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中国和日本都在西方列强殖民侵略下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从而都出现了国内动荡和国际威胁。为了解决各自的国家忧患和民族危机,中日两国都开展了学习西方近代工业化文明成果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即中国的洋务运动(1861-1895年)和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1894年),但是,中日两国开启的这种东方民族追求现代化的改革运动却有诸多差异：首先是在其改革的政治前提和经济基础上差异很大。中国封建政治是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体制,其经济基础是地主所有与小农经营的较为牢固的封建自然经济体系,资本主义萌芽极其微弱。因此,中国传统势力异常强大；地主阶级改革派(即洋务派)未能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也未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坚定支持,反而经常受到来自守旧派的强大阻力,当然很难全面地有所作为,只能开展较低层次的改革；而日本封建政治是分封原则下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天皇虚位而将军执政的幕藩体制,封建自然经济体系在较多资本主义萌芽作用下趋于瓦解。因此,拥有自治权力的诸藩能够推行同幕府中央相抵触的藩政改革,并且西南诸藩的下级武士改革派在掌握藩政实权之后,形成了倒幕斗争的基地,能够在倒幕成功之后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在没有守旧派太大阻力的情况下推行全国范围的较高层次的改革。其次是在其改革宗旨、领导力量及西学态度上差异明显。中国洋务运动的改革宗旨是引进西方近代的先进武器和工业技术来巩固封建统治。其领导力量是初识西学、少数掌权的洋务派。其西学态度是“法洋自强”,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追求“富强”；而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宗旨是全面移植西方近代工业和制度文化以求“富国强兵”,对外争取修改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独立。其领导力量是全面了解西学、全面掌权的维新派。其西学态度是全面学习西学,广泛推行“文明开化”。再次是在其改革内容和改革手段差异严重。中国洋务运动的改革内容虽然涉及较广,但却没有制度变革和文化更新。其改革手段比较僵化,处于不成熟状态；而日本明治维新的的改革内容则不仅深广,而且实现了制度变革和文化更新。其改革手段比较灵活,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状态。最后是在其改革结果和改革影响截然不同。中国洋务运动基本上是失败的,为中国进行新的民族救亡运动积累了惨痛的教训;而日本明治维新则基本上是成功的,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和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打下了实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