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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生于陕西省丹凤县，在外打工，写诗多年。2014年出演纪录片《我的诗篇》备受关注。2020年3月，被诊断为尘肺病。近期出版首部非虚构作品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陕西丹凤，秦之尾，楚之门。商山自古名利路，它连接南北，学子和商贾由此奔赴长安。桥底的丹江水从秦岭而来，黄浊中泛起星星点点的白浪。岸边的船帮会馆建于清代，院内的柳树气势撼人，抛下一片绿。这是这座县城最老的建筑，路过好几家“华莱士”、“蜜雪冰城”和“正新鸡排”后，突然闯入眼前。
陈年喜骑着摩托车驶过丹江，平稳地绕过每一条减速带，开向一片移民搬迁小区。聒噪的蝉鸣中，他停好摩托车，那是一辆网上淘来的铃木王125，一尘不染，锃亮反光。这几乎是他最昂贵的私产，主要用来发快递，给全国各地的读者寄书。
屋里的地上放着几摞书，其中有他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陈年喜从网上把书买回来，读者从微信、微博发来购书信息，他签好名，题一句诗，附赠一张藏书票，再包邮寄出，每本挣一点差价。挣得的钱，除了自己吃药，大部分用来维系家里的开支，尤其是儿子的学费。
陈年喜一米八四的身高安置在一个小板凳上。屋里闷热，他把电扇转到对面，一滴汗顺着耳朵消失在衣领中，一两声轻微的咳嗽，随着茶水送入喉咙。
今年4月，他写了一首诗：“我已无法拒绝咳嗽/像无法拒绝到来的季节/季节正山高水长/咳嗽正如影随形/而这个春天/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将风吹云散……”
乡村文事
2020年3月23日，陈年喜在县中医院做了胸部CT。农历春节后，他开始一阵一阵地咳，尾音带着尖厉的金属质地。等结果时，他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看阳光透过玻璃，在地上墙上形成各种图案。一个三角形锐利的角，正对着他的脚。
16年的矿山爆破生涯，已在他身上留下各种创口，右耳失聪，颈椎错位。两个小时后，大夫举着片子告诉他：是尘肺。
之前几年，陈年喜的人生不断翻转：他的诗在博客上被发现，之后成为一部纪录片的主人公之一;他获得“年度桂冠工人诗人奖”，上了电视综艺，为明星写歌词;他跟随摄制组出国，登上帝国大厦，在哈佛、耶鲁演讲;他的后颈植入了3块金属，自此告别矿山，在贵州一家旅游企业做起文案工作……
直到一场蛰伏了十几年的“隐形矿难”突然降临。“一张黑底CT影像胶片里/是我半生的倒影。”确诊10天后，他在诗中写道。按照医生开的药方，每月需要3000元的医药费，他自己把4类中的两种减去了。
最近一年多，陈年喜一人住在县城，这里有WiFi，也方便寄书。爱人则留在老家峡河村。他没事时会骑摩托回去，公里表显示68公里，山区弯弯绕绕，骑得飞快，还是要跑两三个小时。走完了水泥路，还有3公里的土路爬坡，下雨时泥泞不堪。这些年，摄制组与各路记者常常光顾这片荒山野地，长枪短炮放在三轮车上，一顿折腾。
现在老家的地里种着白菜、豆角、辣椒、西红柿，基本不用买菜。还有一亩多的玉米，因为土地贫瘠，一亩只能打400斤，9毛钱一斤，种子、化肥、请拖拉机犁地，加在一起500多，算下来，收入是负数。除了老人，大部分人已告别土地。
30多年前，人们“特别把地当回事”，“漫山遍野都种，还要去开荒，东山也有，西山也有，种得无边无涯”。陈年喜家七口人，种了10亩地，刀耕火种，“没一个吃闲饭的”，最多时有五六头牛，牛圈都装不下。
1987年，陈年喜高中毕业，在家待了七八年，主要任务是放牛。牛漫山遍野地撒欢，两个往东跑，两个往西跑，下雨还好，可以跟着蹄印追踪;干燥的天气，“只能闻着味儿去找”。
在山里有大把时间，陈年喜就拿着书躺在坡上看，陈平原、黄子平的文章，当代画家论，舞台剧评，“乌七八糟的，什么都看”。他嗅到了沈从文和萧红身上的“野生性”，“写得不是特別合乎学院派的章法，但里面有原生的气息”。
他从高中开始写诗，喜欢北岛、芒克，甚至汪国真，现在看来，“很庸俗、很老套”，但发表了不少，一首诗的稿费，一般不超过10块钱。
偏远的山村，不少人家订刊物，从《今古传奇》、《读者》到《人民文学》。丹凤县城，书摊林立，与当下文坛无缝衔接。隔三差五，陈年喜就会进城买书。摊主不乏高人，有的手捧《清通鉴》，读得忘乎所以;有的长发披肩，对爱伦坡、里尔克如数家珍。
一次，他从表姑那里借来一本《今古传奇》，上面有篇《玉娇龙》，改写自王度庐的《卧虎藏龙》。他一夜读完，至今难忘。西域，大漠，胡人，病弱，咳嗽，北风卷积百草斩……很多年后，故事里的种种元素，将在他的生命中一再出场。
从矿山到皮村
1999年，陈年喜的儿子出生。爱人身体不好，孩子要喝奶粉，家中已山穷水尽。这时，《陕西日报》发了他的两首长诗，稿费40元，“救命钱一样”。
此后16年，文学再也没能给予他任何物质回报。那年冬天，陈年喜第一次去矿山，汇入浩浩汤汤的“打工潮”。在河南灵宝，他一趟趟地把爆破下来的矿石或废石拉出洞口。矿洞低矮漆黑，他总是弯着腰，脖子上挂着手电筒。工棚由竹竿和木棍搭架，外面蒙一层彩条塑料布。夜长风烈，大家用被子蒙头，颤颤巍巍到天亮，早晨露出脑袋，一床的雪花和枯草败叶。
2000年春节，陈年喜挣到520元。这是他挣到的最大一笔钱。后来，他改做巷道爆破，秦岭、祁连山、天山、阿尔泰山、长白山……几乎走遍边毛之地。他的爆破史就是一部民用炸药的制造演进史，一次次地和导火索的燃烧速度较量，和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赛跑。爆炸时浓烟滚滚，常有人晕倒，冷水泼不醒，就拉出洞口让风吹，醒来后喝一大碗白糖水，睡好几天。
16年里，陈年喜一次次地归去来，每次都尽力拐到县城的书摊上，买几本书刊，打发矿山上苦累荒凉的时间。渐渐地，他发现书摊的根据地一再萎缩，算命的、八卦的和学生辅导书籍取代了纯文学书刊;再后来，书摊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2010年，陈年喜开通了博客，发表诗歌。“人哪怕看清了未来的路，也有苦中作乐的权利，就像其他的矿工闲暇时间会抽烟、打牌，我就写诗，都是情感的释放。”他写过曹操、刘备、陈胜吴广、李自成、林冲，写过苏三起解、白蛇传、铡美案、武家坡。他写秦腔：“活着就是冲天一喊/真情和真理，皆在民间。”写自己的工作：“我拨开大地的腹腔/取出过金 银 锡 铁 镍 铜/我把它们从几千米的地下捕捞到地上/把这些不属于我的财宝/交给老板 再由老板借花献佛/交给祖国和人民/一些副产我留下了——一点尘肺半身风湿疼。”
诗人、导演秦晓宇看到了这些诗，为自己的纪录片《我的诗篇》找到了第一男主角。2014年，河南灵宝的矿洞中，摄像机拍下陈年喜打眼爆破、处理岩石的工作场景，又随他回到老家。梳妆台上摆着一张结婚照，相框里夹着一页日历，是陈年喜写给妻子的一首诗：“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
2015年2月，在秦晓宇的反复劝说下，陈年喜走下大雪茫茫的秦岭，穿着矿山上那身迷彩服，在北京皮村的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上，念起他的代表作《炸裂志》：“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两个月后，他的颈椎植入了3块金属，从此告别矿山。几个月后，《诗歌之王》节目组找到陈年喜，邀请他与歌手罗中旭搭档，一个写词，一个谱曲演唱，和其他战队PK。
他在北京住了3个多月，一星期写一首，听了很多摇滚乐，从崔健到周晓鸥，在歌词上做批注，“应该唱出力量来”，交出去后，都会消化成“青春的白马王子风”。录音棚里，他坐在一旁，随时接受指令，加字减字改字，“很折腾、很痛苦”。他一共写了14首词，挣了3万多块。
2016年春天，陈年喜来到皮村的“工友之家”。这里鱼龙混杂，失业者、艺术家、打工者杂处，一两分钟就有飞机轰鸣而过。他住在一个废弃的大杂院中，七八个人一屋，一下雨就漏水，淋湿被子。
每天，陈年喜和工友们打开北京各地的募捐箱，收集、分拣里面的衣物，消毒、整合后再发往西部或非洲。皮村也有爱心超市，每件衣服只卖十元八元。他买了一大纸箱，足够一家人穿十年有余。
整个6月，陈年喜和工友们去做调研，走遍了隐秘在树林中的大小工厂，从家具、玩具到电子产品。那个夏天，他咳得厉害，架子床整夜搖晃，最严重时，他一咳，隔壁就捶墙。那是他最困顿的时候，孩子读高中，每天花钱，爱人租房陪读，老家县城两难顾，而巨大的北京城，茫然陌生如外星。
不远处的温榆河不舍昼夜，他常去那里散步，看着四季变换，为这个“成就了多少香车 宝马/也成就了多少白刃与白旗”（《皮村》）的地方，为“肠胃里盛着粗食和白薯”（《奔跑的孩子》）的穷人的孩子，为“被机床巨大的齿轮带走”（《河流》）的张克林、刘三、李安江们，写下组诗《皮村九章》。
那个冬天，陈年喜应邀赴美。他去了纽约的贫民窟，去了旧金山的码头工会和“天使岛”，也在时代广场见证了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当选。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他说：“我看见合金的窗子、空调里的铜、一切建筑物里的钢，还有那些金属饰品。那些我和工友兄弟们用汗水、泪水甚至姓名换来的金属，建造了北京、上海，抑或纽约、波士顿。”他写下组诗《美利坚记叙》，审视一个资本全球化的世界：“二十年前秦岭被一条隧道拦腰打穿/一些物质和欲望 一些命运和死亡/从这头轻易地搬运到那头/其实华尔街的意义也不过如此/在人们去往未知之地的路上/又快捷了一程……（《华尔街》）” 凭借两部组诗，陈年喜获得第一届桂冠工人诗人奖，奖金10万。那两年，他没挣到一点钱，这对他如同雪中送炭。
现实的霜雪和命运的霜雪不断重叠
2017年过完春节，陈年喜来到贵州绥阳的“十二背后”风景区做文案工作。年薪5万，管吃管住。白天他坐在办公室，写软文、讲话稿和新闻稿;晚上就躺在床上，在平板电脑上行云布雨。
他放下詩歌，开始散文与非虚构写作。第一篇《一个乡村木匠的最后十年》，6000多字，写了两天，主人公是父亲，一辈子走乡串户，脚踩百家门头，荒草中一座没有完工的娘娘庙，是他生命最后的余响。
3年里，陈年喜写了50多篇散文与非虚构作品，每年挣得稿费三四万元，最终结集为他的第一本非虚构文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艰辛的劳作，无常的生死，每一个故事，都像陈年喜在矿山深处敲下的石头一般，坚硬、炫黑。
有评论说，他“重振《诗经》的民间叙事传统，挖掘中国人悲怆又炽烈的生存力。震得人头皮发麻”。而实际上，这本书原本叫《一地霜白》。这是陈年喜微信公号的名字，“就像秋天的早上起来，看到一地白霜，百感交集”。
他的诗中，霜、白、雪的意象总是反复出现。“我们一直工作在荒天野地的边毛之地，每年见过最多的就是这些。有时感觉自己的命运，也和季节的严酷如此匹配。”陈年喜说，“写作的时候，现实的霜雪和命运的霜雪总是不断重叠。”
过去诗中零星散落的工友们的故事，在非虚构的文体中得以延展丰盈。“有的人特别能冒险，有的人特别讲究吃，有的人到哪里都要洗澡，有的人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有一个工友特别擅长赌博，在桌上随意放一个打火机，透过不锈钢机壳的反光，能猜出每个人牌的花色。陈年喜绘声绘色地讲起其中的奥秘，那是他已然挥别的岁月。
2020年5月，陈年喜从工作了3年的单位离职。离职那天，他想起一些“再就业”的路子——到喀什的叶尔羌河边去捡玉，那里有数不清的玉石，十几年前，上好的一公斤墨玉只要300元;或者到塔吉克斯坦干爆破工，那里急需中国工人的技术工艺，签3年协议，如果顺当能挣90万。最后，虽然有不甘的怅惘，他还是回到家乡，安心做了一个写作者。
他还有很多故事想讲。每年夏天，爱人都会去黄河边的韩城塬上摘花椒。这是一份苦差，烈日暴晒，要带很多水，树上都是刺儿，扎进指头，挑也挑不出。“椒客”们大多是女性，每天拼命地摘，一个月才挣得2000元，“所有妇女从家走时都白白净净的，回来后完全成了烧炭的”。
摘完花椒，爱人会顺着黄河，去陕北摘苹果;另一些“椒客”则奔向西部的葡萄园，一直摘到大雪满山——在大工业时代，她们如同候鸟来回迁徙，在机械无法施展拳脚的地方，赚下一份宝贵的营生。
还有那些民间乐队，专为红白喜事服务。他们无师自通，吹拉弹唱，身怀十八般武艺。陈年喜参加过一个长辈的葬礼，队伍浩浩荡荡，河南来的乐队吹起《百鸟朝凤》。上山路陡峭泥泞，他们吹得热烈高昂，鼓荡人心;走平路时，又吹得哀伤沉痛，煽动起满腔悲怆。在这支队伍里，有的来自解散的剧团，有的是子承父业，有的出道于“乡村版”《星光大道》的比赛……每个人身上都可铺展出一个精彩的故事。
小饭馆里，陈年喜吃着一碗9块钱的青椒肉丝面，回复着买书读者的微信。新书出版后，他平均每天卖出50本书，家里的快递单，攒了厚厚一摞。购书人大多是城市的年轻人和知识群体，从知识结构到人生际遇，他们之间隔着一道宽阔的沟壑。
在陈年喜看来，相通的或许是一种人生的沧桑感。“就像我们与杜甫隔了1000多年，读到他的‘三吏’‘三别’还是会触动。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唐朝老百姓的渺茫无助，与今天的我们依然相通。”
2016年冬天，陈年喜从西安坐慢车到贵阳，一夜无眠，写下一首诗：火车跑着跑着天就亮了/一些人离家越来越近/一些人离家越来越远/窗外一闪而过的男人 女人和孩子/这些早起的人 苦命的人/晨风掀动他们的头发和衣角/掀动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我喜欢这样的境象/从小小的隔着晨曦的窗口/看见数不清的命运/没有什么能让生活停下来/那些低低的诉说 包涵的巨大秘密/随风撒向高高的天空……
陈年喜
1970年生于陕西省丹凤县，在外打工，写诗多年。2014年出演纪录片《我的诗篇》备受关注。2020年3月，被诊断为尘肺病。近期出版首部非虚构作品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