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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了很久，《美国外交思想史(1775～2005)》终于付梓面世了。当该书作者之一王玮教授把这部50余万言的大作送到笔者的手上时，我隐约感到了它在学术上的厚重。迫不及待地打开，从导言读起，恢宏的气势，迭出的新见，流畅的文笔吸引着我，使我欲罢不能，只得一口气读完。掩卷之余，遐思万千，突出的一点是我更加确信自己最初感觉的正确——此书完全称得上一部学术力作、学术精品，它的出版是近年来我国美国外交史学研究所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必将推动这一研究领域向纵深发展。 一部学术精品的问世，需要“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是长期学术积累和潜心思考的结晶。然而，在一个物欲横流、喧嚣浮躁的时代，学术界也受到冲击，甘于坐冷板凳潜心治学的人似乎不多了。《美国外交思想史》的作者王玮和戴超武教授正是这“不多的人”中的两位。据本书后记所言：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1年立项，2003年结项，于今问世，历时7年。不过，据笔者所知，本书的发端，绝非始于2001年，其艰辛思考与写作的过程，也绝非仅历时7年，而是更长。
1997年，笔者曾有机会同王玮教授交谈，王先生坦言：他近期发表成果不多，原因是他正在对一些问题进行思考，想不透，就不敢动笔。后来，随着一批重量级文章和教材的陆续发表和出版，我们逐渐知道，王先生所思所想的是世界史和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两大前沿问题，即全球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美国外交思想的演变及其对美国外交实践的影响。思考的结果，集中体现在了这部专著的字里行间。与此同时，该著作的另一位合作者，青年史学家戴超武教授也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冷战重大问题和美国外交思想方面的专著专论，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冷战史新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总之，回顾两位著者1997年以来学术思考的历程，用“十年磨一剑”这一称颂学者不媚流俗、精益求精学风的常用语来描述《美国外交思想史》的问世，是贴切而恰当的。
十年沉思推力作。之所以说本书是一部难得的学术精品、学术力作，首先在于其新颖的研究视角，即从思想的角度分析和探讨了美国外交的起源、形成、发展演变和未来走向的历史过程，并对美国自建国以来到2002年的外交做出了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对美国各届政府外交的特点、性质、成就以及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深入分析，填补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思想观念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这一点早为众多学者所认识。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写到，“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一个主要研究经济的学者，却对思想观念的力量推崇之至，耐人寻味。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克顿1895年在其就职演说中强调：“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先哲的论述提示我们：在历史研究的领域，思想观念不应该缺席。对美国这样一个“由观念产生的国家”(白修德语)的研究，就更应该如此。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美国外交史这一研究领域，思想这一因素或研究视角，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正如著名美国外交史学家韩德所言：“历史学家在其视野狭窄的研究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战略思想的变化、经济体系的需要、精英利益及其影响、总统的作用、官僚政治的运作以及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的互动。”韩德认为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有 ：一是因为“把思想同外交政策联系起来，往往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此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少之又少”；二是因为“美国人特有的忽视历史的倾向”导致无论学者还是公众对“美国在基本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思想的显著连续性没有充分的认识”⑦。韩德发出此番感叹，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之后美国学界对美国外交思想及其与外交政策之关系的研究仍然处于零敲碎打的个案研究的状态，至今还没有一步系统的从思想史角度阐释二百余年美国外交史的“宏大叙事”出现。这种局面与同时期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发出的“国际史转向”和“文化转向”的强劲呼声，很不协调，很不合拍。
令人自豪的是，在从思想观念或广义的文化、价值观视角研究美国外交史方面，中国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早在2000年，王晓德教授的《美国文化与外交》一书的问世，就开辟了国内学术界研究美国外交的新视角。2007年注定要成为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9月份北京大学教授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出版；接下来就是《美国外交思想史(1775--2005)》于12月份的出版。三部著作侧重点虽然不同，但从文化、思想、价值观视角阐释美国外交史的学术旨趣却是一致的。在中国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上，如果说《美国文化与外交》一书的作用是开拓性的(当然其作用不止于开拓)，那么《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则是深化了这一研究课题，而《美国外交思想史》则标志着一种拓展与贯通。把它们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估，可以说它们的出版表明，中国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在“文化转向”方面已经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而且可以与之并肩而立。
大致而言，思想的形式有两种：一是比较稳定地为一个群体共有的心灵习性，二是个人化的、经常处于争论之中的思想、观念、主义和理论。其中，个体思想是受到群体思想的支配和控制的。思想史研究的任务也不外乎两大项：一是甄别、归纳群体的心灵习性，并探究它在历史中的发展演变及其对现实的影响；二是对个人化的思想观念进行辨析与评价。《美国外交思想史》一书正是本着这样的思路，进行谋篇布局的。
“导言”部分系统介绍了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沿革和流派分野，但是作者并没有只停留在一般性的评述，而是精确地指出美国外交史学存在的一个要害问题，即无法解释民主经验和帝国征服之间的矛盾，无法找到帝国扩张的历史逻辑性。因此，美国外交史学本身如同美国外交一样，在理想和现实的悖论中迷失了方向，陷于困境之中。由此，“导言”引出了从思想角度探究美国外交的重要意义。作者认为，外交思想是决定外交的最为深刻的因素之一，它能在更长的时段中决定外交的形成和发展，保证了外交的连续性。从思想的深度去研究美国外交的历史，可以挖掘外交最为本质的东西，追寻外交的走向。
全书共17章。第1章追溯了美国外交的思想渊源，指出美国外交来源于商业精神以及根植其上的民主理想、扩张意识和开放本性。上述这些思想渊源构成全书论述的主要脉络。笔者的理解是，一部美国外交史，就是这些主流思想不断彰显，一步步战胜国内、国际与之相悖的思想与实践，从而引领美国不断扩张，步入“美国世纪”，直至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历史；同时，这些主流思想并没有处理好“利益”与“责任”之间的关系，从而又使得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屡屡出现麻烦，遭受挫折，甚至导致 重大悲剧，陷入困境。
以下各章将美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段进行评析。
一、19世纪末之前为孤立主义时期，或称大陆主义时期(第2～6章)，这一时期，美国外交在孤立和扩张思想准则的二难选择中徘徊。就扩张而言，坚定不移地由大西洋向太平洋海岸的发展势头，代表了美国的扩张方向。书中着重剖析了杰斐逊的外交思想，指出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将视线射向太平洋的第一位总统”，“太平洋的扩张问题是杰斐逊扩张思想中的最精彩的部分”。关于19世纪40年代的大陆扩张，作者认为这种扩张具有土地扩张和商业扩张双重目标和性质，书中对两种性质的扩张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作了透彻的说明。就孤立而言，作者对美国早期外交中的孤立主义思想作了独到的分析，指出它的相对含义以及它同扩张思想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最终体现在门罗主义外交原则。书中认为，“门罗主义的实质是进一步拉开美洲同欧洲的距离”，使美洲“成为相对独立的美洲共和政治体系”，同时，它又为今后美国称雄美洲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战略方针。第5和第6章有声有色地论述了19世纪50～60年代美国外交低潮时期扩张新思潮的形成和涌动，其中对“青年美国”思潮、西沃德“帝国”思想和“新天定命运”口号的评述尤为突出。这两章以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的过渡作为内容，作者对这一时期加大笔墨，卓见甚丰，可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提供一些新颖的思路。
二、19—20世纪之交至二战结束为门户开放时期，或称海洋主义时期(第7～11章)。这一时期，美国外交的指导思想是力求建立一个美国为主导的开放型的世界帝国，也就是说，门户开放思想是这一时期美国外交的指导思想。第7章对门户开放政策思想作了系统和独到的分析与评价：第一，门户开放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应急举措，而是旨在建立海外商业殖民帝国的世界性“大政策”，是美国进行海外扩张的外交总原则和战略总方针。第二，美国的“门户开放”仍是一种殖民主义，本质上仍是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征服、奴役和掠夺，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帝国主义国家在新的形势下施行的一种新型殖民主义政策，它同旧殖民主义在手段和模式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第三，“门户开放”是美国的利己主义政策，它所维护的只是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弱小国家的利益，它所体现的只是美国的民族价值观，而不具有普世性。这种利己性体现在美国式的门户开放所具有的单向性和强制性上，是一种片面的、不对等的开放。第8～11章详细介绍了麦金莱、老罗斯福、塔夫脱、威尔逊、“一战”后的三届共和党政府，以及罗斯福政府为实现门户开放目标而推行的外交政策并分析了他们的外交决策思想。其中有关威尔逊和罗斯福外交思想的评析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创新意义。
三、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末为遏制时期，或称全球主义时期(第12～16章)。这一时期，美国外交的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旧有的孤立传统已经失去市场，世界霸权成为其主要的追逐目标，但是也使美国外交思想陷入到前所未有的深刻矛盾之中。书中首先对冷战的历史根源作了全新的探讨，作者认为，冷战固然体现为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但是，“意识形态”是具有两重含义的。第一是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信仰和判断，第二是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世界秩序构想所赖以产生的原则基础的认定和选择。从后者的角度分析，冷战实质上是二战前“门户开放”和“势力范围”两种原则的对抗和冲突的结果。面对二战后的国际实力对比的现实，美国不得已选择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开放思想，陷身于同苏联争夺势力范围的较量和角逐，这正是美国的全球外交的病症所在。但是另一方面，战后和平共处的局面的形成又给美国带来实现门户开放目标的最佳时机，门户开放始终是美国构筑西方世界的主导思想。书中对杜鲁门到老布什政府的以“遏制”为核心的外交思想的内容、实施和所付出的代价进行了评析。
最后一章(17章)对后冷战时期、尤其是“9·11”之后的美国外交思想的变化和外交政策的调整，做出了评估和预测。书中对“布什主义”的内涵进行了挖掘，指出它有着如下内容：强调美国使命的神圣性，强调反恐战争的神圣性；强调冷战的历史经验，强调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重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试图为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中东地区的民主进程树立榜样；强调先发制人的军事手段的重要性。人们谈到“布什主义”时往往简单地把它与“先发制人”战略画等号。本书作者对“布什主义”之内涵的阐述，显然更为全面与深刻。书中对美国社会科学界围绕“布什主义”产生的争论，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无疑会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把握当今美国内部的外交思想动向。
“结语”部分对美国外交思想作了总结。指出利益和责任所构成的矛盾，以及民主理想中的自决原则和使命观中的傲慢霸道作风所构成的矛盾，正是美国外交的困顿和麻烦之处，也往往是美国外交陷于危机的内在根源。“结语”还总结了美国外交思想的历史对我国外交所提供的启示和借鉴。
除了从思想的新颖角度分析和探讨了美国外交的历史过程这一特点之外，本书的第二个鲜明特色，是把全书的整个内容和分析建立在“全球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将美国的外交和外交思想的发展和演进放进世界体系构架和世界一体化的大潮流向的大舞台进行剖析。
虽然我们不必认同“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断言，但却不能无视美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巨大作用。一定意义上说，美国天生就是一个具有世界性或全球性的大国。究其原因，第一，美国本身就是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产物；第二，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是世界民族的大橱窗，美利坚民族的世界性决定了美国的利益关切也是世界性的；第三，美利坚民族在民族特性上具有开放性。因此，笔者以为，全球史观是分析美国历史(包括外交史)的一种恰切的工具。
高屋建瓴方能洞幽发微；具有与众不同的新视野，才能自出机杼、成一家之言。
比如，在解释“孤立”和“开放”两种追求如何统一在美国一身这一独特现象时，作者提出了一种美国史发展的坐标系。“美国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部从一个海洋穿过一个大陆走向另一个海洋的历史。在这一进程中，美国人完成了民族性格和形象的‘异化’，即由‘海洋人’到‘大陆人’再到‘海洋人’的变化”。这无疑是一种颇为新颖的见解。再比如对门罗主义的评价，作者指出它的提出“既表明美洲体系从欧洲体系中分立出来的国际格局现实，同时又推动和促成了国际关系格局和结构的历史性震荡和分裂，因此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不过，在笔者看来，本书运用全球史观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原创性突破，是对美国外交思想中的开放性的挖掘与剖析。这一点，从作者对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分析上，可见一斑。书中指出，“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门户开放实质上是有别于古老的殖民制度的一种新型的殖民体系，它的产生，即是美国外交的一个转折，同时也是整个世界历史的重 大转折的一个历程标志”。作者对19世纪走后30年的世界历史大势进行了概括，分析了旧殖民体系的特征和弊端，在“门户开放”与旧殖民主义的比较中，提出了前者的世界历史意义：
“‘门户开放’是帝国主义国家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施行的一种新型殖民主义政策，它同旧殖民主义在手段上和模式上有着根本的区别：(1)反对以武力征服的方式从空间上对殖民地实行独占，主张建立“无边界”的殖民体系；(2)不主张对殖民地实行直接统治，而提倡保留殖民地原有的行政实体，实行间接统治；(3)反对垄断式的保护主义，主张“门户开放”，实行“公平”的自由贸易竞争。“门户开放”政策思想的核心是建立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开放式商业帝国，它的重点不是在所控制的范围内排斥他国的利益，不是搞封闭式垄断，而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打着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旗号，打破列强的保护主义壁垒，把全世界变成美国操纵的具有无边界外延和开放内涵的新型模式的殖民帝国。……它具有时代性，比起老殖民体系来，它更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进程。新殖民主义反映了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的一体化的历史趋势，标志着自15世纪末开始的一体化进程跃上了一个新的层次，可以说，历史就是这样穿过洞开的门户进入到20世纪。”
这种独到的分析，还可见于冷战的历史根源和实质、“人权外交”、“超越遏制”和美国外交思想中的“道义”、“责任”因素同对世界霸权的现实追求之间的矛盾等课题，必将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引发读者的深刻思考。
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专业化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不仅历史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这些大的学科门类之间界限分明，互不侵犯，就是在美国外交史这样一个称不上二级学科、三级学科的研究领域，学者们也往往是纷纷开辟自己的学术“根据地”，竖起樊篱，画地为牢。这一方面固然大大拓展了美国外交史学研究的范围，但另一方面，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又使得外交史学“显得过于碎化，令人感到无望地混乱”，人们似乎更加难以确认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形成的最主要因素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它又是什么。于是，“宏大叙事”再次成为美国外交史学的共同诉求。恰如迈克尔·霍根所言，美国外交史学“迫切需要综合范式(的出现)”，麦尔文·P·莱夫勒也发现，“冷战史新研究”中缺少综合，不能揭示冷战作为一种“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的存在。因此，《美国外交思想史》一书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美国外交史提出“宏大叙事”的尝试，对于改变当前美国外交史研究专与通失衡以及过分分散的局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创立综合范式，进行宏观与微观完美结合的研究，需要学术合作。然而，合作过程必然要面对一些不便和风险。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合作者在学术经历、研究领域、学术兴趣、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总会对研究课题之总体思路的贯彻、叙事风格的一致造成程度不同的伤害。《美国外交思想史》一书也难免在这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以下是笔者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建议，提出来与作者商榷。
(一)在全书的结构上，把美国外交思想发展的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更为合适。即在孤立主义时期、门户开放时期、遏制时期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后冷战时期。一般认为，后冷战时期始于克林顿总统任期，因此，把原16章中有关克林顿外交思想的内容划出来，与17章合并较妥。后冷战时代的美国经历两届民主党政府和两届共和党政府，他们的外交方略和指导思想显然不同——民主党信奉新自由主义(本书归纳为“新全球主义”)，共和党信奉新保守主义。把他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更利于读者领会当今美国外交思想的基本状态。
(二)关于遏制时期美国外交思想的写作。
冷战作为一个历史时代已经总结，而它作为国际关系史以及美国外交史上的特殊一章，对其进行全新的研究却方兴未艾，许多全新的课题、方法有待于尝试。该书就试图从思想史的视角对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史进行整合。
而该书的这部分内容，带有比较明显的“冷战史新研究”笔法，即加强了对美国解密原始档案的利用。这展现了作者鉴别分析史料的基本功和严谨求实的文风，但也失之于对史实铺陈、叙述过多，而对思想钩沉、归纳、辨析不够。那么，应如何归纳遏制时期美国外交思想的总体特征呢?《美国外交思想史》第12章引言部分曾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把它归纳为“冷战思维”。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一思路贯彻到底。这里，姑且假设“冷战思维”可以作为对遏制时期美国外交思想特征的总概括，那么，在对遏制时期历届政府外交思想展开具体论述之前，有必要加上一大段引言，以便对“冷战思维”的相关问题做出交代。这一引言，可包括如下内容：
1 冷战思维的内涵。这方面可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提炼概括。
2 冷战思维的思想根源及其与美国传统外交思想的关系(继承了哪些方面，背离了哪些方面)。
3 冷战思维形成，发展演变的大致轨迹。譬如，能否把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时期看作冷战思维的形成和强化时期?能否认为尼克松—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是对冷战思维的一种突破，而里根则代表着对冷战思维的一种强势回归?
4 冷战思维的评价。譬如，能否认为这种思维导致了美国外交政策在制定上和实施上的僵化、对苏联的不信任，从而一次次地错过缓和时机，进而使冷战步步升级?能否认为这种思维导致美国决策者看到的只是对抗，而无视世界一体化、多极化、多元化的大趋势?等等。
以上讨论纯属一孔之见，不见得正确；但对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思想的总特征进行概括，并把它放置在长时段内加以比较和评估，却是必要的。
此外，书中还有一些小的、笔者认为不确切的方面，提出来供作者参考：
1 第10页对罗伯特·麦克马洪提出的“边际化”理解似乎不准确。参阅原文可知，麦克马洪不是提出了“边际化”的口号，而是对当时美国外交史学被“边缘化”的现状表达了一种忧虑和关切。
2 第13页把沃勒斯坦划为后修正派值得商榷，因为一般认为，沃氏历来是左派知识分子的代表。
3 第61～64页对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的外交思想辨析得相当精彩，遗憾的是缺少了相关注释。
4 第75页写道：“对北非的战争是杰斐逊外交的第二大手笔”，但语焉不详，应补充相关内容。
5 别字：第102页第一行“在过几个世纪”应为“再过几个世纪”。此为编辑误差。
总之，瑕不掩瑜，《美国外交思想史》一书在世界观、方法论、研究视角、具体结论乃至成书模式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新性尝试。可以预言，本书将作为一项标志性成果载人中国美国外交史、美国史乃至世界史研究的史册。最后，笔者愿以本书作者的赠书志言与广大史学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史学工作者共勉：一意执著，有所坚守，必有所得。
1997年，笔者曾有机会同王玮教授交谈，王先生坦言：他近期发表成果不多，原因是他正在对一些问题进行思考，想不透，就不敢动笔。后来，随着一批重量级文章和教材的陆续发表和出版，我们逐渐知道，王先生所思所想的是世界史和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两大前沿问题，即全球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美国外交思想的演变及其对美国外交实践的影响。思考的结果，集中体现在了这部专著的字里行间。与此同时，该著作的另一位合作者，青年史学家戴超武教授也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冷战重大问题和美国外交思想方面的专著专论，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冷战史新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总之，回顾两位著者1997年以来学术思考的历程，用“十年磨一剑”这一称颂学者不媚流俗、精益求精学风的常用语来描述《美国外交思想史》的问世，是贴切而恰当的。
十年沉思推力作。之所以说本书是一部难得的学术精品、学术力作，首先在于其新颖的研究视角，即从思想的角度分析和探讨了美国外交的起源、形成、发展演变和未来走向的历史过程，并对美国自建国以来到2002年的外交做出了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对美国各届政府外交的特点、性质、成就以及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深入分析，填补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思想观念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这一点早为众多学者所认识。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写到，“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一个主要研究经济的学者，却对思想观念的力量推崇之至，耐人寻味。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克顿1895年在其就职演说中强调：“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先哲的论述提示我们：在历史研究的领域，思想观念不应该缺席。对美国这样一个“由观念产生的国家”(白修德语)的研究，就更应该如此。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美国外交史这一研究领域，思想这一因素或研究视角，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正如著名美国外交史学家韩德所言：“历史学家在其视野狭窄的研究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战略思想的变化、经济体系的需要、精英利益及其影响、总统的作用、官僚政治的运作以及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的互动。”韩德认为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有 ：一是因为“把思想同外交政策联系起来，往往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此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少之又少”；二是因为“美国人特有的忽视历史的倾向”导致无论学者还是公众对“美国在基本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思想的显著连续性没有充分的认识”⑦。韩德发出此番感叹，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之后美国学界对美国外交思想及其与外交政策之关系的研究仍然处于零敲碎打的个案研究的状态，至今还没有一步系统的从思想史角度阐释二百余年美国外交史的“宏大叙事”出现。这种局面与同时期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发出的“国际史转向”和“文化转向”的强劲呼声，很不协调，很不合拍。
令人自豪的是，在从思想观念或广义的文化、价值观视角研究美国外交史方面，中国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早在2000年，王晓德教授的《美国文化与外交》一书的问世，就开辟了国内学术界研究美国外交的新视角。2007年注定要成为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9月份北京大学教授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出版；接下来就是《美国外交思想史(1775--2005)》于12月份的出版。三部著作侧重点虽然不同，但从文化、思想、价值观视角阐释美国外交史的学术旨趣却是一致的。在中国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上，如果说《美国文化与外交》一书的作用是开拓性的(当然其作用不止于开拓)，那么《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则是深化了这一研究课题，而《美国外交思想史》则标志着一种拓展与贯通。把它们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估，可以说它们的出版表明，中国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在“文化转向”方面已经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而且可以与之并肩而立。
大致而言，思想的形式有两种：一是比较稳定地为一个群体共有的心灵习性，二是个人化的、经常处于争论之中的思想、观念、主义和理论。其中，个体思想是受到群体思想的支配和控制的。思想史研究的任务也不外乎两大项：一是甄别、归纳群体的心灵习性，并探究它在历史中的发展演变及其对现实的影响；二是对个人化的思想观念进行辨析与评价。《美国外交思想史》一书正是本着这样的思路，进行谋篇布局的。
“导言”部分系统介绍了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沿革和流派分野，但是作者并没有只停留在一般性的评述，而是精确地指出美国外交史学存在的一个要害问题，即无法解释民主经验和帝国征服之间的矛盾，无法找到帝国扩张的历史逻辑性。因此，美国外交史学本身如同美国外交一样，在理想和现实的悖论中迷失了方向，陷于困境之中。由此，“导言”引出了从思想角度探究美国外交的重要意义。作者认为，外交思想是决定外交的最为深刻的因素之一，它能在更长的时段中决定外交的形成和发展，保证了外交的连续性。从思想的深度去研究美国外交的历史，可以挖掘外交最为本质的东西，追寻外交的走向。
全书共17章。第1章追溯了美国外交的思想渊源，指出美国外交来源于商业精神以及根植其上的民主理想、扩张意识和开放本性。上述这些思想渊源构成全书论述的主要脉络。笔者的理解是，一部美国外交史，就是这些主流思想不断彰显，一步步战胜国内、国际与之相悖的思想与实践，从而引领美国不断扩张，步入“美国世纪”，直至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历史；同时，这些主流思想并没有处理好“利益”与“责任”之间的关系，从而又使得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屡屡出现麻烦，遭受挫折，甚至导致 重大悲剧，陷入困境。
以下各章将美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段进行评析。
一、19世纪末之前为孤立主义时期，或称大陆主义时期(第2～6章)，这一时期，美国外交在孤立和扩张思想准则的二难选择中徘徊。就扩张而言，坚定不移地由大西洋向太平洋海岸的发展势头，代表了美国的扩张方向。书中着重剖析了杰斐逊的外交思想，指出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将视线射向太平洋的第一位总统”，“太平洋的扩张问题是杰斐逊扩张思想中的最精彩的部分”。关于19世纪40年代的大陆扩张，作者认为这种扩张具有土地扩张和商业扩张双重目标和性质，书中对两种性质的扩张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作了透彻的说明。就孤立而言，作者对美国早期外交中的孤立主义思想作了独到的分析，指出它的相对含义以及它同扩张思想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最终体现在门罗主义外交原则。书中认为，“门罗主义的实质是进一步拉开美洲同欧洲的距离”，使美洲“成为相对独立的美洲共和政治体系”，同时，它又为今后美国称雄美洲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战略方针。第5和第6章有声有色地论述了19世纪50～60年代美国外交低潮时期扩张新思潮的形成和涌动，其中对“青年美国”思潮、西沃德“帝国”思想和“新天定命运”口号的评述尤为突出。这两章以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的过渡作为内容，作者对这一时期加大笔墨，卓见甚丰，可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提供一些新颖的思路。
二、19—20世纪之交至二战结束为门户开放时期，或称海洋主义时期(第7～11章)。这一时期，美国外交的指导思想是力求建立一个美国为主导的开放型的世界帝国，也就是说，门户开放思想是这一时期美国外交的指导思想。第7章对门户开放政策思想作了系统和独到的分析与评价：第一，门户开放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应急举措，而是旨在建立海外商业殖民帝国的世界性“大政策”，是美国进行海外扩张的外交总原则和战略总方针。第二，美国的“门户开放”仍是一种殖民主义，本质上仍是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征服、奴役和掠夺，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帝国主义国家在新的形势下施行的一种新型殖民主义政策，它同旧殖民主义在手段和模式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第三，“门户开放”是美国的利己主义政策，它所维护的只是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弱小国家的利益，它所体现的只是美国的民族价值观，而不具有普世性。这种利己性体现在美国式的门户开放所具有的单向性和强制性上，是一种片面的、不对等的开放。第8～11章详细介绍了麦金莱、老罗斯福、塔夫脱、威尔逊、“一战”后的三届共和党政府，以及罗斯福政府为实现门户开放目标而推行的外交政策并分析了他们的外交决策思想。其中有关威尔逊和罗斯福外交思想的评析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创新意义。
三、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末为遏制时期，或称全球主义时期(第12～16章)。这一时期，美国外交的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旧有的孤立传统已经失去市场，世界霸权成为其主要的追逐目标，但是也使美国外交思想陷入到前所未有的深刻矛盾之中。书中首先对冷战的历史根源作了全新的探讨，作者认为，冷战固然体现为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但是，“意识形态”是具有两重含义的。第一是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信仰和判断，第二是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世界秩序构想所赖以产生的原则基础的认定和选择。从后者的角度分析，冷战实质上是二战前“门户开放”和“势力范围”两种原则的对抗和冲突的结果。面对二战后的国际实力对比的现实，美国不得已选择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开放思想，陷身于同苏联争夺势力范围的较量和角逐，这正是美国的全球外交的病症所在。但是另一方面，战后和平共处的局面的形成又给美国带来实现门户开放目标的最佳时机，门户开放始终是美国构筑西方世界的主导思想。书中对杜鲁门到老布什政府的以“遏制”为核心的外交思想的内容、实施和所付出的代价进行了评析。
最后一章(17章)对后冷战时期、尤其是“9·11”之后的美国外交思想的变化和外交政策的调整，做出了评估和预测。书中对“布什主义”的内涵进行了挖掘，指出它有着如下内容：强调美国使命的神圣性，强调反恐战争的神圣性；强调冷战的历史经验，强调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重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试图为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中东地区的民主进程树立榜样；强调先发制人的军事手段的重要性。人们谈到“布什主义”时往往简单地把它与“先发制人”战略画等号。本书作者对“布什主义”之内涵的阐述，显然更为全面与深刻。书中对美国社会科学界围绕“布什主义”产生的争论，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无疑会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把握当今美国内部的外交思想动向。
“结语”部分对美国外交思想作了总结。指出利益和责任所构成的矛盾，以及民主理想中的自决原则和使命观中的傲慢霸道作风所构成的矛盾，正是美国外交的困顿和麻烦之处，也往往是美国外交陷于危机的内在根源。“结语”还总结了美国外交思想的历史对我国外交所提供的启示和借鉴。
除了从思想的新颖角度分析和探讨了美国外交的历史过程这一特点之外，本书的第二个鲜明特色，是把全书的整个内容和分析建立在“全球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将美国的外交和外交思想的发展和演进放进世界体系构架和世界一体化的大潮流向的大舞台进行剖析。
虽然我们不必认同“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断言，但却不能无视美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巨大作用。一定意义上说，美国天生就是一个具有世界性或全球性的大国。究其原因，第一，美国本身就是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产物；第二，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是世界民族的大橱窗，美利坚民族的世界性决定了美国的利益关切也是世界性的；第三，美利坚民族在民族特性上具有开放性。因此，笔者以为，全球史观是分析美国历史(包括外交史)的一种恰切的工具。
高屋建瓴方能洞幽发微；具有与众不同的新视野，才能自出机杼、成一家之言。
比如，在解释“孤立”和“开放”两种追求如何统一在美国一身这一独特现象时，作者提出了一种美国史发展的坐标系。“美国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部从一个海洋穿过一个大陆走向另一个海洋的历史。在这一进程中，美国人完成了民族性格和形象的‘异化’，即由‘海洋人’到‘大陆人’再到‘海洋人’的变化”。这无疑是一种颇为新颖的见解。再比如对门罗主义的评价，作者指出它的提出“既表明美洲体系从欧洲体系中分立出来的国际格局现实，同时又推动和促成了国际关系格局和结构的历史性震荡和分裂，因此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不过，在笔者看来，本书运用全球史观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原创性突破，是对美国外交思想中的开放性的挖掘与剖析。这一点，从作者对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分析上，可见一斑。书中指出，“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门户开放实质上是有别于古老的殖民制度的一种新型的殖民体系，它的产生，即是美国外交的一个转折，同时也是整个世界历史的重 大转折的一个历程标志”。作者对19世纪走后30年的世界历史大势进行了概括，分析了旧殖民体系的特征和弊端，在“门户开放”与旧殖民主义的比较中，提出了前者的世界历史意义：
“‘门户开放’是帝国主义国家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施行的一种新型殖民主义政策，它同旧殖民主义在手段上和模式上有着根本的区别：(1)反对以武力征服的方式从空间上对殖民地实行独占，主张建立“无边界”的殖民体系；(2)不主张对殖民地实行直接统治，而提倡保留殖民地原有的行政实体，实行间接统治；(3)反对垄断式的保护主义，主张“门户开放”，实行“公平”的自由贸易竞争。“门户开放”政策思想的核心是建立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开放式商业帝国，它的重点不是在所控制的范围内排斥他国的利益，不是搞封闭式垄断，而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打着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旗号，打破列强的保护主义壁垒，把全世界变成美国操纵的具有无边界外延和开放内涵的新型模式的殖民帝国。……它具有时代性，比起老殖民体系来，它更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进程。新殖民主义反映了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的一体化的历史趋势，标志着自15世纪末开始的一体化进程跃上了一个新的层次，可以说，历史就是这样穿过洞开的门户进入到20世纪。”
这种独到的分析，还可见于冷战的历史根源和实质、“人权外交”、“超越遏制”和美国外交思想中的“道义”、“责任”因素同对世界霸权的现实追求之间的矛盾等课题，必将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引发读者的深刻思考。
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专业化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不仅历史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这些大的学科门类之间界限分明，互不侵犯，就是在美国外交史这样一个称不上二级学科、三级学科的研究领域，学者们也往往是纷纷开辟自己的学术“根据地”，竖起樊篱，画地为牢。这一方面固然大大拓展了美国外交史学研究的范围，但另一方面，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又使得外交史学“显得过于碎化，令人感到无望地混乱”，人们似乎更加难以确认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形成的最主要因素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它又是什么。于是，“宏大叙事”再次成为美国外交史学的共同诉求。恰如迈克尔·霍根所言，美国外交史学“迫切需要综合范式(的出现)”，麦尔文·P·莱夫勒也发现，“冷战史新研究”中缺少综合，不能揭示冷战作为一种“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的存在。因此，《美国外交思想史》一书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美国外交史提出“宏大叙事”的尝试，对于改变当前美国外交史研究专与通失衡以及过分分散的局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创立综合范式，进行宏观与微观完美结合的研究，需要学术合作。然而，合作过程必然要面对一些不便和风险。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合作者在学术经历、研究领域、学术兴趣、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总会对研究课题之总体思路的贯彻、叙事风格的一致造成程度不同的伤害。《美国外交思想史》一书也难免在这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以下是笔者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建议，提出来与作者商榷。
(一)在全书的结构上，把美国外交思想发展的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更为合适。即在孤立主义时期、门户开放时期、遏制时期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后冷战时期。一般认为，后冷战时期始于克林顿总统任期，因此，把原16章中有关克林顿外交思想的内容划出来，与17章合并较妥。后冷战时代的美国经历两届民主党政府和两届共和党政府，他们的外交方略和指导思想显然不同——民主党信奉新自由主义(本书归纳为“新全球主义”)，共和党信奉新保守主义。把他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更利于读者领会当今美国外交思想的基本状态。
(二)关于遏制时期美国外交思想的写作。
冷战作为一个历史时代已经总结，而它作为国际关系史以及美国外交史上的特殊一章，对其进行全新的研究却方兴未艾，许多全新的课题、方法有待于尝试。该书就试图从思想史的视角对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史进行整合。
而该书的这部分内容，带有比较明显的“冷战史新研究”笔法，即加强了对美国解密原始档案的利用。这展现了作者鉴别分析史料的基本功和严谨求实的文风，但也失之于对史实铺陈、叙述过多，而对思想钩沉、归纳、辨析不够。那么，应如何归纳遏制时期美国外交思想的总体特征呢?《美国外交思想史》第12章引言部分曾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把它归纳为“冷战思维”。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一思路贯彻到底。这里，姑且假设“冷战思维”可以作为对遏制时期美国外交思想特征的总概括，那么，在对遏制时期历届政府外交思想展开具体论述之前，有必要加上一大段引言，以便对“冷战思维”的相关问题做出交代。这一引言，可包括如下内容：
1 冷战思维的内涵。这方面可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提炼概括。
2 冷战思维的思想根源及其与美国传统外交思想的关系(继承了哪些方面，背离了哪些方面)。
3 冷战思维形成，发展演变的大致轨迹。譬如，能否把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时期看作冷战思维的形成和强化时期?能否认为尼克松—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是对冷战思维的一种突破，而里根则代表着对冷战思维的一种强势回归?
4 冷战思维的评价。譬如，能否认为这种思维导致了美国外交政策在制定上和实施上的僵化、对苏联的不信任，从而一次次地错过缓和时机，进而使冷战步步升级?能否认为这种思维导致美国决策者看到的只是对抗，而无视世界一体化、多极化、多元化的大趋势?等等。
以上讨论纯属一孔之见，不见得正确；但对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思想的总特征进行概括，并把它放置在长时段内加以比较和评估，却是必要的。
此外，书中还有一些小的、笔者认为不确切的方面，提出来供作者参考：
1 第10页对罗伯特·麦克马洪提出的“边际化”理解似乎不准确。参阅原文可知，麦克马洪不是提出了“边际化”的口号，而是对当时美国外交史学被“边缘化”的现状表达了一种忧虑和关切。
2 第13页把沃勒斯坦划为后修正派值得商榷，因为一般认为，沃氏历来是左派知识分子的代表。
3 第61～64页对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的外交思想辨析得相当精彩，遗憾的是缺少了相关注释。
4 第75页写道：“对北非的战争是杰斐逊外交的第二大手笔”，但语焉不详，应补充相关内容。
5 别字：第102页第一行“在过几个世纪”应为“再过几个世纪”。此为编辑误差。
总之，瑕不掩瑜，《美国外交思想史》一书在世界观、方法论、研究视角、具体结论乃至成书模式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新性尝试。可以预言，本书将作为一项标志性成果载人中国美国外交史、美国史乃至世界史研究的史册。最后，笔者愿以本书作者的赠书志言与广大史学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史学工作者共勉：一意执著，有所坚守，必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