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于勒》是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小说宝库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小说中的主人公菲利普夫妇由于前后对自己亲弟弟于勒的态度的巨大变化,因而历来被指称为资本主义世界自私冷酷、惟利是图的典型代表;小说通过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我们对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分析以及主题思想的认识也应当有所发展变化,我们应当更理性、更客观、更全面地认识菲利普夫妇这一对人物形象。
　　第一,过去对作品人物形象的分析以及对作品主题思想的认识明显带有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痕迹。
　　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根本差异,自上世纪中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这种斗争延伸到文学领域,就是我们必须要从资本主义的文学中找出证明资本主义腐朽以及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的一切元素,比如说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的小说《竞选州长》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竞选制度的肮脏以及资主义民主的虚伪性;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无情地揭露了英国统治集团的腐朽和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的剥削本质;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辛辣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狡诈、贪婪、吝啬的守财奴形象……很显然,我们在对资本主义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时,往往更看重它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领域中的作用,而忽视了文学的人文性以及它们在审美情趣上的作用。在这样的思维指导下,用什么样的词语才能一解我们对菲利普夫妇以及资本主义的心头之恨呢?“自私冷酷”、“惟利是图”、“虚伪”、“贪婪”、“赤裸裸”这类带有斗争性的词语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感情。
　　第二,菲利普夫妇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通的市民,他们本身的日常生活并不带有政治内涵。
　　菲利普夫妇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有着真实而朴素的想法,那就是要过上稍好一点的日子,为此“父亲做着事,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买拍卖的底货;姐姐的长袍是自己做的,买十五个铜子一米的花边,常常要在价钱上计较半天”;当发了财的于勒来信说“我发了财就会回哈佛尔的。我希望为期不远,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了”。于是“这封信成了我们家里的福音书,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见人就要拿出来给他看”。由于于勒的来信,在婚姻问题上屡遭挫折的二姐也获得了重大突破,“我总认为这个青年之所以不再迟疑而下决心求婚,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当父亲要请我们吃牡蛎时,“母亲有点迟疑不决,她怕花钱;……又说:‘至于若瑟夫,他用不着吃这种东西,别把男孩子惯坏了’”。……父亲“很晚”才回来也好,买日用品买“减价的”、买“拍卖的底货”也好,姐姐常要在价钱上“计较半天”也好,把于勒的信拿出来念也好,母亲不允许“我”吃牡蛎也好……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当时社会的一个贫困家庭所应该做的,也是必须要做的,如果我们用普世价值观或者某种意识形态的要求去苛求菲利普夫妇,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第三,我们不能用戴着有色眼镜的眼光来分析菲利普夫妇的言行。
　　小说中有两个情节历来被当作批判像菲利普这样的资产阶级小市民的典型证据。一是“我们”全家盼望于勒归来时,每到星期日,“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这充分揭示了菲利普夫妇虚伪、爱慕虚荣的性格特征,这显然有失客观,也是缺乏人性化的思考。二是当菲利普夫妇确认了卖牡蛎的人就是于勒后,妻子克拉丽丝“暴怒”这一情节。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是故事情节的高潮部分,这部分最能揭示菲利普夫妇自私冷酷、惟利是图的性格特征,也最能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但当我们除掉有色眼镜的时候,当我们不再以意识形态来左右我们思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克拉丽丝的“暴怒”其实就是一种日常生活中冲动的“情绪化”的使然,这和“资本主义”显然不能划上等号。克拉丽丝的这种“情绪”缘自何处呢?缘自于全家长期被骗所带来的极度痛苦与失望。对于发了财的于勒全家是苦苦企盼了十年之久,而且“对于于勒叔叔回国这桩十拿九稳的事,大家还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置一所别墅”。苦等了十余年,计划上千,可到头来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克拉丽丝的这种感受可想而知。细细想想,其实克拉丽丝的这种感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屡见不鲜,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克拉丽丝的“暴怒”看作是资本主义式的,这也违背了作者创作的本义。
　　
　　林来建,教师,现居江苏如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