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平伐、大小平伐、大平伐西排外委土舍组成的平伐土司,从元代以来一直活跃在黔中东部地区。这一带地理位置特殊,不仅临近贵州省政治中心,而且处于驿道交通的关键节点。在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发展进程影响下,平伐土司地区形成了富有层次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多样的社会文化风貌。平伐土司一方面与国家以及大土司势力来往互动,另一方面直接管理、影响着底层的少数民族群体,是黔中地区中小土司的典型代表。元、明两代是平伐土司崛起以及平伐地方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元代随着中央王朝的直接介入,底层的溪洞与王朝国家开始直接互动。一方面平伐被纳入王朝国家的直接管理范围,基本脱离了元以前的“化外”状态。另一方面是底层“洞官”“土酋”的管理权和统治地位得到了官方认可,平伐庭氏等一批溪洞中的族群首领开始成为土官,被参用到各级统治机构中。早期通过招抚之法及设立蛮夷官,虽然让元王朝以较低成本实现了对地方的管控。但是这一过程也是相互的,黔中地区土著大姓势力也利用这一时期的制度、环境实现了自身崛起,最终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作为朝廷重要助力的平伐土司却因为遏制了大土司力量发展陷入流官与大土司之间的夹缝中,生存延续越发艰难。明代万历年间的贵竹、平伐改流与复土之争,是元代以来大土司势力尾大不掉的结果。明初的制度安排经过不断发展反而成为了大土司势力要挟朝廷的借口,给地方政府带来了诸多限制。在既定的以夷制夷格局中,中小土司是被支配的对象,或被双方极力争取,或被双方置于不顾,只能游走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之间。在官方的力量直接介入之后,平伐等中小土司只能往更偏僻的地方招抚土著,拓展自身生存空间,这样的开拓属于迫不得已,但同时也得到了官方默许和承认。平伐土司家族在清代进行了较为成功的政治、文化转型,不仅土司承袭得以延续,家族发展也走上了新的台阶。这一时期土司家族的转型与国家地方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有密切关系,随着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展开,土司身份与地位日渐下降,开始成为国家治理少数民族群体的重要障碍,土司的发展传承开始走向没落。这就要求土司家族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将承袭数百年的历史底蕴转化为优势。平伐土司通过积极参与地方公益建设及管理塑造了士绅形象,又通过读书进学、联姻等方式在地方成为较有影响力的文化世家。他们不仅积极发展汉文化水平以配合国家地方治理的需要,而且不断与辖下的少数民族群体寻求合作以巩固自身地位。土司转型以及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努力取得了良好效果,并在咸同兵燹中得到实际检验。在土司来源与族属方面,土司家族自身的建构与官方解释有一定差异,朝廷以及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土司先祖,塑造成为早期迁来贵州的汉移民大姓,这与土司家族自身传说的“征蛮”说不一致。土司的族属认同与祖源一样,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动态的变迁过程。平伐庭氏从元代的苗蛮领袖转变成为了唐代征蛮而来的汉族,并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大小平伐宋氏则经历了从中原汉移民到“流为夷”的转变,最后又重新成为有着极高汉文化水平的群体。此外,土司的身份认同在家族与民族之间不断交织,事实证明不断提高汉文化水平,塑造汉族身份以积极适应国家的需要以及脱离“苗蛮”的身份更有利于推动整个家族向前发展。对于底层的少数民族群体来说,土司的管理一方面影响了外界对这些群体的认识,造成了族群名称的误解和改变。同时土司也成为了地方族群的身份认同的标杆,土司区的族群虽然保留了各自的语言以及部分风俗习惯,但“通汉语、习华风”逐渐成为各个群体的发展主流。平伐土司的历史变迁不仅深刻影响了地方社会发展,也代表了这一片地区不断被开发、地区的群体逐渐融入国家秩序的进程。中央王朝统治政策的改变直接影响了土司制度的发展,而这又从根本上为地方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这样的变迁过程以及地方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双向的,地方群体社会也能够通过发挥自身能动性适应制度、运用制度、改造制度,使其符合自身发展以及地方社会的需要。土司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识几达变”,始终是绵延不绝的地方社会代表。在平伐地区,各种群体的文化、生计方式以及居住环境等都经历了融合与重组,以至于社会结构更加扁平化,各种群体的认同选择也更加灵活多变。而土司作为国家权威与底层少数民族之间的中介,各方的发展在历史时期形成了朝廷、土司、民众的阶序结构,这样的结构不仅展现在政治、文化、经济生产中,也体现在居住分布格局等方面,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苗人住山头”“仲家住水头”“汉人住街头”的分布格局,而这一特点在土司区展现得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