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其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2014年我国粗钢产量达到8.227亿吨,占全球世界粗钢产量的49.5%,但是钢铁贸易竞争力指数(STCI)仅为-0.641,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钢铁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尤其是近几年爆发的雾霾天气,使人们的目光再次聚集到钢铁产业上面。需求不振、库存高企、新增产能问题一触即发。针对钢铁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我们试着从效率角度来分析这些政策实施对产业发展的影响。首先,本文对钢铁产业及钢铁产业政策演进发展过程进行总括性描述,为政策效应研究提供现实依据。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国钢铁产业在产量、技术水平和产品结构等方面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但是也存在着钢铁产能过剩、结构不合理、集中度不高、布局不合理、能耗高、铁矿石进口依赖程度高、资源利用率低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针对钢铁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经济、政策法规等手段。总体上,这些宏观调控政策并没有达到理想效果。其次,我们采用国际上最新发展起来的Fare-Primont指数来测度我国钢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整体上,1999-2012年间我国钢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平均增长率为5.5%,其中平均技术进步2.7%,平均效率变化为-1.3%,平均规模混合效率为2.9%,我国钢铁产业效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由规模混合效率的进一步分解发现,我国钢铁规模效率平均增长率0.6%,混合效率平均增长率-0.6%,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部分是由规模扩张所引致,而低水平的范围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钢铁产业效率的提高。通过测算28个省份主要年份TFP水平值,我们认为我国七大经济区钢铁TFP水平值存在明显差异。其中,长三角经济区的钢铁生产率表现最好,其次为环渤海、珠江和东北经济区,TFP水平具有一定的区位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引用其他作者研究作为比较,进一步说明了使用Fare-Primont指数测度的钢铁TFP与我国现实是基本吻合的。最后,在测算钢铁全要素生产率基础上,我们引入人力资本水平等其他因素,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分析我国钢铁产业政策的实施对效率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限制产量和投资规制政策的实施对我国钢铁生产率有显著地正向影响,而环境规制政策遏制了钢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对钢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外部市场需求水平以及研发投资率都促进了钢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行业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对钢铁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