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对于音乐有着独特的感悟力,他的小说不仅直接描写音乐的声音,还借鉴音乐的表现手法,将音乐性引入小说创作,注重吸收音乐精神和音乐风格来丰富作品的意蕴。总体说来,沈从文小说的音乐性主要体现在语言上的音律美、结构上的音乐理论思维、中心意象的音乐性表达等方面,这为更深层次地解读他在四十年代所提倡的“抽象的抒情”的文学思想,找到一个全新的阐释空间。文学和音乐同属艺术门类,中国自古就有诗、乐、舞不分家的传统,因此二者从来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音乐之美在文学中,尤其是在诗歌中的运用与体现可谓是淋漓尽致。《诗经》所收录的三百余篇作品皆可歌；汉乐府诗配合舞蹈的表演；唐诗的韵律、宋词以及元曲的音韵已然体现诗、乐的同源之美。发展到现代白话诗,新月派对诗歌音乐美的实践。四十年代诗坛以朱光潜、袁可嘉、王力、卞之琳等人为代表在音乐理论方面的探讨,更体现了音乐在诗歌中的多元和融和的发展趋势。然而当我们在关注诗歌音乐美的同时,能否打破文体的局限,让音乐性在更为广阔的文学舞台上绽放光彩。小说创作中如能吸收音乐特长,无疑会扩展小说的艺术空间。本文将沈从文小说的音乐性当作研究对象,结合系统归纳的手法与文本细读的手法,并以跨学科的视角探讨沈从文小说与音乐艺术的关系。分析沈从文的小说与音乐艺术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期深入了解他的小说艺术性与思想性。文学家的沈从文对于“音乐性”的看法是这样的：他认为音乐和文学在情感表达方面是相通的,二者在艺术情感表达的共通性是都可以让人获得独特的情绪体验,可以说音乐性契合了他小说描写、抒情的需要。作家沈从文将音乐精神融于小说创作以此表达对生命活力和韧性品质的赞扬以及讴歌以爱为基础的美好人性；总结沈从文小说的音乐性研究现状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沈从文小说中音乐来源及其表达不仅包括自然之声,比如自然界的虫鸣鸟叫、水流声等近似天籁的乐音,还包括湘西的地方歌谣和西方的古典音乐。西洋音乐对于沈从文在特定时期的精神疗救以及神性和宗教思想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不可忽视作者内心的“音乐之声”,沈从文把所见之景和心中所产生的情绪,用通感手法来暗示非听觉的声音。沈从文小说叙事节奏的“音乐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小说诗化、舒缓的抒情基调,少用“的”字形成简练素朴文风,语言的节奏感、音律美、意境的营造等方面进一步阐释诗化文风；其二是词语和情节上的适当重复加强赞美或讽刺的力度；其三是音乐时空上的流动变化,包括自然景物的流动美和人物情绪的波动,叙述行文的流畅性形成如音符般流动不居的特点,这些都为“抽象的抒情”的审美追求找到艺术落脚点。沈从文小说结构的“音乐性”主体现在对转调和复调手法的运用。文学以音乐理论方式组织作品,参照音乐的曲式思维模式进行构思,在开阔作家思路的同时,丰富作品表现形式。转调手法的运用使所叙之事一波三折,牧歌的欢唱之外形成苍凉的悲音。结构上采取多线交织类似的复调手法,这种对位法的运用扩大小说表现内涵,更好地展现作品的深刻性。总结音乐性在沈从文小说中的审美和现实意义,为其小说的生命美、风俗美、人性美以及抽象的哲思找到艺术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