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孙中山先生的宪政学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其中的保守性与激进性的冲突，把信奉孙文学说的国民党置于了左右不是的尴尬境地，在中国当时特殊的时空条件下，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失败。
[关键词]孙中山 宪政 国民党 失败
中山先生的宪政学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三民主义是五权宪法的理论基础和最终目标，五权宪法是实现三民主义的法律形式以及政府组织形式，《建国大纲》中所确立的军政、训政、宪政是落实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具体步骤。但是，中山先生的宪政理论并不是一个圆融的体系，其中的保守性与激进性的冲突，把信奉孙文学说的国民党置于了左右不是的尴尬境地，使得它在政策选择上，既不能一味右转，完全走向专制，也不能一味左摆，完全开放民主。这种尴尬，在中国当时特殊的时空条件下，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失败。
孙中山宪政学说的保守性与国民党的失败
中山先生宪政学说的保守性突出体现在其“训政”学说上。所谓“训政”，按照中山先生的意思，是由国民党训练人民自治的能力，以为将来实施宪政做准备。“训政”学说的保守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平等是“训政”学说的人性论基础。宪政主义承认人们在智力、德力以及体力等方面的差别，但是，宪政主义并不因此而认为人们在政治上也应当是不平等的，而是恰恰相反。中山先生“训政”说的人性论基础是其新“性三品”说，它把人划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应该说，这种划分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道理如同真理一样，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有道理就成了没道理。中山先生的没道理，就是把他的关于人性不平等的看法移转到了应当人人平等才能够行得通的宪政上来，并由此而主张由“先知先觉”来训练“后知后觉”。至于“不知不觉”，因为“惟上智与下愚不可移也”，属于“不可移”的一类人，所以，尽管中山先生没有讲，大概他们在宪政开始之后，也不应该有立宪国民的资格与权利，因为，他们立宪国民的能力在中山先生“训政”学说中是“训”不出来的。
第二，“训政”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政治。“训政”对于人的训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训练人民行使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等四权的能力；其二，训练人民完毕国民义务的能力；其三，训练人民“誓行革命之主义”，亦即“三民主义”。中山先生强调，上述三点是县自治的必备条件，而县自治，在中山先生的宪政思想里，又是宪政实施的基础。其中第三点“誓行革命之主义”使得“训政”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治。但是，宪政是政教分离的政治，宪政主义是和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没有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的“训政”又如何能够训练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呢?而没有独立人格之人，又怎么会具有立宪国民所要求的能力呢?保守的“训政”学说在实践中的贯彻，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障碍，并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的根基。
首先，沐浴了欧风美雨的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接受国民党的“训政”。这些知识分子，和信奉中山学说的国民党一样追求宪政，但是，对于国民党的“训政”，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赞成，因为，在他们看来，(1)“训政”把人们分为“施训者”和“被训者”是对全国人民的污辱。(2)“训政”强迫人民信仰三民主义，是绝对的思想专制。(3)“训政”摧残人权。(4)“训政”决不能够达到训练人民立宪能力的目的，因为要想让人民学会游泳，必须让人民下水。
其次，训政给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提供了借口，加剧了国民党的分裂。中山先生的训政是宪政的准备，训政结束之后，其走向是宪政。这就为国民党内的真假宪政主义者提供了与掌握训政主导权的国民党当权派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另外，训政学说也为反共的国民党派别提供了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在训政阶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有其他一些政治派别，对于国民党强行要求人们信仰三民主义都难以认同，而国民党内的真假右派，又往往要求国民党当权派加强思想统制，并以此为借口与其展开权力斗争。对于来自党内左右两方面的攻击，国民党当权派有苦难言，因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能从中山先生的训政理论里获得支持。
毛泽东说过，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只有分清敌友，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国民党实行训政的结果，一方面孤立了自己，分化了自己，把可能团结的朋友都推向了对立面；另一方面，因为训政毕竟还有一个宪政目标，受这个目标的约束，它也不能够用赤裸裸的专政的方式对待反对派，对待真正的敌人。如此以来，国民党焉有不败之理!
孙中山宪政学说的激进性与国民党的失败
中山先生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叫做：“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把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一次完成。所谓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就是要在进行民族主义，建立共和国的同时，解决民生问题。
激进的理论总是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乌托邦能够吊起人们的胃口，给人带来幻想，带来过高的期望。中山先生宪政思想当中的激进主义，给了人民以过高的期望，而奉行中山学说的国民党又不得不面对现实。面对现实，就要抛弃中山宪政思想中的激进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民失望。但是，中山先生“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没有变，而且，中山先生向来认为“法取乎上，而得其中”，所以，他设计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方案，就是取法乎上的方案。所谓取法乎上，在中山先生那里具体表现为民权主义里的直接民权以及民生主义。这种方案，在欧美国家也不过刚刚开始试验，中山先生却要拿来由国民党在落后的中国一次性完成，其艰巨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这种艰巨任务国民党是根本无法完成的。我们先来看看直接民权，所谓直接民权，应该是由人民不假手任何中间环节来直接行使选举权、创制权、罢免权和复决权。但是，在一个大国，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由老百姓直接行使四权的条件，现在也不具备。中山先生也明白中国的情形，于是他就设计了一个国民大会，由国民大会行使四权，中山先生就说那是直接民权。可是，国民大会的代表仍然只能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利，而不是人民在直接行使权利，因此，这无论如何还是间接民权。
中山先生空悬了一个目标高远的“民生主义”理想，这个理想在国民党那里成了空想，但是它还高高地悬在那里，是那么耀眼。结果，成了反对派的活靶子。而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最有力竞争者——中国共产党，部分接过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却采用非中山式的土地革命的方式，掏空了国民党的权力基础——农民。至此，国民党已经命中注定要走向失败了。
[关键词]孙中山 宪政 国民党 失败
中山先生的宪政学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三民主义是五权宪法的理论基础和最终目标，五权宪法是实现三民主义的法律形式以及政府组织形式，《建国大纲》中所确立的军政、训政、宪政是落实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具体步骤。但是，中山先生的宪政理论并不是一个圆融的体系，其中的保守性与激进性的冲突，把信奉孙文学说的国民党置于了左右不是的尴尬境地，使得它在政策选择上，既不能一味右转，完全走向专制，也不能一味左摆，完全开放民主。这种尴尬，在中国当时特殊的时空条件下，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失败。
孙中山宪政学说的保守性与国民党的失败
中山先生宪政学说的保守性突出体现在其“训政”学说上。所谓“训政”，按照中山先生的意思，是由国民党训练人民自治的能力，以为将来实施宪政做准备。“训政”学说的保守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平等是“训政”学说的人性论基础。宪政主义承认人们在智力、德力以及体力等方面的差别，但是，宪政主义并不因此而认为人们在政治上也应当是不平等的，而是恰恰相反。中山先生“训政”说的人性论基础是其新“性三品”说，它把人划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应该说，这种划分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道理如同真理一样，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有道理就成了没道理。中山先生的没道理，就是把他的关于人性不平等的看法移转到了应当人人平等才能够行得通的宪政上来，并由此而主张由“先知先觉”来训练“后知后觉”。至于“不知不觉”，因为“惟上智与下愚不可移也”，属于“不可移”的一类人，所以，尽管中山先生没有讲，大概他们在宪政开始之后，也不应该有立宪国民的资格与权利，因为，他们立宪国民的能力在中山先生“训政”学说中是“训”不出来的。
第二，“训政”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政治。“训政”对于人的训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训练人民行使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等四权的能力；其二，训练人民完毕国民义务的能力；其三，训练人民“誓行革命之主义”，亦即“三民主义”。中山先生强调，上述三点是县自治的必备条件，而县自治，在中山先生的宪政思想里，又是宪政实施的基础。其中第三点“誓行革命之主义”使得“训政”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治。但是，宪政是政教分离的政治，宪政主义是和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没有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的“训政”又如何能够训练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呢?而没有独立人格之人，又怎么会具有立宪国民所要求的能力呢?保守的“训政”学说在实践中的贯彻，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障碍，并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的根基。
首先，沐浴了欧风美雨的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接受国民党的“训政”。这些知识分子，和信奉中山学说的国民党一样追求宪政，但是，对于国民党的“训政”，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赞成，因为，在他们看来，(1)“训政”把人们分为“施训者”和“被训者”是对全国人民的污辱。(2)“训政”强迫人民信仰三民主义，是绝对的思想专制。(3)“训政”摧残人权。(4)“训政”决不能够达到训练人民立宪能力的目的，因为要想让人民学会游泳，必须让人民下水。
其次，训政给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提供了借口，加剧了国民党的分裂。中山先生的训政是宪政的准备，训政结束之后，其走向是宪政。这就为国民党内的真假宪政主义者提供了与掌握训政主导权的国民党当权派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另外，训政学说也为反共的国民党派别提供了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在训政阶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有其他一些政治派别，对于国民党强行要求人们信仰三民主义都难以认同，而国民党内的真假右派，又往往要求国民党当权派加强思想统制，并以此为借口与其展开权力斗争。对于来自党内左右两方面的攻击，国民党当权派有苦难言，因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能从中山先生的训政理论里获得支持。
毛泽东说过，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只有分清敌友，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国民党实行训政的结果，一方面孤立了自己，分化了自己，把可能团结的朋友都推向了对立面；另一方面，因为训政毕竟还有一个宪政目标，受这个目标的约束，它也不能够用赤裸裸的专政的方式对待反对派，对待真正的敌人。如此以来，国民党焉有不败之理!
孙中山宪政学说的激进性与国民党的失败
中山先生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叫做：“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把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一次完成。所谓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就是要在进行民族主义，建立共和国的同时，解决民生问题。
激进的理论总是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乌托邦能够吊起人们的胃口，给人带来幻想，带来过高的期望。中山先生宪政思想当中的激进主义，给了人民以过高的期望，而奉行中山学说的国民党又不得不面对现实。面对现实，就要抛弃中山宪政思想中的激进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民失望。但是，中山先生“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没有变，而且，中山先生向来认为“法取乎上，而得其中”，所以，他设计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方案，就是取法乎上的方案。所谓取法乎上，在中山先生那里具体表现为民权主义里的直接民权以及民生主义。这种方案，在欧美国家也不过刚刚开始试验，中山先生却要拿来由国民党在落后的中国一次性完成，其艰巨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这种艰巨任务国民党是根本无法完成的。我们先来看看直接民权，所谓直接民权，应该是由人民不假手任何中间环节来直接行使选举权、创制权、罢免权和复决权。但是，在一个大国，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由老百姓直接行使四权的条件，现在也不具备。中山先生也明白中国的情形，于是他就设计了一个国民大会，由国民大会行使四权，中山先生就说那是直接民权。可是，国民大会的代表仍然只能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利，而不是人民在直接行使权利，因此，这无论如何还是间接民权。
中山先生空悬了一个目标高远的“民生主义”理想，这个理想在国民党那里成了空想，但是它还高高地悬在那里，是那么耀眼。结果，成了反对派的活靶子。而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最有力竞争者——中国共产党，部分接过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却采用非中山式的土地革命的方式，掏空了国民党的权力基础——农民。至此，国民党已经命中注定要走向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