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中国的两次翻译,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事件。1987年,中国作家韩少功的首译,在国内掀起了一场阅读和讨论昆德拉的热潮；16年之后,翻译家许钧教授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重译了这部小说,再度引起了文学界和翻译界对这一译事的讨论。从1987年的初译到2003年的复译,从作家韩少功到翻译家许钧,这两个译本究竟有怎样的不同之处?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两次翻译的比较,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在他的《翻译批评论：约翰·唐》中曾提出,翻译批评的支点在于翻译主体,我们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译者是谁?贝尔曼系统地将译者放入翻译立场、翻译策略和译者视域这三个方面来考察。其中,他借用现代阐释学中“视域”的概念,指出译者的视域,是“所有‘决定’译者所感、所为、所思的语言、文学、文化以及历史的因素。”我们发现,视域这个概念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本身所具有的双重性：一方面,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而另一方面,这个空间又注定有其边界。对译者视域的探寻,从实用意义上看,是对翻译空间之可能性与局限性的呈现,从理论意义上看,也是探求复译意义的一把钥匙。因此,本文试图从译者视域的角度,来讨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中国的两次翻译。译者的视域与其所在的立足点密切相关。具体来说,立足点取决于译者的身份和译者的时代。每一位译者都有自己生存环境的限定性语境,一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社会、文化、文学和语言等因素,必然影响着译者的所感、所思和所为。1987年,作为作家的韩少功是怎样接触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部小说?是什么原因促使他翻译这部小说?在小说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挑战?2003年,当许钧重译这部小说时,昆德拉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国内文学和翻译理论的发展状况、出版环境和社会环境,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对译者的立足点有了相应的了解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作为作家的韩少功和作为翻译家的许钧,他对于翻译的观点有着怎样的不同?他们各自采取了怎样的翻译立场和翻译策略?他们各自的翻译诉求又是什么?韩少功的初译和许钧的复译,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缘起于怎样的翻译目的?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具有怎样的价值?这是我们在本文中所要回答的问题。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所构成的。追寻译者的足迹,研究译者在其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所面临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所持有的立场和所做出的选择,能够帮助我们回到特定的历史空间中,更好地理解译本的价值与翻译的意义,观察翻译史是如何紧密镶嵌在整个时代的文学、语言、社会、文化的交流和进步历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