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责任制的思想和行政问责制都在不断发展。2003年非典期间，包括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数百人纷纷被问责，在国内掀起了行政问责的风暴.此后，行政问责频频见诸于报端媒体，关于行政问责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责任政府理念深入民心。2009年频发的各类事故又重新将行政问责推向了风口浪尖，而从九月的三鹿奶粉事件开始接连不断的事故使得多位高官被问责更是成为了一个巅峰.首先，对国内外尤其是国内关于行政问责制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在此之上对行政问责制进行定义，确定了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和问责结果等行政问责制的五要素.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进行分析.在参考有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非典和三鹿毒奶粉及其他典型案例的研究，得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着异体问责所占比重过少，责任客体认定有失公允，问责范围狭窄且大都局限于重大事故，缺乏完整制度体系支持，问责不够规范随意性过大等问题，其原因不外乎行政文化氛围中“官本位”思想盛行，权责划分不清，信息不公开，缺乏公民参与，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缺乏配套措施等几点，针对这些问题和原因，参考香港和国外的有益经验，借鉴其在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方面的做法，建议可采取如下措施，包括建设良好的行政文化氛围，加强官员责任意识：明晰权责；信息公开，培养公民参与的社会文化氛围；完善行政问责法律制度：进一步健全监督机制等相关配套制度等，使中国的行政闯责制度更加成熟，以期成为建设责任型政府的一大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