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很难，还原历史中的人更难。历史宜粗不宜细，大致的背景轮廓总是可以描述的；历史中的八，则宜细不宜粗，需要思想情感真实的细节为依托。陈徒手的新著《故国人民有所思》，是以公布的官方材料和历史档案为线索，试图勾勒建国初期那场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历史风貌，按照作者说是“完全贴着材料写的”一本书。在这样史料形态的文本中，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展示那些被改造者的心路历程的。这需要驾驭材料的能力，更需要对人的洞悉、理解和想象，以及将那些枯燥的文件文字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既为思想改造运动，便有改造和被改造矛盾对立的双方，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中那些曾经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的改造者的心路历程，大多都简单化和同质化，而被改造者则各有所貌各有所思。这也在所难免，因为当时大的背景，改造的方针和策略是既定的，所谓“猛火攻，慢火炖”；所谓“三揭三打”：“揭思想，揭盖子，揭矛盾，打破情面，打下架子，打下尾巴”，改造者挥舞狼牙棒的表演，跳不出这方神圣。而被改造者却因经历、性格、思想和抗压的承受力的不同，所表现的行为轨迹和思想心迹也不尽相同。
　　这方面，在本书11位人物中，写得条分缕析心理思想与行为最为爽朗明晰的，是俞平伯、陈垣和贺麟三位。
　　且看陈垣，这位在1959年思想改造运动的尾声以79岁高龄高调入党的老牌知识分子，成为当年思想改造运动的成果之一，和郭沫若两人一左一右并蒂花开。书中写他十年的心路历程，雪泥鸿爪，格外清晰，便也落花流水，蔚为文章。
　　解放前夕，决意留京——建国初期，在辅仁大学被合并和各种大会充满刚性的政治话语的发言的有力表态与积极配合，可以说是陈垣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史；西南土改归来后对自己学术的批判，是思想改造运动最初的发轫；师大校长“牌位”的角色，为人摆设，看人脸色的内心之百感交集，却在会议上一再曲意表示：“我这几年因病未愈，但师大还是办下来了，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而在私下听说李四光和华罗庚遭批判而不禁流泪，大发脾气说要说把我像他们那样在台上批斗，我可不干。外表压力与内心反应，起伏跌宕，一波三折，情不自禁，鲜活自然。可谓是其内心波动复杂为日后彻底转变而铺垫的关键期。至三反运动，对群众提出的116条意见，他用红格纸抄录，情绪虽再有波动，却已经是波平水静，表现而出的是诚恳检讨，甚至不惜自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一步步，水到渠成，其由官方文本而展示的心路历程，真实可信。
　　在这里所展示的心路历程中，既有他的政治态度，又有他的政治表演。1957年反右运动，他写下五千字的检讨，被保护过关；马寅初遭批判他兔死狐悲，私下发牢骚。随后大跃进年代，参观三大工程展览而感动落泪，看到大门前的雕塑说：“一切都是毛主席领导的好。”公开场合他对自己的批判，私下又担心自己的著作被否定。如此复杂各异的表现，跃然纸上，可以说是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矛盾心理状态，又不断战胜自我而靠拢他向往的“红色老人”的境界和领地，矛盾着，反复着，针刺着自己，又刺着历史和今天的读者。
　　北大哲学教授贺麟，因解放前上书蒋介石万言书受到蒋的八次接见，有如此前科，注定在改朝换代之后那场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命运，和陈垣完全不同。建国初期，贺麟即被管制，却固守老派文人之风，依然不合时宜地坚称蒋介石为蒋先生。三反和土改运动后，交出万言书底稿，说“现在我要骂蒋介石为匪了。”不过短短几年的功夫，态度之变，判若霄壤，可以看出运动的威力与压力之大。如果说此时的表态尚迫于压力多少并不从心。到了1954年，批判胡适和俞平伯运动中，起初被认为思想糊涂，后因一篇批判稿阴差阳错登在人民日报上，而意外受到表扬，他惊喜万分，一下子觉得自己有政治地位了，批判的态度更为积极。这由一场意外而导致的悲喜剧，几乎完全异化并扭曲了贺麟这样一位老派知识分子的性格，却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之中不同的心态和表现，无奈之中渗透这着可悲。如果再看贺麟在运动中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黑格尔学说，在论战中顽固坚持己见，到后来对风雨欲来要整自己的担心，到照本宣科苏联专家的课程的违心，到党支部在他家开会帮助他，他以啤酒点心招待后的舒心，从此开始了黑格尔的批判。贺麟的这种从性格到学术到政治的三级跳，我们会看到那场运动的丰富性和人的心路历程的复杂性。贺麟从行为伴随着思想转变的轨迹，有着命运阴差阳错的因素，更有与对冯友兰傅鹰等人残酷批斗方式不尽相同的怀柔政策，攻心为上，贺麟便也顺坡下驴，不惜牺牲性格与知识为代价。
　　散淡而不懂政治的俞平伯成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主角，是他始料未及的。起初从震惊到本能的反抗，是他本色的出场亮相。随着运动声势浩大的开展，他最怕政治上的否定，把自己说成反动的胡适思想代表人物，被迫开始检讨。在中央高层对俞平伯处理精神下达后，打完再揉一下，九三学社开始和风细雨的帮助，何其芳等人为他澄清一些被歪曲的事实，再参加一系列批判会后，他主动交出自己的未发表的讲稿，供批判用，并承认自己的立场错了，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说明《红楼梦》的思想性和人民性，他表示如今“学习马列主义，如饥似渴。”一向寡言的他变得爱发言了，而且“说得条理格外分明，竭力靠近政治主题，说话时的态度又是那么诚恳和老实。”俞平伯的转变轨迹，清晰得一目了然，有心情，有语言，有行动，呈现出那个时代一般知识分子大同小异的基本面目，和在时代转折时期政治风浪中的性格。
　　应该说，这种性格是带有软弱性的，这种心路历程是带有悲剧性的。忍不住想起许纪霖在引徐复观“道尊于势”的论述后说过的话：“中国知识分子依赖的‘道统’，就与西方的传统不一样，它不是通过认知的系统和信仰系统，而是通过道德人格的建立以担当民族存在的责任。”我国知识分子这种先天不足的人文传统，其内在德性的“自力”，外在宗教与法律的“他力”，都显得那样脆弱，知识分子自身性格的软弱，便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了。读完这本《故国人民有所思》，特别是看罢上述这三位知识分子的命运，想如果换成自己也处于那个时代他们的位置上，其性格与心路历程恐怕和他们一样，而命运也就更会无可奈何的相同。这恰恰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我赞同许纪霖的说法：“知识分子的性格就是其所生存其间的民族文化性格。”以前同类书中，大多视角是以那场思想改造运动的残酷性，和同情知识分子挨整的悲渗命运，很少去揭示知识分子自身性格的软弱性，便也缺乏对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进一步的触及，而使得这一类图书仅仅成为了政治表面的记述和回顾，材料的罗列与重复。
　　从这个角度而言，陈徒手用他的新书，层层剥笋为我们勾勒出俞平伯、陈垣和贺麟三位不同学人在那场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心路历程，不敢说是绝对的真实和深刻，却是难能可贵。那场运动旨在让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从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举起降旗，臣服于新政权，却是以摧毁人心摧毁文化和摧毁一代人的尊严和我们民族文化性格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将本来就软弱的知识分子打断了脊梁骨一般更加软弱，其影响远远超乎三位学人命运的沉浮之上。也许，并不是作者有意为之，书中为我们勾勒的这三位学人，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的代表，为后人警醒，可以互为鏡像，重整衣冠。俞平伯的软弱和天真，贺麟的刚直和良善，陈垣的心理矛盾和行为主动；打一个不确切的比喻，如果说俞如颓兰，贺似落梅，陈则像向日葵。当然，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人物，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中，他们的“幸与不幸，都源自于激奋又茫然、又踌躇、外人又无法解读的苍凉的心境。”这是陈徒手在写陈垣一节最后说的话。好在这样如今外人无法解读乃至不愿解读的苍凉心境，陈徒手为我们做出了解读，不动声色，却好意昭示并警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