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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古代文学教学呈现出丧失中国文学的“体认”品性和人文情怀、追逐系统而空洞无物的知识概念、丧失中国文学自性三方面的偏颇，主要源自于现代学术思维追求“系统性”“科学性”“进化论”，而将“知识”对象化处理的结果。要救其偏，需以创作导向的切入建立起对文本的“了解之同情”，它有利于发现中国文学的自性、重新认识经典之美和敬畏经典、重启人的诗性和人文情怀；它有利于激发中国文学的活力，重新恢复文学课程的尊严，并且具有赓续千年文脉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教改；古代文学；创作导向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毫无疑问，在呼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越来越远离于“文学”：老师将古代诗文经典当成“知识对象”去分析处理，过度注重于文本与周边的关系，注重系统性与科学性，过度注重文本的“主要内容”和“思想感情”，学生被动接受教条的知识体系而心灵并未真正参与其中，等等，这连并影响到了中小学的古诗文教学。
溯其源，学术思维的改变与体制引导是最主要的原因。从后者讲，现代大学的建立本身延续了西方University“师生共同体”、共同研究学问的精神，大学教授自当从研究成果而引导后学，“科研即是教学”是毫无争议的命题。但现行高校以课题为中心的一边倒评价机制，引导了学者们将重心完全置于科研，教学逐步边缘化。只是这并非本文的重点，在此不作展开。我们应当反省的是，学术思维的改变，对古代文学的教学造成了哪些重要的冲击？损失了中国文学哪些重要内核？现代学术是在西学东渐中拉开帷幕的，影响于人文学科，主要是现代学术观念的建立，其中至关重要的是研究方法。民国之初，新文化运动健将胡适评价中国学术著作，以“系统”作为标准，很快成为风气。“系统性”“科学性”“进化论”等西学观念和方法，成为此后研究文学学科的指挥棒。事实上，吸引近代学者的西学方法论大致不离逻各斯中心主义，从而推衍出各种将对象抽离而客观化加以分析的理性法则，在这个背景下文学和文学史便被当成一种“知识”对象来加以处理，从而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展开，在文学学科的独立、文学史、制度与文学、观念与文学、政治与文学、社会学与文学、人类学与文学等方面硕果累累。这是现代学术对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无疑加深和丰富了文学的研究。
经历了中西学术碰撞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曾敏锐地指出：“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现代学术确实以其现代性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重综合而忽略壁垒分析、乾嘉学术重细节考据而不见森林之“偏”，使得文学完全独立于历史、哲学之外而自具品性，但是，当这种“救偏”之举完全成为一种评价学术和文学文本的准则后，其弊端也明显暴露了出来，时至今日，真可谓称得上是“偏亦由生”了。究其偏颇，主要有三：第一，将中国文学完全当成知识对象来研究和教学，扼杀了它独特的“体认”品性，致使在古代文学教学场景中师生人文情怀的共同丧失——事实上，传统文学的所有论述，都基于实践创作，这决定了它独特的“体认”品格，即是说，文学不应当只是客观的文本，而还必须指向一种综合的审美期待，即阅读之际的今古同在、读者与作者共鸣诗性文心、作者期于读者能发现其创作之妙、读者应接辞章文心而自有所得等这样一个过程；第二，追求系统化的教条概念，致使文学成为一堆空洞无物的“知识”——这正是过度迷信方法论的结果，文学“知识”被作为对象轨范进各种方法论的视角而加以解读，神采全无，使我们想起章太炎对现代大学教育的警示，他反对在西学现代学科分化下，以“耳学”代替“眼学”而获得的教条“知识”，文学史在系统处理中被当作思想史和观念史加以描述，最终所获得的也就是线索体系，以及一堆空洞无物的死概念，如此不能真正切进中国学问；第三，三段式的教学分析，越离中国文学自性之美——这主要是受上世纪50年代自苏联转移过来的分析法影响，究其实当源自柏拉图以来的“模枋说”，“模仿说”的三重结构分析经由二手转移后，与本土“知人论世”合流，形成了反映论的主要阐释方法，这断然遮蔽了中国文学自文体明辨为先、文法策略为手段、情感理道为旨归①三者的圆融表达这一特征.在今天，高校已渐脱三段式藩篱，可中小学还是主要取用此法。
可以说，现代学术的方法论、系统性、科学性已经形成一种学术思维，发展到文言语境丧失的今天，大量遮蔽了中国文学的审美自性。如何在教学上矫其弊、救其“偏”？结合以上分析，可见唯有创作导向，将古代文學视为活着的优秀文化，才能建立起切中文本的“了解之同情”，开启学生充满自我想象的文学审美。
创作导向下的研究或探究，有利于发现中国文学的自性。一部古代文学连并古代文论，其实都是以诗文创作为中心的。不知创作，论起文学和文学史来，难免隔靴搔痒，即便大师巨子如钱穆者，虽在史学上为一代宗师，而由于不作诗词，谈起中国文学来就难免有雾里看花之感。反之，专治文学者则明于此，浦江清与吴小如皆认可“讲古文古诗，如果自己能写几句古文，懂旧诗格律，讲起来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至于专治诗词的学者，就更有感慨，如词学家夏承焘便认为，有志于研究诗词者，有必要学作诗填词，体验其甘苦，才能更深切地领会古人的创作。具有创作基础的文本阅读，势必对中国文学自性有独特的体会：所谓用字、句法、音韵、声气、篇章、文体等，皆有自为自在的审美品性，而绝非是反映论、三段式所能阐释得清楚的。在此基础上去讨论文学史，当然也就不会只注重于“系统性”，而会关注到古已有之的“文章流别”，这种“流别”系统的重心也不只是眉目清晰，而断然应当包含中国文学自文体通变而渐次发展的史实②。
创作导向下的教学，有利于重新理解经典之美，从而引导学生敬畏中文。自民国以来的很長时段，一代人的文化之根并未脱节，经典的阐释在很大程度是不必的，创作也被学者视为“余事”。可时过境迁的今天，受各种原因的影响，学者功底固然也与前贤相比有下降的趋势，学生也基本没有了古诗文的语境认同而必须有一个重新接受经典的过程。彼一时，此一时，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重启传统文化自信的今天，我们必须看到经典文本解读的重要性。所以新一轮的经典诵读高潮在全国持久不衰，比如教育部录制的“经典资源库”，将经典文本的书法书写、内涵解读制作成视频和文字加以传播，影响就很大。可是我们看一些专家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大多以“知识”方法论的西方立场来谈论古典文本，如论《山行》则旨归于杜牧的政治事件影响和盛唐精神的包容，论《登颧雀楼》则旨归于说理③，等等。这些解读者都是高校学者，即可见出创作体验的缺少而造成文本理解的单一向度。按古人“论古诗文必先以体制为先”的创作经验，两诗的内容必须切合七绝体制之风华轻灵与“五言长城”之字字用实，而开拓出无限阔大的审美空间，又因唐诗重兴象而取“景入理势”的方式点逗发论，断非宋诗一以议论为旨归，两诗亦因之而能产生无限意蕴成为经典文本。这从创作学视野来看本是常识。我们固然不能说学者们的知识论解读是错误的，作为“我注六经”式的接受美学，自能在某些面向上深入阐发，可是经典解读的当下行为并非是学术“以偏救弊”之胜，而是使读者明白所以然并获得自为审美空间的展开。换言之，这种解读方式无疑是将经典文本的内涵缩小了。《山行》《登鹳雀楼》作为经典文本，有限的字数、取韵用字、体制的达成、对仗的精工整饬、虚实的映照、手法的突破等，必须获得独特的中国文学自性观照，借此才能让学生产生对经典文本的敬畏之情。而古文文体特性的把握、实用性影响于文体通变、骈散的用途、诗情的摄入，凡此等等，都不是反映论的阐释方法所能讲得清的。 创作导向有利于恢复人的诗性，返照人的性灵和情怀。按庄子的哲学，人本从属于自然，去“成心”而复其天性，参于群籁“天钧”，朴散而无所用，是得道的逍遥游境界，即徐复观所谓“中国艺术精神”，这种超功利的“艺术”体验，其实便是一种“诗意的栖居”。从创作学讲，诗歌的比兴传统决定了中国诗文的抒情模式，那便是藉名物以兴情的自然观照，由此而形成贯穿千年的“诗教”传统，这一抒情手段集中于名物自然，亦即物象景观，适成诗中意象，从这一角度切入中国诗歌，阅读和探究的前提便是在人心中种下烟云霜露、水月花树等风景，这刺激了人们反观人自身从属于自然的本质，有利于恢复人的诗性。另一方面，创作学视野下“文教”的现世关怀，也促使我们在课堂上保持着关注当下的“人间情怀”，不至于使古典教学与现实完全脱节。
以创作导向去救偏今日的古代文学教学，当然也隐含了以适度的创作导向去研究、探究古代文学，只有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递延而下的中小学古诗文教学才有可能挣脱三段式反映论分析的藩篱，焕发出新的活力。它的意义，绝不只学科教学，而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千年文脉，恢复中国文学的活力和尊严，建构起一代大写的人。
传统士人首先是文人，他们即便称“文章最为儒者末事”，但那是进途之所必须，故而“索学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因此谈传统文化便应当以文学为起点。这样看来，讨论创作导向，并不仅是从教学方法上去激发学生的兴趣，而还具更深层的意义。创作导向作为教学理念，其实是倡导在一定范围内适度恢复古代文学的语境，考虑到今日的语言背景和问题的凸显，语境恢复的深层内涵理应包含“斯文在兹”的精神操守，隐含着千年文脉的断续问题。
按文言语境的适度恢复，特针对当下白话文叙事定于一尊的话语霸权语境。五四白话文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另一面也是文言文的消失，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传统士人雅怀、文人趣味的消失，这是“斩断文脉”的时代现象。这些年重启文言、白话和文言并行不悖的呼声渐起，作为浸润于文言世界的学人，崇尚高雅趣味是应有之义，提倡适度重返文言语境，当然也应有着“赓续文脉”的自觉担当。教师在“赓续文脉”中做高雅趣味的引导者，不仅激发了学生精神世界的文学参与，而且还会共同建构起一种对当下功利主义的疏离力，保持一种对现实关怀的温情和张力，从而构建起厚实的人文
情怀。
即便从学科专业化的研究来看，自创作导向而始的适度语境恢复，也是建立在中华文化“体认”特征之上的，传统思想无论儒道，总是指向即体即用、工夫不离本体，而非西学的客观抽离和对象分析。以西学的“知识论”作为方法策略，来分析和研究传统学问，当然提供了若干視角，但此举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破坏传统学问的“体认”特征，否则这个代价就大了。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创作导向有利于提升一代人的文化修养、重新建构起一代人的诗性心灵，研究现代文学史的陈平原面对古文创作现象也承认：“作为文化修养和自我娱乐，我更欣赏旧体诗词及古文的写作。”即便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沉浸于创作之中也可能达成一种“无用之用”，学生在保持“诗和远方”的同时，又完全可能学会一种本领，在举国提倡传统文化的今天，各种高雅场合尚需古诗文、对联等的创制，这是创作者大展拳脚的好时机。这样说 来，我们讨论创作导向，并不仅基于古代文学教学兴趣的激发，而更基于一种赓续文脉的责任意识，一种文化连续性的自觉担当。也只有这样的担当，才能治标治本。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的担当，才能重新激发中国文学的活力，重新恢复中国文学和文学课堂的尊严！
注释
①文体明辨为文古代学常识，只是今日文言解散，率多以西人文学观治中国文学，此点反致湮灭。古人于此之论屢见不鲜，如 张戒《岁寒堂诗诗》：“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元佚名《文章欧治序》：“不知体制……失于文体，去道远也。”胡应麟《诗薮》：“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文法策略则为文章创作之学，古代文论率多为指导创作而谈，不离实践，不同于西方形上之求而自为一途，如论诗，易闻晓师谓之“实践诗学”，见其《中国古代诗法纲要》序，齐鲁书社2005年版。至于情感理道之旨归，则以“诗言志”“文以载道”为恒见之论，自不待言。
②文学史实质为文体通变史，晚清一代学者如章太炎、王国维、姚华三人，受西学影响，然比较中西，仍都从这一角度考察。章太炎认为“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王国维以为“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故文士“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以姚华总结最为精当：“文章体制，与时因革。”事实上诸说符合中国文学实情，是对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敷衍。
③教育部经典资源有专门网页，见：http：//www.moe.edu.cn/jyb_zwfw/zwfw_fwzt/fwzt_zhjd/。所鉴赏的经典在网络被广泛转载。《登鹳雀楼》鉴赏者为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山行》则为南京师范大学郦波教授。
参考文献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
[2]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3]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姚奠中.章太炎学术年谱[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5]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续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6]陈平原.非专业的文学研究 ——读钱穆讲述、叶龙整理《中国文学史》[N].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6—12.
[7]吴小如.回忆浦江清先生/远去的先生[M].北京：中华书局，2013.
[8]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9]陈平原.当代中国的文言与白话[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3）.
作者简介：唐定坤，1978年生，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曾获全国第三届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二等奖，研究方向：中国诗赋、课程教学。
（编辑：龙贤东）
【关键词】教改；古代文学；创作导向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毫无疑问，在呼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越来越远离于“文学”：老师将古代诗文经典当成“知识对象”去分析处理，过度注重于文本与周边的关系，注重系统性与科学性，过度注重文本的“主要内容”和“思想感情”，学生被动接受教条的知识体系而心灵并未真正参与其中，等等，这连并影响到了中小学的古诗文教学。
溯其源，学术思维的改变与体制引导是最主要的原因。从后者讲，现代大学的建立本身延续了西方University“师生共同体”、共同研究学问的精神，大学教授自当从研究成果而引导后学，“科研即是教学”是毫无争议的命题。但现行高校以课题为中心的一边倒评价机制，引导了学者们将重心完全置于科研，教学逐步边缘化。只是这并非本文的重点，在此不作展开。我们应当反省的是，学术思维的改变，对古代文学的教学造成了哪些重要的冲击？损失了中国文学哪些重要内核？现代学术是在西学东渐中拉开帷幕的，影响于人文学科，主要是现代学术观念的建立，其中至关重要的是研究方法。民国之初，新文化运动健将胡适评价中国学术著作，以“系统”作为标准，很快成为风气。“系统性”“科学性”“进化论”等西学观念和方法，成为此后研究文学学科的指挥棒。事实上，吸引近代学者的西学方法论大致不离逻各斯中心主义，从而推衍出各种将对象抽离而客观化加以分析的理性法则，在这个背景下文学和文学史便被当成一种“知识”对象来加以处理，从而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展开，在文学学科的独立、文学史、制度与文学、观念与文学、政治与文学、社会学与文学、人类学与文学等方面硕果累累。这是现代学术对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无疑加深和丰富了文学的研究。
经历了中西学术碰撞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曾敏锐地指出：“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现代学术确实以其现代性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重综合而忽略壁垒分析、乾嘉学术重细节考据而不见森林之“偏”，使得文学完全独立于历史、哲学之外而自具品性，但是，当这种“救偏”之举完全成为一种评价学术和文学文本的准则后，其弊端也明显暴露了出来，时至今日，真可谓称得上是“偏亦由生”了。究其偏颇，主要有三：第一，将中国文学完全当成知识对象来研究和教学，扼杀了它独特的“体认”品性，致使在古代文学教学场景中师生人文情怀的共同丧失——事实上，传统文学的所有论述，都基于实践创作，这决定了它独特的“体认”品格，即是说，文学不应当只是客观的文本，而还必须指向一种综合的审美期待，即阅读之际的今古同在、读者与作者共鸣诗性文心、作者期于读者能发现其创作之妙、读者应接辞章文心而自有所得等这样一个过程；第二，追求系统化的教条概念，致使文学成为一堆空洞无物的“知识”——这正是过度迷信方法论的结果，文学“知识”被作为对象轨范进各种方法论的视角而加以解读，神采全无，使我们想起章太炎对现代大学教育的警示，他反对在西学现代学科分化下，以“耳学”代替“眼学”而获得的教条“知识”，文学史在系统处理中被当作思想史和观念史加以描述，最终所获得的也就是线索体系，以及一堆空洞无物的死概念，如此不能真正切进中国学问；第三，三段式的教学分析，越离中国文学自性之美——这主要是受上世纪50年代自苏联转移过来的分析法影响，究其实当源自柏拉图以来的“模枋说”，“模仿说”的三重结构分析经由二手转移后，与本土“知人论世”合流，形成了反映论的主要阐释方法，这断然遮蔽了中国文学自文体明辨为先、文法策略为手段、情感理道为旨归①三者的圆融表达这一特征.在今天，高校已渐脱三段式藩篱，可中小学还是主要取用此法。
可以说，现代学术的方法论、系统性、科学性已经形成一种学术思维，发展到文言语境丧失的今天，大量遮蔽了中国文学的审美自性。如何在教学上矫其弊、救其“偏”？结合以上分析，可见唯有创作导向，将古代文學视为活着的优秀文化，才能建立起切中文本的“了解之同情”，开启学生充满自我想象的文学审美。
创作导向下的研究或探究，有利于发现中国文学的自性。一部古代文学连并古代文论，其实都是以诗文创作为中心的。不知创作，论起文学和文学史来，难免隔靴搔痒，即便大师巨子如钱穆者，虽在史学上为一代宗师，而由于不作诗词，谈起中国文学来就难免有雾里看花之感。反之，专治文学者则明于此，浦江清与吴小如皆认可“讲古文古诗，如果自己能写几句古文，懂旧诗格律，讲起来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至于专治诗词的学者，就更有感慨，如词学家夏承焘便认为，有志于研究诗词者，有必要学作诗填词，体验其甘苦，才能更深切地领会古人的创作。具有创作基础的文本阅读，势必对中国文学自性有独特的体会：所谓用字、句法、音韵、声气、篇章、文体等，皆有自为自在的审美品性，而绝非是反映论、三段式所能阐释得清楚的。在此基础上去讨论文学史，当然也就不会只注重于“系统性”，而会关注到古已有之的“文章流别”，这种“流别”系统的重心也不只是眉目清晰，而断然应当包含中国文学自文体通变而渐次发展的史实②。
创作导向下的教学，有利于重新理解经典之美，从而引导学生敬畏中文。自民国以来的很長时段，一代人的文化之根并未脱节，经典的阐释在很大程度是不必的，创作也被学者视为“余事”。可时过境迁的今天，受各种原因的影响，学者功底固然也与前贤相比有下降的趋势，学生也基本没有了古诗文的语境认同而必须有一个重新接受经典的过程。彼一时，此一时，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重启传统文化自信的今天，我们必须看到经典文本解读的重要性。所以新一轮的经典诵读高潮在全国持久不衰，比如教育部录制的“经典资源库”，将经典文本的书法书写、内涵解读制作成视频和文字加以传播，影响就很大。可是我们看一些专家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大多以“知识”方法论的西方立场来谈论古典文本，如论《山行》则旨归于杜牧的政治事件影响和盛唐精神的包容，论《登颧雀楼》则旨归于说理③，等等。这些解读者都是高校学者，即可见出创作体验的缺少而造成文本理解的单一向度。按古人“论古诗文必先以体制为先”的创作经验，两诗的内容必须切合七绝体制之风华轻灵与“五言长城”之字字用实，而开拓出无限阔大的审美空间，又因唐诗重兴象而取“景入理势”的方式点逗发论，断非宋诗一以议论为旨归，两诗亦因之而能产生无限意蕴成为经典文本。这从创作学视野来看本是常识。我们固然不能说学者们的知识论解读是错误的，作为“我注六经”式的接受美学，自能在某些面向上深入阐发，可是经典解读的当下行为并非是学术“以偏救弊”之胜，而是使读者明白所以然并获得自为审美空间的展开。换言之，这种解读方式无疑是将经典文本的内涵缩小了。《山行》《登鹳雀楼》作为经典文本，有限的字数、取韵用字、体制的达成、对仗的精工整饬、虚实的映照、手法的突破等，必须获得独特的中国文学自性观照，借此才能让学生产生对经典文本的敬畏之情。而古文文体特性的把握、实用性影响于文体通变、骈散的用途、诗情的摄入，凡此等等，都不是反映论的阐释方法所能讲得清的。 创作导向有利于恢复人的诗性，返照人的性灵和情怀。按庄子的哲学，人本从属于自然，去“成心”而复其天性，参于群籁“天钧”，朴散而无所用，是得道的逍遥游境界，即徐复观所谓“中国艺术精神”，这种超功利的“艺术”体验，其实便是一种“诗意的栖居”。从创作学讲，诗歌的比兴传统决定了中国诗文的抒情模式，那便是藉名物以兴情的自然观照，由此而形成贯穿千年的“诗教”传统，这一抒情手段集中于名物自然，亦即物象景观，适成诗中意象，从这一角度切入中国诗歌，阅读和探究的前提便是在人心中种下烟云霜露、水月花树等风景，这刺激了人们反观人自身从属于自然的本质，有利于恢复人的诗性。另一方面，创作学视野下“文教”的现世关怀，也促使我们在课堂上保持着关注当下的“人间情怀”，不至于使古典教学与现实完全脱节。
以创作导向去救偏今日的古代文学教学，当然也隐含了以适度的创作导向去研究、探究古代文学，只有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递延而下的中小学古诗文教学才有可能挣脱三段式反映论分析的藩篱，焕发出新的活力。它的意义，绝不只学科教学，而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千年文脉，恢复中国文学的活力和尊严，建构起一代大写的人。
传统士人首先是文人，他们即便称“文章最为儒者末事”，但那是进途之所必须，故而“索学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因此谈传统文化便应当以文学为起点。这样看来，讨论创作导向，并不仅是从教学方法上去激发学生的兴趣，而还具更深层的意义。创作导向作为教学理念，其实是倡导在一定范围内适度恢复古代文学的语境，考虑到今日的语言背景和问题的凸显，语境恢复的深层内涵理应包含“斯文在兹”的精神操守，隐含着千年文脉的断续问题。
按文言语境的适度恢复，特针对当下白话文叙事定于一尊的话语霸权语境。五四白话文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另一面也是文言文的消失，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传统士人雅怀、文人趣味的消失，这是“斩断文脉”的时代现象。这些年重启文言、白话和文言并行不悖的呼声渐起，作为浸润于文言世界的学人，崇尚高雅趣味是应有之义，提倡适度重返文言语境，当然也应有着“赓续文脉”的自觉担当。教师在“赓续文脉”中做高雅趣味的引导者，不仅激发了学生精神世界的文学参与，而且还会共同建构起一种对当下功利主义的疏离力，保持一种对现实关怀的温情和张力，从而构建起厚实的人文
情怀。
即便从学科专业化的研究来看，自创作导向而始的适度语境恢复，也是建立在中华文化“体认”特征之上的，传统思想无论儒道，总是指向即体即用、工夫不离本体，而非西学的客观抽离和对象分析。以西学的“知识论”作为方法策略，来分析和研究传统学问，当然提供了若干視角，但此举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破坏传统学问的“体认”特征，否则这个代价就大了。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创作导向有利于提升一代人的文化修养、重新建构起一代人的诗性心灵，研究现代文学史的陈平原面对古文创作现象也承认：“作为文化修养和自我娱乐，我更欣赏旧体诗词及古文的写作。”即便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沉浸于创作之中也可能达成一种“无用之用”，学生在保持“诗和远方”的同时，又完全可能学会一种本领，在举国提倡传统文化的今天，各种高雅场合尚需古诗文、对联等的创制，这是创作者大展拳脚的好时机。这样说 来，我们讨论创作导向，并不仅基于古代文学教学兴趣的激发，而更基于一种赓续文脉的责任意识，一种文化连续性的自觉担当。也只有这样的担当，才能治标治本。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的担当，才能重新激发中国文学的活力，重新恢复中国文学和文学课堂的尊严！
注释
①文体明辨为文古代学常识，只是今日文言解散，率多以西人文学观治中国文学，此点反致湮灭。古人于此之论屢见不鲜，如 张戒《岁寒堂诗诗》：“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元佚名《文章欧治序》：“不知体制……失于文体，去道远也。”胡应麟《诗薮》：“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文法策略则为文章创作之学，古代文论率多为指导创作而谈，不离实践，不同于西方形上之求而自为一途，如论诗，易闻晓师谓之“实践诗学”，见其《中国古代诗法纲要》序，齐鲁书社2005年版。至于情感理道之旨归，则以“诗言志”“文以载道”为恒见之论，自不待言。
②文学史实质为文体通变史，晚清一代学者如章太炎、王国维、姚华三人，受西学影响，然比较中西，仍都从这一角度考察。章太炎认为“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王国维以为“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故文士“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以姚华总结最为精当：“文章体制，与时因革。”事实上诸说符合中国文学实情，是对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敷衍。
③教育部经典资源有专门网页，见：http：//www.moe.edu.cn/jyb_zwfw/zwfw_fwzt/fwzt_zhjd/。所鉴赏的经典在网络被广泛转载。《登鹳雀楼》鉴赏者为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山行》则为南京师范大学郦波教授。
参考文献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
[2]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3]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姚奠中.章太炎学术年谱[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5]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续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6]陈平原.非专业的文学研究 ——读钱穆讲述、叶龙整理《中国文学史》[N].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6—12.
[7]吴小如.回忆浦江清先生/远去的先生[M].北京：中华书局，2013.
[8]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9]陈平原.当代中国的文言与白话[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3）.
作者简介：唐定坤，1978年生，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曾获全国第三届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二等奖，研究方向：中国诗赋、课程教学。
（编辑：龙贤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