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置措施作为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最大亮点,对法治反腐、高效反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作为一项最为严厉的调查措施,在运行过程中,涉及到被留置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生命权、健康权等诸多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为避免留置权限被泛化,侵害被留置人的合法权益,在适用留置措施时,须严守法治底线。2018年3月20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虽然对留置的对象、适用条件、期限、审批程序等权限作出了明确规定,但作为一部基本法律,还是没有摆脱“宜粗不宜细”的特点,很多内容的规定都比较概括,行为标准和尺度并不明确,特别是对于留置的场所、解除程序没有明确化,可能会使监察机关滥用留置权限,出现留置不当、错误留置、超期留置、留置期间对被留置人进行不当讯问以及难以保障被留置人基本生活权益等情形,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法治反腐的卓越成效。为了规避和解决上述问题,实现反腐与权利保障的双重价值目标,就需要进一步对留置的性质、条件、程序等内容进行明确,并建立完备的权利救济机制,保障被留置人的合法权益。留置措施在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与适用条件等方面与刑事强制措施中的逮捕较为类似,《刑事诉讼法》中对犯罪嫌疑人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权利保障与救济机制。相较于逮捕而言,目前被留置人的权利救济还存在制度与方式上的疏漏,应有的申诉制度与国家赔偿还缺少具体的制度设计,律师的介入、司法救济存在立法空缺,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等等。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使被留置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此外,保障被留置人的基本权利、约束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权、规范留置措施的正当合法运行,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因此,须构建完备的救济制度,扩大留置申诉的范围,规范申诉的程序;通过修改《国家赔偿法》,增设“监察赔偿”一章,建立国家监察赔偿制度。另外,司法作为权利的终局性救济机制,不应当将司法救济排除在监察之外,通过司法与监察的有效衔接,守好维护社会公正与尊重保护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然救济是一种事后补救性制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要真正保障被留置人的合法权益,事前的预先防范机制也不应该缺位。构建以权力机关为核心的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体系,通过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有效结合,在“权力制约权力”模式的基础上,将“权利制约权力”引入现有的监督体系,强化对监察权的监督。同时,可以允许律师为被留置人提供法律帮助,加强留置期间的程序性保障,建立备案审查制度,守好留置适用过程中的每一道关卡,保证留置权的运行不会偏离法治轨道。目前对于被留置人的权利救济问题尚处在学术讨论阶段,但基于《监察法》是依据我国《宪法》而制定,我们完全可以在宪法精神或原则的指导下对该问题展开讨论。职是之故,本文拟从《监察法》的规定中界定出留置的权限范围,厘清留置措施的权力属性,明确留置措施的程序与条件,从被留置人的权利构成体系中分析其在留置过程中权利可能被侵害的情形,探讨目前被留置人权利救济存在的困境,通过事前防范机制与事后救济制度的建立,构建行之有效的权利救济体系,以实现高效反腐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