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有战争就会有出征军人，也就会有出征军人（包括阵亡将士、伤残军人）及其家属优抚救济的问题。其中征属的优抚救济，既关系到战时兵役动员和军队特别是前方将士的士气，亦关系到后方的稳定及对前线的人力、物力支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极重要因素之一。　　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一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盛衰荣辱的民族自卫战争，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投入最多、牺牲最惨烈的反侵略战争。抗战时期，四川作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和大本营，贡献极大，牺牲颇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四川实征壮丁2578810人，数量居全国各省之冠，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总数的18·35％强，加上先后出川抗战的川军将士，抗战期间四川出征军人总数在300万人以上——平均每1.44户就有1个抗日出征军人。大量青壮年男丁参军出征，留下了众多贫苦无依的征属及严重的征属优抚救济的社会问题。国民政府为了坚持抗战及动员更多的青壮年男丁参军参战、激励前方将士奋勇杀敌和稳定后方社会，于抗战期间对征属进行了优抚救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征属优抚，为我们考察抗战时期中国的军力和国家政治的状况，提供了重要的视阈，并具有见微知著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抗战时期四川出征军人家属优抚研究”为题，要旨在于从战时四川征属的优抚救助切入，考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政治状况，期能为丰富和深化抗战史乃至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贡献刍荛之见。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共六章。　　第一章“中国军事优抚制度的历史回顾与国际经验”。战争与人类历史相伴而行。中国历史上即有军事优抚的传统，然而直到晚清时期，随着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中国的军事优抚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入民国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逐步实现了军事优抚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中国的军事优抚由此走向成熟。而在四川，直到1935年川政统一和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四川后，在整编川军的基础上，才开始实行军事优抚，但优抚的重点是阵亡将士和伤残军人，尚未对征属实行优抚。至于二战时期欧美日俄等国征属优抚的法规措施，应为其时国民政府实施优抚征属的国际经验，值得一叙。　　第二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事优抚的组织建设和法制建设”。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很快认识到军事优抚对鼓舞军队士气、激励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重要意义，于是建立健全了政府、军队的抚恤机构和优抚征属的组织机构，各社会团体也成立优待慰问组织协助政府优抚征属。同时制订、完善了军事优抚的法规，为保障抗战军人及其家属的权益,解决其困难，纠正兵役弊政，惩治舞弊人员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三章“抗战时期四川征属的生计困境”。主要是对征属优抚之必要性的分析。抗战时期四川地区的征属大多为老弱妇,他们因家中青壮年男丁参军从征及自身文化程度低、智识水平不高而存在着生产能力低下、生活水平低下、权益得不到保障等生产生活的困难，成为亟需优抚救济的特殊群体，因而实施征属优抚不仅重要而且也很有必要。　　第四章“抗战时期四川优抚征属的实施”。主要从“优待资金及物品的筹集与保管”、“对征属的物质优待”、“对征属的精神优待”、“对征属权益的优待”、“对征属的生产优待”和“其他社会团体对征属的慰问救济”等方面，考察了抗战时期四川优待征属的实际运作和具体情况。　　第五章“对伤亡将士及家属的厚恤重奖”。对阵亡将士及其遗族的抚恤，亦属战时征属优抚的重要内容之一。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阵（伤）亡将士的抚恤，一是随着不同的时间，其抚恤标准有所变动;二是对不同的兵种，其抚恤标准、核恤办法亦有所不同;三是发恤的办法，亦因战争的不断进行和征属的不同情形，而呈现出不断简化或逐渐完善的状态。同时还对阵伤亡将士及遗族予以精神上之鼓励，如公祭阵亡将士、树碑、入忠烈祠等。　　第六章“对抗战时期四川征属优抚的评价”。综观抗战时期四川征属的优抚，既具有若干积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征属的实际困难，解除了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激励了军队士气，稳定了后方社会，造成了全民族参军参战之抗日热情，有利于中国坚持抗战并争取最后的胜利;也存在不少的弊端和不足——因战时征属的优待是一项繁杂而艰巨的社会福利保障工作，加之国民政府对抗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惨烈程度估计不足，从而造成优抚机构的建设相对滞后，办理征属优待事宜之工作人员素质低下等问题，再加之优待工作程序繁琐，民众的智识水平有限，以及国民政府的政治腐败等多种因素的制约，遂使得抗战时期四川的征属优抚远未达到预期成效，更未致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