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事重视师资传授，还讲究家学渊源。其实，父子相承就是师资传授最便当的方式。六朝时代，著名者如东晋的戴逵及戴勃、戴颙，宋齐的陆探微及陆绥、陆弘肃，梁的张僧繇及张善果、张儒童，这些都是南方的。稍后，北方也有了名垂青史的父子画家，如隋唐的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阎毗和阎立德、阎立本。论到绘画造诣，南方的三组是父胜于子，北方的两组是子胜于父。而在北方尉迟氏和阎氏之中，阎氏父子更加重要。
　　阎氏籍贯榆林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这是个传统的名门望族，从东汉起，便世为显宦。阎毗七岁，就袭爵石保县公，“及长，仪貌矜严，颇好经史”“能篆书，工草隶，尤善画，为当时之妙”。于是，有了让北周武帝招为驸马的荣耀。隋代北周，阎毗仍受宠信，做了不少事情，但令他名垂青史的，主要还是宫室营造、水利建设及工艺制作，古人说他“有巧思，绝世过人”。
　　阎毗既然以工艺知名，立德、立本兄弟也“早传家业”“机巧有思”。立德是初唐重臣，历任尚衣奉御、将作少匠、将作大匠、工部尚书等职，为宫廷设计制造过舆服仪仗，主持了高祖献陵、太宗昭陵、襄城宫、翠微宫、玉华宫的营建，从征高丽，还填道造桥，立下战功。死后，享有陪葬昭陵的殊荣。立德绘画长于人物及宮室题材，与其弟立本齐名，画过《职贡图》《王会图》《文成公主降番图》《玉华宫图》等，和阎立本一样，作品常与当时的政治生活联系密切。
　　阎立本在高祖时做过秦王府库直;太宗时，任主爵郎中、刑部侍郎;高宗时，担任将作大匠、工部尚书、右相。他是初唐声誉最高的画家，人物、山水、鞍马兼擅，写真尤受推崇。立本的绘画除得益于其父之外，还取法张僧繇、郑法士。传统中国画的造型主要靠线条，立本则变以前如春蚕吐丝般的匀细线条为粗细有致，使之能更完美地传达神态、刻画形象，兼以设色古雅沉着而有变化，“六法备该，万象不失”，令“丹青神化”，而为“天下取则”。立本一生创作甚丰，能施之绢素，又可绘于墙壁，仅《宣和画谱》著录的御府藏品就有42幅，但年代湮远，其作多已无存。现今题为阎立本的绘画还有《步辇图》《历代帝王图》《职贡图》等，当代美术史家对《步辇图》的看法还稍许整齐，而对另两幅却有较多的争议。
　　《步辇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带有明确的肖像画性质，将太宗皇帝的睿智威严、礼官的端庄肃穆、使者的恭谨敬畏、宫女的柔顺美妙都刻画得很成功，其中，最有神采的是太宗皇帝和禄东赞。
　　《历代帝王图》又称《古帝王图》，是幅长逾丈五的图卷，北宋以来，流传有序，后为梁鸿志转售美国，现藏波士顿美术馆。此作共绘出十三位皇帝。此作的形象刻画相当成功，透过人物表情及姿态的描绘，令人物的性格特点披图可见，这在更早的画迹中，还未曾发现，代表了初唐人物画的最高水平。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总怀着浓厚的大国心态，常常希冀四方不断献贡，万邦永远来朝。朝贡的确能带来异域物产，但与经济利益比较，帝王更看重政治功用，因此，对朝贡的回赐往往远多于所献。升平由朝贡体现，国威借回赐宣扬。这样，不管国家强盛与否，表现职贡就成了国家绘画的重要内容，历久不衰。在中国绘画史上，阎立本最著名的作品是《职贡图》。而那时的中国，经济文化高跻世界顶峰，确实有四方献贡，万邦来朝的盛况。
　　画史说，阎立本是祖述张僧繇的，但阎对张的倾倒却有一个过程。唐人笔记称，阎立本到荆州去看张僧繇的画迹，第一天，说：“定虚得名耳。”次日，又去，看出门道，说：“犹是近代佳手。”第三天，再去，佩服至极，说：“名下定无虚士。”于是，对画坐卧留宿十日，仍不忍离去。不过，他对张也有“反叛”。那时，佛道两家为争夺正统地位，辩难不休，矛盾尖锐，张僧繇画过一幅《醉僧图》，道士常以此讥笑和尚，众僧深以为耻，就凑出数十万钱，请阎立本画了一幅《醉道士图》。
　　阎立本的作品确实高妙，但其画名却是由皇帝“炒作”起来的。根据柳宗元的记述，阎画了一幅《宣王吉日图》，太宗亲为题字，朝中议论纷纷。在洛阳，太宗以之出示群臣，称为“越绝前世”，忽然又藏到衣袖里，笑眯眯地和大家告别。从此，阎立本声誉鹊起。
　　高宗时，阎立本当上右相，左相姜恪本系武将，屡立边功，而阎毕竟是画家本色，虽有“应务之才”，但“非宰辅之器”，故时人讥嘲“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
　　用画家做宰相，那是皇帝的荒唐，对阎立本的辅政也不必期望成就。不过，应注意的倒是画家的地位。在唐以前，画家常被视为画工，这与其承命而作及作品的政治功用直接联系。画家地位的提高取决于画家和作品的独立品格，这种独立品格形成气候，在中国还要等到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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