“我有愧于那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人们，他们选择我为一个写作者，成就我为一个所谓的著名作家，但我的写作，没有更深沉、细腻、全面地表达他们的情感喜乐和灵魂以及内心的苦难和不安。”
还有一次，家乡县里的县长笑着对阎连科说：“连科，你们村可真是了不得，改革开放二十年，你们村没死过一个人，也没有生过一个人，更没有一对年轻人结婚。”阎连科一听就明白了，人死了得把分给自己的土地交还给社会，为了不交土地，人都是悄悄地死去；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一家只许生一个，为了生第二个、第三个，生孩子也都悄悄地生；结婚去民政局要交结婚手续费，又没任何好处，那就索性悄悄地结婚，未婚先孕、未婚同居也相当普遍了。阎连科说，国内到处都是这种被掩盖和遮蔽的“隐社会”，生老病死都不闻于世。
“社会的急速变化，使得以社会现实为原料的小说，很快就会面临过时、滞后的尴尬。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从小处着手写小说呢？为什么不能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去爱一切、理解一切、拥抱一切呢？”阎连科特别想写一部“格局大”的小说。
找到书写纷乱现实的方法
长久以来，阎连科都注重对小说写作新的可能性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冲动一方面激发他的创新，另一方面也在压迫他自我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