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紫砂陶器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宋代，但在当时并没有被引起关注，这与宋代的饮茶方式有关。明代散茶兴盛，制茶工艺大有改进，紫砂茶具便渐渐被人们接受，并在明中后期独树一帜。
　　紫砂壶之所以在明代大受欢迎，一方面要归功于制茶工艺的改进;另一方面是由于紫砂壶泡茶具有其他陶瓷茶具所不具备的优点。如紫砂壶泡茶不失原味、不易变质，壶内壁无异味，能耐受温度剧烈变化等。此外，晚明时人们追捧紫砂壶也是因为当时社会矛盾复杂，加之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文人士大夫在现实面前感到无能为力，便选择退而独善其身，他们提倡儒学的中庸之道、尚礼尚简，同时又推崇佛教的内敛、淡定，崇尚道家的自然、虚无。这些思想倾向与人生追求反映在茶艺上，在崇尚自然、古朴的同时也增加了唯美的追求，而紫砂壶正好适应了这种审美心理，所以颇受喜爱。
　　明代中后期，特别是正德、嘉靖之后，时大彬、徐友泉、李仲芳、惠孟臣、陈鸣远、陈曼生等紫砂壶制作名家辈出。紫砂壶始祖龚春，由金沙寺僧人教授制壶技艺，所制龚春壶艺术价值极高，被奉为国宝，存世至今的龚春树瘿壶仍可供我们学习与欣赏。另一位紫砂大师时大彬，最初主要是从模仿龚春入手，好做大壶，而后受文人影响，改制小壶。时大彬制壶追求小巧、古拙、道器合一的理念，制壶技术精湛，获得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广泛赞赏。
　　紫砂茶具到了清代进入鼎盛时期，逐渐成为贡品。当时紫砂茶具造型丰富多样，尤其这一时期仿生器形的制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康熙年间的制壶名家陈鸣远，探索紫砂壶新风格加以创新，取法自然，所制器物可以乱真，使仿生器物真假难辨，并在紫砂壶上镌刻富有哲理性的铭文，率先迈出了文人壶的第一步。
　　陈鸣远之后，文人陈曼生与杨彭年兄妹合作，正式将壶艺与诗、书、画、印结合成一个整体，创作出风格独特、意韵深邃、气息浓厚的文人壶，将制壶与审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陈曼生生活在嘉庆年间，是当时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由于参与紫砂壶的设计并与杨彭年兄妹联手，才有了众人皆知的“曼生壶”。曼生壶的特点是删繁就简、格调苍古、镌刻之铭文意味悠长，其所镌刻铭文有：“平壶留小啜，余味待回甘”“提壶相呼，松风竹炉”等。由文人设计、工匠制作的“曼生壶”为紫砂茶具开创了新风，在当时大受欢迎，可以说是文人介入制壶行业的成功之举。
　　自陈曼生开创了文人与工匠合作制壶的新局面后，文人、书画家纷纷效仿，使紫砂艺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如书画家瞿应绍、吴大澂、吴昌硕、郑板桥等人都曾参与为紫砂壶题诗刻字。郑板桥曾在自己订制的紫砂壶上题诗：“嘴尖肚大耳偏高，才免饥寒便自豪，量小不堪容大物，两三寸水起波涛。”
　　陈曼生之后，另一位制壶大家邵大亨，不仅仿生器形制作得活灵活现、形象逼真，几何器形的制作也颇见功力，光素器身虽不加雕饰但足已见器形之雄浑气势。高熙在《茗壶说》中对他的评价极高：“邵大亨所长，非一式而雅，善仿古……力追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明人吴梅鼎的《阳羡茗壶赋》，是一篇专门歌颂宜兴紫砂茗壶的赋，能够总结这一时期紫砂壶取得的艺术成就：“若夫泥色之变，乍阴乍阳，忽葡萄而绀紫，橘柚而苍黄;摇嫩绿于新桐，晓滴琅玕之翠;积流黄于葵露，暗飘金粟之香。……彼瑰琦之窑变，匪一色之可名。如铁如石，胡玉胡金。备五文于一器，具百美于三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