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双向路径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因素对越南身份建构的影响。越南的身份认知和建构在本质上与中国的身份存在一种既依赖又相互影响的关系：即越南身份中对中国元素的否定,这构成了现代越南身份的核心价值观。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世纪,大约1100年的时间,越南曾受到中国的直接控制,期间更是经历了无数为争夺红河三角洲控制权的叛乱与战争。母庸置疑的是,中国在越南的历史及其身份建构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这种身份建构过程呈现互相影响互相塑造的关系。这并不是说,如果没有中国则越南将不存在,而是指研究越南身份建构过程中不能游离于其与中国并轨发展又相互影响的关系框架之外。本文第二部分引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并基于该理论视角进一步阐述了本文的论点。该理论试图证明一个特定的民族及其民众来自于“想象”。在越南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赋予自己的“想象”是“我们不是中国人”,并努力建构其身份以证明越南不是中国的,这几乎成为越南历史叙述中唯一的目标。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一理论可以从其反面得到印证,即中国在越南“想象”的历史叙述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部分将阐明“越”这个字的历史定义。“越南”或“越”是中国人对越南的称呼,是从汉族的想象中衍化出来的,以定义中国古代中原地区南部边缘以外的所有非汉族人。最初,越南人民被视为相对于中原民族的中南部“野蛮人”,这对越南身份构建即确定越南人的身份起源带来了问题。这些多样和分散的,又缺乏文字记载的民族群体,为我们研究其相互间的关系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困难。归根到底,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表明,越族人在事实上可以脱离于中国的“想象”之外。越南人对“越”这个术语的使用为他们的身份构建造成一个内在的矛盾：这是一个建立在中国对其“想象”的描述。基于这种二分法的研究,将越南身份概念化的过程必不可少需要探讨其与中国的关系。史前时期用来指代红河三角洲地区的居民身份已经无处可寻,因而越南身份重建过程的研究对该民族的身份认知具有很大必要性.第四部分构成了本文的主体。为明确越南的祖先起源问题,就其当时的政治实体和统治阶层展开讨论。该部分将试图证明在被视作越南身份建构起点的不同政治实体背景下,其统治者是否可以被视为越南的“开国元勋”。该段历史以铜器时代的文郎国以及神话的雄王作为起点。文郎国具有作为最后一个没有汉族王朝影响的越族政治体系的特殊地位。这种历史发展进程直到到丁部建立的大瞿越时代结束。为了更全面地分析越南身份建构演变过程,本部分也将涉及越南独立后时期。第五部分将探讨相关的地理及历史背景对越南身份构建的影响,特别是岭南和红河三角洲地区。该部分的前半段将着重解释岭南地区和红河三角洲地区在一个政治实体的控制下存在长达千年之久。唐朝在行政区划上将岭南地区和红河三角洲地区(“安南”)设立为两个独立的区域,因而对该地区民族身份建构产生了无法逆转的影响。这也体现在代表了来自于现代越南北部与分布于中国广东和广西地区的越族人之间的差异。当今广东地方方言仍称为“粤”语为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粤”与“越”所代表的两者之间古老而持久的联系。粤语的“粤”与越南语的“越”虽然同音异形,似乎应在想象中赋予它们不同的概念。然而,本文大胆猜测,这两个字符在古文使用中或存在同意互换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是暗示了两者所代表的民族和文化的共同起源。最后,本文将通过强调“想象认同”的理论框架,试图证明“双向路径身份建构”理论对越南身份建构的作用。这一部分将对越南作为与中国历史中一个特殊的例子进行阐释。越南是唯一处于中国边缘而成功摆脱中国并获得永久脱离的省区。据此可以得知,这两个身份的双向路径关系在探究及阐述越南身份建构的历史过程中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