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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党的新闻事业 建设性新闻 新闻理论
近年来，源于丹麦的“建设性新闻”一说在中国新闻学界日入日深，不仅成为一个热词，而且通过专著专刊、学术会议、课题研究和培训课程，俨然形成某种学术新潮。[1]其间，有试图用建设性新闻框架囊括我国新闻业及其发展路径者，有面对现实问题特别是数字技术触发的媒体困境与新闻失范而寄希望于建设性新闻引领中国的新闻实践与未来媒体转型者，更有将建设性新闻作为某种总体性方案以回应新时代对十一门支撑性学科之一的新闻学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命题者。对此，已有学者提出种种质疑：建设性新闻在西方的理论影响范围和实践范围均有限[2];概念本身存在结构问题和理论风险[3]，在实践中其价值主张时而遭遇困境[4];这种引介如不结合现实、“不加审视的移植”，反而妨碍中国新闻学和新闻业的健康发展[5];应当注重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建设性”及其实践价值[6]，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理念[7]，等等。这些反思都是必要的、清醒的、有益的，本文拟对此做进一步的探究与辨析。
概念及其流转
尽管有人把西方新闻理论中的建设性源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美国报业巨头普利策的“行动新闻”[8]，但作为一种学理思考，建设性新闻则属于当下概念。按照清华大学史安斌教授等学者的研判，西方兴起的“建设性新闻”，是解决当下西方报道困境的新范式，作为冲突报道和负面新闻的一种平衡策略，继“客观性新闻”对19世纪党派新闻的纠偏之后，成为西方新闻范式面临的第二次转型。[9]
2008年，丹麦广播电视台新闻部总监乌瑞克·哈根洛普（Ulrik Haagerup）为了回应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传媒市场化浪潮带来的冲击，提出用“建设性新闻”作为“公共新闻”的替代方案，以解决该台的转型压力与信任危机[10]，并着重强调了记者的介入姿态、积极的叙事风格和主动解决问题的导向等（详见下表1）[11]。
这里，“积极”与“参与”是集中体现“建设性”理念的关键词[12]。所谓“积极”，指以正能量报道为主，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在揭露问题时注重提供解决方案;所谓“参与”，指媒体及其从业者不再置身事外，而是与其他社会成员一起共同行动，共筑美好社会与生活。[13]此后，哈根洛普在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创办“建设性新闻研究所”，推广其新闻主张，还出版了两本专著。[14]但就在第二本著作付梓之际，丹麦广播电视台发生了一系列违背职业伦理的事件[15]，他本人也卷入其中，不久宣布辞职，建设性新闻的初始方案昙花一现，无疾而终。
除了哈根洛普， 建设性新闻之所以成为欧美学界的新一波流行语，在五颜六色的理论画图中又添一道学术笔墨，则离不开戈登斯特（Catherine Gyldensted）和麦金泰尔（KarenMcIntyre）。2010年至2011年，戈登斯特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应用积极心理学”硕士项目，受到“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Seligman）的影响[16]，2015年出版了《从镜子到推动者：建设性新闻中的积极心理学的五个要素》。她借助积极心理学的理论，确立了建设性新闻的核心價值和基本方法。同年，麦金泰尔完成博士论文《建设性新闻：新闻报道中积极情绪和解决方案信息的影响》，将“建设性新闻”明确为一种新的新闻类型。就是说，一个硕士，一个博士，加一个电视台记者，构成了建设性新闻的原班人马。
在我国，麦金泰尔的博士论文被视为引介最多的文本，国内学者通过学术对谈与之建立密切联系[17]，一些访问学者的推介也发挥了作用。[18]2015年以来，新闻学界开始跟踪相关动态[19]，有的高校成立专门机构，有的研究院所在“公共传播时代的新闻实践研究与传播理论创新”项目下，推进一系列同建设性新闻和互联网治理相关的研究。依据此类“创新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建设性新闻引入中国被视为有助于探寻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环境和所谓公共传播[20]时代的发展方向，可以使中国的建设性经验与西方理论案例共振、互鉴，从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21]
沿此思路，建设性新闻被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闻业”之愿景[22]，在媒体融合、公共治理、国际传播等研究领域相继亮相，承担了主流媒体转型发展并桥接中西方新闻理论的使命，仿佛默认建设性新闻同中国道路及其新闻实践具有天然的亲近性与内在的耦合性。从2019年起，重要新闻学刊先后推出专刊，相关研究持续增长，有的新闻院系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也增加了相关内容。可以说，建设性新闻已经被视为探求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发展方向的重要出路，以至于呈现出为中国新闻业发展奠定总体基调的趋势。
这里需要深究的是，在我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及构建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学术话语之际，建设性新闻的目标和价值即所谓“建设性”，同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宗旨、原则等有多大关系，有何关联？在一百年来的革命、建设、改革语境下，究竟怎么理解“新闻”与“建设”等问题？又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有机统一的新时代新闻学？
革命建设的中国语境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回望历史，深切领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之际，有两句话尤其意味深长。一句是《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一句是毛泽东同志的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说，一百年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一脉历史大潮中，摧毁了旧世界，开辟了新天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掷地有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断涤荡一个旧世界，同时不断建设一个新世界。这里的“建设”是有明确社会理想和政治方向的语汇，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辩证过程，而不是只求量变、不求质变的线性堆积，其内涵包括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壮举，也是人类历史上改天换地的伟业。过去一百年，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格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各方进步力量的不懈奋斗中发生巨大变革。而这一切无不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宏愿、科学理论、远大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3] 也正是在这一契合中华数千年大同理想的“主义”感召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批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把一个积贫积弱、凄风苦雨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新中国，并一步步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4]同样，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共产党与共和国的新闻业以及新闻学也形成了一种新道路与新形态，即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道统、传统与学统，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党的三大優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新闻业自诞生伊始就离不开革命伟业，成为理论宣传和组织建设的前沿阵地。党的新闻事业的建设性，首先体现在服务组织工作和思想动员的各项现实斗争中。从为建党奠定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的《新青年》《共产党》《向导》《热血日报》等，到根据地、解放区的机关报或理论报刊，广泛的动员与传播网络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创造了必要条件：“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25]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报原则，以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博古、陆定一等为代表的一批新闻理论家，结合中国实际与新闻规律，在不断摸索中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与新闻理论。从这时起，新闻事业同党的其他事业一样，真正发展为一种“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26]的最普遍、最广泛的人民事业。
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在不断自我革命中，也不断推动新闻业的革新与发展。延安整风运动标志着党的新闻事业与古今中外的“商人办报、文人办报、同人办报”等分道扬镳，而代之以崭新的、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闻业与新闻学。与此同时，新闻工作者争当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新闻战士与人民公仆，成为立足大地的人民知识分子或有机知识分子[27]，在做人民的先生与做人民的学生相统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的过程中，实现自身革命化与无产阶级化。[28]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深入实际、不尚空谈、唤起工农千百万等，构成了锻造革命主体的政治目标和动员人民大众广泛参与的鲜明底色[29]，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与世界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坐标。自此之后，党的新闻事业不断打破专业壁垒，新闻机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单元，而是广泛参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建设伟业的有机构成。
伴随着解放的号角，延安的新闻火种播撒四面八方，形成燎原之势，新闻业作为文化战线最活跃的力量，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事业，涌现出一大批《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万里神州驯水记》等新闻经典作品，以及一大批如魏巍、穆青、郭超人式的新闻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传播也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基础建设，发挥了提升人民素质、保障人民权利、塑造政治主体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建设性”功能，形成了新闻业的新格局。一方面，国家通过广泛深入的扫盲运动、普及工农兵通讯员制度、遍及城乡的广播电视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灵活运用基层读报组、工农兵写作小组、俱乐部、广播站、文化站、文化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等形式，不仅使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在最大范围得到满足，而且尽可能实现党的声音与群众诉求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作为新闻业发展能动要素的新闻工作者赓续延安传统，也实现了从“创造者”到“工作者”的主体角色转换[30]，配合党的工作大局，回应建设新中国的历史召唤，以又红又专的工作姿态与数不胜数的公开报道、调查报告以及内参等新闻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国家建设、政治决策和社会治理。[31]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无疑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从而也体现了非同寻常的建设性”[32]。
虽然我国的新闻业与新闻学发展难免经历种种艰难曲折，包括“左”和右的各种干扰，但在各个历史时期，党的新闻事业始终统揽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伟业，并逐步凝聚成一脉相继的道路与道统。同时，这条道路涵盖了丰富的新闻实践与社会政治蕴涵。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我们不但为“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33]，也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及其新闻业与新闻学的大道之行。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党的新闻工作不仅是这一伟大进程的忠实记录者，而且也是积极参与者、切实推动者和不可或缺的建设者。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的新闻事业及其新闻工作者只是高高在上的批评者、观察家或局外人，那么建设性新闻原本急于处理的结构性矛盾就无从谈起，它作为一套解决方案也自然难在中国立足。
总而言之，中国新闻业之所以具有突出的革命性、实践性以及建设性，说到底是与中国道路相伴相生，风雨同行。因此，新时代发展“建设性”的任何美好设想，都离不开这一历史主线，离不开中华民族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80余年屡挫屡奋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10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来正道沧桑的发展史，以及其中蔚为大观的新闻与传播实践史，包括中国新闻学的道统、传统与学统。如果离开了这条思想脉络，所谓“建设”在中国便成了莫名其妙的概念：谁来建设？建设什么？为谁建设？
螺蛳壳里做道场——建设性新闻的“术”与“道”
同西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新闻理论及其概念相比，建设性新闻与中国道路新闻学看似不无重合，如强调积极情绪、提供解决方案、记者介入社会的姿态等，这也是一些学者引介“建设性新闻”的初衷，这一初衷无可厚非，建设性新闻从“术”的层面，对完善和发展我们的新闻业与新闻学也不无参考。然而，回归历史语境、新闻语境和政治语境，在“道”的层面，欧美一些人设想而非践行的建设性新闻，与涵盖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正面报道为主、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等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诚然，当前中国媒体与传播领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之前“自由化”媒体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旗，假舆论监督之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加剧了政治价值与新闻生态的纷乱，且不说虚假报道、作风浮躁、“勿忘精英”甚于“勿忘人民”等普遍问题;另一方面，新闻界一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两面人”、以权谋私等作风和现象根深蒂固，正面宣传、正确舆论导向、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等中国新闻事业的“建设性”内涵几近被抽空。但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不在于祈盼欧美及其建设性新闻，而在于立足中国大地，以人民为中心，方方面面真懂、真信、真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时切实解决各路“开明绅士两面人”等问题。 按照麦金泰尔等人的观点，作为欧美新闻界一种对“冲突报道范式”的替代方案或“救世方案”，建设性新闻继承了公共新闻的理论内核。[34]公共新闻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于美国，以新闻记者介入公共事务、寻求解决方案为基本主张的新闻运动，后期由于社交媒体广泛应用，还发展了“参与式新闻”“公民新闻”等衍生概念。[35]无论是公共新闻，还是建设性新闻，抑或其他新闻主张，出发点与落脚点都不离、也不可能背离资本主义道路及其新闻模式，核心都是将新闻事业作为私有制基础上的所谓独立机构，据此提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良方案、参与路径、责任担当，以缓解新闻业及其公共性在资本为王体制下不断面临的、根深蒂固的危机;并在各种利益集团你争我夺、纵横捭阖之中，维护媒体的专业权威和专业壁垒，无法跳出资本主義国家的总体利益结构。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无不表明，欧美新闻业及其新闻学只能小修小补，而无法解决自身的致命问题，从新闻专业主义到建设性新闻同样如此。“对建设性新闻的追求成为西方新闻自我纠偏的一种努力，也说明既往的新闻范式已经不再灵验，无力推动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各式各样的问题。”[36]因此，新闻专业主义的流行，挡不住《纽约时报》等集体鼓噪伊拉克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弥天大谎;建设性新闻的兴起，也挡不住BBC等公然造谣所谓新疆的“种族灭绝”。实际上，面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自由民主和新闻范式双重危机和各种改良方案，加拿大学者罗伯特·哈克特和华人学者赵月枝1998年就在《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书中指出，这些改良和媒介民主化方案不仅会遭到既得利益精英的强力抵制，而且只有“作为更广阔（相互制约和构建的）社会转型方案才更有意义”。[37]
将建设性新闻的“积极心理学”导向，与“正面报道”“舆论引导”等类比，进而谋划中国新闻学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总体方案，既似是而非，又势必误导新时代新闻学的守正创新方向。积极心理学本是回应以研究心理障碍为目标的“消极心理学”及其造成的对人类积极品质的认知缺陷，旨在培植“人性中的优点”，以治疗心理疾病、促进人的健康成长。[38]戈登斯特和麦金泰尔将积极心理学通过叙事、采访等五种技巧[39]用于新闻报道，也旨在表达积极情感、消解负面情绪。[40]换言之，建设性新闻的“积极”是一种心理状态，属于心理学范畴，如同心理疏导。而中国新闻业的“正面报道为主”，虽强调鼓舞人心、激浊扬清等，但由于奉行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宗旨，始终致力于家国天下的政治理想与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所以，新闻舆论工作的首要关切是政治，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无论“建设性”，还是“批判性”——批评报道、舆论监督等，均为政治家办报的题中之义。
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由动因分析，欧美建设性新闻对积极情感的强调，也旨在解决自身推动的资本化、商业化、市场化等媒体困境与乱象，这里的“建设性”需联系其新闻实践的“破坏性”以及“暴露性”、“批评性”（如“扒粪”“人咬狗”“坏消息是好新闻”）等传统方能彰显本义。从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欧美主流媒体的表现，尤其是充满种族歧视与政治偏见的报道看，建设性新闻的良苦用心显然不足以遏制这种破坏性。与之相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以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历史使命，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终极目标，归根结底在于打破建设性新闻等意识形态所维系的旧制度与旧秩序，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世界（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此而言，西方一些人设想的建设性新闻不仅在道义上与中国道路新闻业及其本质特征格格不入，而且根本不在一个层次。充其量，欧美建设性新闻在“术”的层面或为我们提供参考，而在“道”的层面则与中国道路南辕北辙、形格势禁。
了解西方新闻学术者不难理解，诸如建设性新闻等即使不说如过江之鲫，也如北洋时期的中国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公共新闻、参与式新闻、解决方案新闻、建设性新闻……新世纪以来欧美新闻理论新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即使将各种问题剖析得头头是道，但在现实困境面前往往穷于应付、疲于奔命。在日益内卷化或“内眷化”[41]的学术体制下，伴随后冷战时代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市场规则进一步反噬学术研究，概念往往成了学者获利的终南捷径，围绕概念的逐新趋时迫使新生代不断跑马圈地，导致理论在不断细分、快速迭代之际，内涵也渐趋狭窄，乃至沦为自娱自乐的学术游戏，既无法深刻地解释世界，更难以根本地改变世界。
螺蛳壳里做道场，用西方自救不暇的学术概念包括“建设性新闻”为中国道路及其新闻业擘画前程，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究竟何在，不能不令人存疑。面对既缺乏中国新闻学历史与理论基础，又热衷于拥抱西方“最新”理论的年轻学子被“新潮”“西潮”所误导，用建设性新闻等标准对中国新闻实践量化衡量的情景，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好在嘈嘈切切错杂弹的“新潮”“西潮”概念大多限于“学术圈儿”，对新闻宣传部门以及新闻媒体的实际工作往往形同虚设。同时，一批新生代学人及其守正创新的研究，又让人看到新时代新闻学的正道沧桑。[42]
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
建设性新闻舶来中国，流行东土，并非偶然，也非个案。在坚持“四个自觉”“四个自信”的新时代，新闻学界对舶来概念和理论依然热情高涨，始终乐此不疲，既有两百年来“西学东渐”的社会背景，又有“四十年来家国”的精神气候。
大略说来，近代国人“睁眼看世界”，历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西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认识阶段。其间，一方面不断增广见识，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对世界大势与中国前途日益理解深刻，认识清晰;一方面西方“精神殖民”的企图也在一步步加剧。虽然延安整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民族复兴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最高法则，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成为共识，“文化大革命”后又进一步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中国道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又始终面临古今中西问题，包括“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因此，体用问题自然挥之不去，西方对失去自信的部分国人更如梦魇一般的存在，就像胡适及其朋友们的“事事不如人”心态。近四十年来，面向西方全面开放之际，“西天取经”更是名正言顺，从科学技术、管理模式、股票证券、市场运营等“做法”，到哲学思想、价值观念、精神文化包括新闻传播等“想法”，自觉不自觉地对标欧美，“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世界观、认识论自然弥漫开来，形成上世纪八十年代《河殇》及其精神轨迹。 在“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中国现代新闻业与新闻学也随着西潮不断发展，从而与西学在道与术、体与用等关系上同样剪不断理还乱。虽然延安时代确立了以马列主义为旗帜、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为根基的新闻业与新闻学，清除了旧中国遗留的西方资本主义新闻残余，但新闻领域的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不可能落花流水春去也，加之其中道与术、体与用的关系并非楚河汉界，新中国的新闻业与新闻学也难免在不同程度遗留诸如此类的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而且随着社会政治气候变化往往似曾相识燕归来。[43]所以，1982年，美国冷战传播学“大师”施拉姆登抵大陆横扫京沪，新闻学的“美学”被奉为科学，“国学”则被视为政治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也开启了新闻学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西学东渐”，建设性新闻无非是又一波新潮。春花秋月何时了，“美学”知多少。数十年来，西潮新潮前赴后继、争先恐后，由于固守“西方理论”加“中国经验”的学术理路，一事当前，越来越难从实际出发，探究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及其新闻业的历史与逻辑，总是不由自主地先听美国人怎么说、先看西方人怎么做。正如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初期对“自由化”的批评：“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44]更有甚者，在数十年对标“美学”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过程中，积淀雄厚并丰富多彩的中国道统、传统与学统一步步消解，并一步步陷入失语、失踪、失声。
失语、失踪、失声的关键，也在于失去评判学术真善美的标准。如今，什么是“好”的学术，什么算“高大上”的理论，我们已经基本没有定义权、发言权，机制体制学术生态处处以西方标准为标准，视欧美评判为评判，就像中国电影总是以戛纳、好莱坞为标杆。无怪乎时下新闻学的核心期刊、博士论文、学术会议等“言必称希腊”[45]，“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进学解》）;“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得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红楼梦》）。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青年学子与学者想在学界安身立命，更是不得不遵循这一无所不在的明规则与潜规则。如此学风与学术，再同学术腐败、追名逐利、“开明绅士两面人”等问题相叠加，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闻学陷入空转。虽然多年来上上下下一直倡导并力图结合中国实际，破除“党八股”“洋八股”，但“美国普世理论”与“中国特色实践”的思路已经根深蒂固，撼山易，撼此难：
中国知识界长期以来尾随西方理论的习惯，让我们无法清晰且自觉地认识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学术生产的日益制度化、规范化虽然在学术界建立起基本的规则，让知识积累得以可能，同时却导致学术研究和写作越来越“八股化”，越来越远离正在发生的生活实践。这一切都在呼唤重拾朴素的文风和实事求是的学风，重建面向现实问题和自身历史文化的知识生产和公共对话机制。[46]
如前所述，在一些“术”的层面，我们并不否认西方理论包括建设性新闻的研究价值与借鉴意义，更不排斥中外学术交流与思想互鉴。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新闻业无不面临重重困境之际，虚心学习他人理论，认真借鉴各方经验，包括第三世界的经验而不限于欧美甚至只是美国经验，乃是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也谈到，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应当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才是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新闻学的人间正道。[47]与此同时，学习借鉴国外成果的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坚持实事求是的真理观和人民主体的價值观，立足中国大地，为人民著书立说。一句话，任何学习借鉴都应坚持以我为主，都不能忽略中国道路及其大本大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结尾处说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48]如果说国人学习西方经历了以中国为问题、以西方为方法的中体西用，以西方为问题、以中国为方法的西体中用，以西方为问题、以西方为方法的西体西用，那么如今，以中国为问题、以中国为方法，则随着中国崛起日益成为民族复兴的大势所趋。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的前景也寄托于此，寄托于大道之行以及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认知品格，寄托于成千成万正心诚意、奋楫笃行的人民知识分子，就像甘惜分先生一生“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同样，对西方建设性新闻的观察、理解和分析，也应充分把握中国的历史文化与新闻实践，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源流中，构建立足大地、面向世界的中国新闻理论。
近年来，源于丹麦的“建设性新闻”一说在中国新闻学界日入日深，不仅成为一个热词，而且通过专著专刊、学术会议、课题研究和培训课程，俨然形成某种学术新潮。[1]其间，有试图用建设性新闻框架囊括我国新闻业及其发展路径者，有面对现实问题特别是数字技术触发的媒体困境与新闻失范而寄希望于建设性新闻引领中国的新闻实践与未来媒体转型者，更有将建设性新闻作为某种总体性方案以回应新时代对十一门支撑性学科之一的新闻学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命题者。对此，已有学者提出种种质疑：建设性新闻在西方的理论影响范围和实践范围均有限[2];概念本身存在结构问题和理论风险[3]，在实践中其价值主张时而遭遇困境[4];这种引介如不结合现实、“不加审视的移植”，反而妨碍中国新闻学和新闻业的健康发展[5];应当注重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建设性”及其实践价值[6]，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理念[7]，等等。这些反思都是必要的、清醒的、有益的，本文拟对此做进一步的探究与辨析。
概念及其流转
尽管有人把西方新闻理论中的建设性源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美国报业巨头普利策的“行动新闻”[8]，但作为一种学理思考，建设性新闻则属于当下概念。按照清华大学史安斌教授等学者的研判，西方兴起的“建设性新闻”，是解决当下西方报道困境的新范式，作为冲突报道和负面新闻的一种平衡策略，继“客观性新闻”对19世纪党派新闻的纠偏之后，成为西方新闻范式面临的第二次转型。[9]
2008年，丹麦广播电视台新闻部总监乌瑞克·哈根洛普（Ulrik Haagerup）为了回应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传媒市场化浪潮带来的冲击，提出用“建设性新闻”作为“公共新闻”的替代方案，以解决该台的转型压力与信任危机[10]，并着重强调了记者的介入姿态、积极的叙事风格和主动解决问题的导向等（详见下表1）[11]。
这里，“积极”与“参与”是集中体现“建设性”理念的关键词[12]。所谓“积极”，指以正能量报道为主，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在揭露问题时注重提供解决方案;所谓“参与”，指媒体及其从业者不再置身事外，而是与其他社会成员一起共同行动，共筑美好社会与生活。[13]此后，哈根洛普在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创办“建设性新闻研究所”，推广其新闻主张，还出版了两本专著。[14]但就在第二本著作付梓之际，丹麦广播电视台发生了一系列违背职业伦理的事件[15]，他本人也卷入其中，不久宣布辞职，建设性新闻的初始方案昙花一现，无疾而终。
除了哈根洛普， 建设性新闻之所以成为欧美学界的新一波流行语，在五颜六色的理论画图中又添一道学术笔墨，则离不开戈登斯特（Catherine Gyldensted）和麦金泰尔（KarenMcIntyre）。2010年至2011年，戈登斯特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应用积极心理学”硕士项目，受到“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Seligman）的影响[16]，2015年出版了《从镜子到推动者：建设性新闻中的积极心理学的五个要素》。她借助积极心理学的理论，确立了建设性新闻的核心價值和基本方法。同年，麦金泰尔完成博士论文《建设性新闻：新闻报道中积极情绪和解决方案信息的影响》，将“建设性新闻”明确为一种新的新闻类型。就是说，一个硕士，一个博士，加一个电视台记者，构成了建设性新闻的原班人马。
在我国，麦金泰尔的博士论文被视为引介最多的文本，国内学者通过学术对谈与之建立密切联系[17]，一些访问学者的推介也发挥了作用。[18]2015年以来，新闻学界开始跟踪相关动态[19]，有的高校成立专门机构，有的研究院所在“公共传播时代的新闻实践研究与传播理论创新”项目下，推进一系列同建设性新闻和互联网治理相关的研究。依据此类“创新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建设性新闻引入中国被视为有助于探寻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环境和所谓公共传播[20]时代的发展方向，可以使中国的建设性经验与西方理论案例共振、互鉴，从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21]
沿此思路，建设性新闻被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闻业”之愿景[22]，在媒体融合、公共治理、国际传播等研究领域相继亮相，承担了主流媒体转型发展并桥接中西方新闻理论的使命，仿佛默认建设性新闻同中国道路及其新闻实践具有天然的亲近性与内在的耦合性。从2019年起，重要新闻学刊先后推出专刊，相关研究持续增长，有的新闻院系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也增加了相关内容。可以说，建设性新闻已经被视为探求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发展方向的重要出路，以至于呈现出为中国新闻业发展奠定总体基调的趋势。
这里需要深究的是，在我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及构建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学术话语之际，建设性新闻的目标和价值即所谓“建设性”，同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宗旨、原则等有多大关系，有何关联？在一百年来的革命、建设、改革语境下，究竟怎么理解“新闻”与“建设”等问题？又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有机统一的新时代新闻学？
革命建设的中国语境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回望历史，深切领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之际，有两句话尤其意味深长。一句是《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一句是毛泽东同志的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说，一百年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一脉历史大潮中，摧毁了旧世界，开辟了新天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掷地有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断涤荡一个旧世界，同时不断建设一个新世界。这里的“建设”是有明确社会理想和政治方向的语汇，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辩证过程，而不是只求量变、不求质变的线性堆积，其内涵包括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壮举，也是人类历史上改天换地的伟业。过去一百年，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格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各方进步力量的不懈奋斗中发生巨大变革。而这一切无不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宏愿、科学理论、远大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3] 也正是在这一契合中华数千年大同理想的“主义”感召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批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把一个积贫积弱、凄风苦雨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新中国，并一步步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4]同样，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共产党与共和国的新闻业以及新闻学也形成了一种新道路与新形态，即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道统、传统与学统，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党的三大優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新闻业自诞生伊始就离不开革命伟业，成为理论宣传和组织建设的前沿阵地。党的新闻事业的建设性，首先体现在服务组织工作和思想动员的各项现实斗争中。从为建党奠定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的《新青年》《共产党》《向导》《热血日报》等，到根据地、解放区的机关报或理论报刊，广泛的动员与传播网络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创造了必要条件：“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25]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报原则，以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博古、陆定一等为代表的一批新闻理论家，结合中国实际与新闻规律，在不断摸索中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与新闻理论。从这时起，新闻事业同党的其他事业一样，真正发展为一种“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26]的最普遍、最广泛的人民事业。
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在不断自我革命中，也不断推动新闻业的革新与发展。延安整风运动标志着党的新闻事业与古今中外的“商人办报、文人办报、同人办报”等分道扬镳，而代之以崭新的、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闻业与新闻学。与此同时，新闻工作者争当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新闻战士与人民公仆，成为立足大地的人民知识分子或有机知识分子[27]，在做人民的先生与做人民的学生相统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的过程中，实现自身革命化与无产阶级化。[28]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深入实际、不尚空谈、唤起工农千百万等，构成了锻造革命主体的政治目标和动员人民大众广泛参与的鲜明底色[29]，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与世界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坐标。自此之后，党的新闻事业不断打破专业壁垒，新闻机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单元，而是广泛参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建设伟业的有机构成。
伴随着解放的号角，延安的新闻火种播撒四面八方，形成燎原之势，新闻业作为文化战线最活跃的力量，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事业，涌现出一大批《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万里神州驯水记》等新闻经典作品，以及一大批如魏巍、穆青、郭超人式的新闻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传播也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基础建设，发挥了提升人民素质、保障人民权利、塑造政治主体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建设性”功能，形成了新闻业的新格局。一方面，国家通过广泛深入的扫盲运动、普及工农兵通讯员制度、遍及城乡的广播电视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灵活运用基层读报组、工农兵写作小组、俱乐部、广播站、文化站、文化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等形式，不仅使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在最大范围得到满足，而且尽可能实现党的声音与群众诉求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作为新闻业发展能动要素的新闻工作者赓续延安传统，也实现了从“创造者”到“工作者”的主体角色转换[30]，配合党的工作大局，回应建设新中国的历史召唤，以又红又专的工作姿态与数不胜数的公开报道、调查报告以及内参等新闻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国家建设、政治决策和社会治理。[31]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无疑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从而也体现了非同寻常的建设性”[32]。
虽然我国的新闻业与新闻学发展难免经历种种艰难曲折，包括“左”和右的各种干扰，但在各个历史时期，党的新闻事业始终统揽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伟业，并逐步凝聚成一脉相继的道路与道统。同时，这条道路涵盖了丰富的新闻实践与社会政治蕴涵。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我们不但为“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33]，也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及其新闻业与新闻学的大道之行。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党的新闻工作不仅是这一伟大进程的忠实记录者，而且也是积极参与者、切实推动者和不可或缺的建设者。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的新闻事业及其新闻工作者只是高高在上的批评者、观察家或局外人，那么建设性新闻原本急于处理的结构性矛盾就无从谈起，它作为一套解决方案也自然难在中国立足。
总而言之，中国新闻业之所以具有突出的革命性、实践性以及建设性，说到底是与中国道路相伴相生，风雨同行。因此，新时代发展“建设性”的任何美好设想，都离不开这一历史主线，离不开中华民族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80余年屡挫屡奋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10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来正道沧桑的发展史，以及其中蔚为大观的新闻与传播实践史，包括中国新闻学的道统、传统与学统。如果离开了这条思想脉络，所谓“建设”在中国便成了莫名其妙的概念：谁来建设？建设什么？为谁建设？
螺蛳壳里做道场——建设性新闻的“术”与“道”
同西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新闻理论及其概念相比，建设性新闻与中国道路新闻学看似不无重合，如强调积极情绪、提供解决方案、记者介入社会的姿态等，这也是一些学者引介“建设性新闻”的初衷，这一初衷无可厚非，建设性新闻从“术”的层面，对完善和发展我们的新闻业与新闻学也不无参考。然而，回归历史语境、新闻语境和政治语境，在“道”的层面，欧美一些人设想而非践行的建设性新闻，与涵盖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正面报道为主、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等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诚然，当前中国媒体与传播领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之前“自由化”媒体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旗，假舆论监督之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加剧了政治价值与新闻生态的纷乱，且不说虚假报道、作风浮躁、“勿忘精英”甚于“勿忘人民”等普遍问题;另一方面，新闻界一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两面人”、以权谋私等作风和现象根深蒂固，正面宣传、正确舆论导向、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等中国新闻事业的“建设性”内涵几近被抽空。但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不在于祈盼欧美及其建设性新闻，而在于立足中国大地，以人民为中心，方方面面真懂、真信、真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时切实解决各路“开明绅士两面人”等问题。 按照麦金泰尔等人的观点，作为欧美新闻界一种对“冲突报道范式”的替代方案或“救世方案”，建设性新闻继承了公共新闻的理论内核。[34]公共新闻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于美国，以新闻记者介入公共事务、寻求解决方案为基本主张的新闻运动，后期由于社交媒体广泛应用，还发展了“参与式新闻”“公民新闻”等衍生概念。[35]无论是公共新闻，还是建设性新闻，抑或其他新闻主张，出发点与落脚点都不离、也不可能背离资本主义道路及其新闻模式，核心都是将新闻事业作为私有制基础上的所谓独立机构，据此提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良方案、参与路径、责任担当，以缓解新闻业及其公共性在资本为王体制下不断面临的、根深蒂固的危机;并在各种利益集团你争我夺、纵横捭阖之中，维护媒体的专业权威和专业壁垒，无法跳出资本主義国家的总体利益结构。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无不表明，欧美新闻业及其新闻学只能小修小补，而无法解决自身的致命问题，从新闻专业主义到建设性新闻同样如此。“对建设性新闻的追求成为西方新闻自我纠偏的一种努力，也说明既往的新闻范式已经不再灵验，无力推动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各式各样的问题。”[36]因此，新闻专业主义的流行，挡不住《纽约时报》等集体鼓噪伊拉克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弥天大谎;建设性新闻的兴起，也挡不住BBC等公然造谣所谓新疆的“种族灭绝”。实际上，面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自由民主和新闻范式双重危机和各种改良方案，加拿大学者罗伯特·哈克特和华人学者赵月枝1998年就在《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书中指出，这些改良和媒介民主化方案不仅会遭到既得利益精英的强力抵制，而且只有“作为更广阔（相互制约和构建的）社会转型方案才更有意义”。[37]
将建设性新闻的“积极心理学”导向，与“正面报道”“舆论引导”等类比，进而谋划中国新闻学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总体方案，既似是而非，又势必误导新时代新闻学的守正创新方向。积极心理学本是回应以研究心理障碍为目标的“消极心理学”及其造成的对人类积极品质的认知缺陷，旨在培植“人性中的优点”，以治疗心理疾病、促进人的健康成长。[38]戈登斯特和麦金泰尔将积极心理学通过叙事、采访等五种技巧[39]用于新闻报道，也旨在表达积极情感、消解负面情绪。[40]换言之，建设性新闻的“积极”是一种心理状态，属于心理学范畴，如同心理疏导。而中国新闻业的“正面报道为主”，虽强调鼓舞人心、激浊扬清等，但由于奉行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宗旨，始终致力于家国天下的政治理想与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所以，新闻舆论工作的首要关切是政治，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无论“建设性”，还是“批判性”——批评报道、舆论监督等，均为政治家办报的题中之义。
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由动因分析，欧美建设性新闻对积极情感的强调，也旨在解决自身推动的资本化、商业化、市场化等媒体困境与乱象，这里的“建设性”需联系其新闻实践的“破坏性”以及“暴露性”、“批评性”（如“扒粪”“人咬狗”“坏消息是好新闻”）等传统方能彰显本义。从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欧美主流媒体的表现，尤其是充满种族歧视与政治偏见的报道看，建设性新闻的良苦用心显然不足以遏制这种破坏性。与之相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以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历史使命，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终极目标，归根结底在于打破建设性新闻等意识形态所维系的旧制度与旧秩序，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世界（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此而言，西方一些人设想的建设性新闻不仅在道义上与中国道路新闻业及其本质特征格格不入，而且根本不在一个层次。充其量，欧美建设性新闻在“术”的层面或为我们提供参考，而在“道”的层面则与中国道路南辕北辙、形格势禁。
了解西方新闻学术者不难理解，诸如建设性新闻等即使不说如过江之鲫，也如北洋时期的中国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公共新闻、参与式新闻、解决方案新闻、建设性新闻……新世纪以来欧美新闻理论新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即使将各种问题剖析得头头是道，但在现实困境面前往往穷于应付、疲于奔命。在日益内卷化或“内眷化”[41]的学术体制下，伴随后冷战时代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市场规则进一步反噬学术研究，概念往往成了学者获利的终南捷径，围绕概念的逐新趋时迫使新生代不断跑马圈地，导致理论在不断细分、快速迭代之际，内涵也渐趋狭窄，乃至沦为自娱自乐的学术游戏，既无法深刻地解释世界，更难以根本地改变世界。
螺蛳壳里做道场，用西方自救不暇的学术概念包括“建设性新闻”为中国道路及其新闻业擘画前程，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究竟何在，不能不令人存疑。面对既缺乏中国新闻学历史与理论基础，又热衷于拥抱西方“最新”理论的年轻学子被“新潮”“西潮”所误导，用建设性新闻等标准对中国新闻实践量化衡量的情景，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好在嘈嘈切切错杂弹的“新潮”“西潮”概念大多限于“学术圈儿”，对新闻宣传部门以及新闻媒体的实际工作往往形同虚设。同时，一批新生代学人及其守正创新的研究，又让人看到新时代新闻学的正道沧桑。[42]
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
建设性新闻舶来中国，流行东土，并非偶然，也非个案。在坚持“四个自觉”“四个自信”的新时代，新闻学界对舶来概念和理论依然热情高涨，始终乐此不疲，既有两百年来“西学东渐”的社会背景，又有“四十年来家国”的精神气候。
大略说来，近代国人“睁眼看世界”，历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西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认识阶段。其间，一方面不断增广见识，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对世界大势与中国前途日益理解深刻，认识清晰;一方面西方“精神殖民”的企图也在一步步加剧。虽然延安整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民族复兴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最高法则，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成为共识，“文化大革命”后又进一步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中国道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又始终面临古今中西问题，包括“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因此，体用问题自然挥之不去，西方对失去自信的部分国人更如梦魇一般的存在，就像胡适及其朋友们的“事事不如人”心态。近四十年来，面向西方全面开放之际，“西天取经”更是名正言顺，从科学技术、管理模式、股票证券、市场运营等“做法”，到哲学思想、价值观念、精神文化包括新闻传播等“想法”，自觉不自觉地对标欧美，“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世界观、认识论自然弥漫开来，形成上世纪八十年代《河殇》及其精神轨迹。 在“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中国现代新闻业与新闻学也随着西潮不断发展，从而与西学在道与术、体与用等关系上同样剪不断理还乱。虽然延安时代确立了以马列主义为旗帜、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为根基的新闻业与新闻学，清除了旧中国遗留的西方资本主义新闻残余，但新闻领域的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不可能落花流水春去也，加之其中道与术、体与用的关系并非楚河汉界，新中国的新闻业与新闻学也难免在不同程度遗留诸如此类的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而且随着社会政治气候变化往往似曾相识燕归来。[43]所以，1982年，美国冷战传播学“大师”施拉姆登抵大陆横扫京沪，新闻学的“美学”被奉为科学，“国学”则被视为政治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也开启了新闻学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西学东渐”，建设性新闻无非是又一波新潮。春花秋月何时了，“美学”知多少。数十年来，西潮新潮前赴后继、争先恐后，由于固守“西方理论”加“中国经验”的学术理路，一事当前，越来越难从实际出发，探究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及其新闻业的历史与逻辑，总是不由自主地先听美国人怎么说、先看西方人怎么做。正如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初期对“自由化”的批评：“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44]更有甚者，在数十年对标“美学”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过程中，积淀雄厚并丰富多彩的中国道统、传统与学统一步步消解，并一步步陷入失语、失踪、失声。
失语、失踪、失声的关键，也在于失去评判学术真善美的标准。如今，什么是“好”的学术，什么算“高大上”的理论，我们已经基本没有定义权、发言权，机制体制学术生态处处以西方标准为标准，视欧美评判为评判，就像中国电影总是以戛纳、好莱坞为标杆。无怪乎时下新闻学的核心期刊、博士论文、学术会议等“言必称希腊”[45]，“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进学解》）;“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得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红楼梦》）。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青年学子与学者想在学界安身立命，更是不得不遵循这一无所不在的明规则与潜规则。如此学风与学术，再同学术腐败、追名逐利、“开明绅士两面人”等问题相叠加，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闻学陷入空转。虽然多年来上上下下一直倡导并力图结合中国实际，破除“党八股”“洋八股”，但“美国普世理论”与“中国特色实践”的思路已经根深蒂固，撼山易，撼此难：
中国知识界长期以来尾随西方理论的习惯，让我们无法清晰且自觉地认识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学术生产的日益制度化、规范化虽然在学术界建立起基本的规则，让知识积累得以可能，同时却导致学术研究和写作越来越“八股化”，越来越远离正在发生的生活实践。这一切都在呼唤重拾朴素的文风和实事求是的学风，重建面向现实问题和自身历史文化的知识生产和公共对话机制。[46]
如前所述，在一些“术”的层面，我们并不否认西方理论包括建设性新闻的研究价值与借鉴意义，更不排斥中外学术交流与思想互鉴。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新闻业无不面临重重困境之际，虚心学习他人理论，认真借鉴各方经验，包括第三世界的经验而不限于欧美甚至只是美国经验，乃是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也谈到，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应当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才是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新闻学的人间正道。[47]与此同时，学习借鉴国外成果的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坚持实事求是的真理观和人民主体的價值观，立足中国大地，为人民著书立说。一句话，任何学习借鉴都应坚持以我为主，都不能忽略中国道路及其大本大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结尾处说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48]如果说国人学习西方经历了以中国为问题、以西方为方法的中体西用，以西方为问题、以中国为方法的西体中用，以西方为问题、以西方为方法的西体西用，那么如今，以中国为问题、以中国为方法，则随着中国崛起日益成为民族复兴的大势所趋。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的前景也寄托于此，寄托于大道之行以及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认知品格，寄托于成千成万正心诚意、奋楫笃行的人民知识分子，就像甘惜分先生一生“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同样，对西方建设性新闻的观察、理解和分析，也应充分把握中国的历史文化与新闻实践，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源流中，构建立足大地、面向世界的中国新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