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是联系公共权力与社会的桥梁，政党的性质与功能决定了它必须把公众的偏好变成自己的政策。政策是执政党执政的关键环节，因为执政党是通过政策来掌握公共权力和引领社会发展的。因此，政策水平高不高，政策产品好不好关系到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执政党政策水平的高下及其政策产品的优劣取决于它的政策制定。政策制定是执政党面临纷繁芜杂的政治情境与社会问题时，决定自己是否作为、怎样作为以及如何阐述自身选择的重要政治过程、认识过程和机制过程。为了实现政治、认识和机制这三个过程的有机统一，政策制定必须符合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要求，这关系到执政党最终的政策产品是否与时代同步、与百姓同心，因而关系到政策在施行中的效率与效益。执政党政治上的成功是因为自己自觉地制定和推行了保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政策，执政党政治的衰朽则是因为自己不自觉地制定和推行了侵害、限制最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政策。民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政治前途，而民心的根本就是生存与发展这一出于人性考虑的最基本要求。因此，为了维护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为了巩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我们党必须高度重视并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理念和政策活动，使自己的政策制定更科学、更民主，使自己的政策总是能够与时俱进。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制定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党正面临一个日益强大的市民社会以及这个市民社会广泛而坚定的政治参与要求。当今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已经是有雄厚社会资源基础、有明确利益要约的主动的、公民的、有序的和有效的实参与，这使我国政治生活的主体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也使我们党的政策行为发生相应变化。传统的政党政府几乎垄断全部公共事务的历史行将结束。我国政党政府与市民及其团体组织这两方面的政治主体之间将逐渐发展起一种要约与承诺的契约关系、谈判与再谈判的治理关系。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实结果，是不以人们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历史必然。另一方面，面对市民社会政治参与的发展，我们政策制定中长期存在的革命党思维惯性、为民作主包办专制遗存、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权力运作的非正式性、党政不分权责不分、缺乏灵敏高效的纠错机制等等非现代、不科学的东西越发凸现出来。这些问题极大地制约了我们党及时将社会偏好转化成自己的政策的努力。必须革新我们党的政策制定。首先是要规范政策制定的过程，切实达成并优化政策制定过程中执政党与社会的互动交流。具体有以下问题：1、在政策问题认定和政策议程确立方面既要保<WP=4>持执政党的主导地位，又要尊重公民和社会独立自主的意见表达，以此来保证政策制定中群众利益认定的准确无误。2、在政策预研、方案设计、政策论证和抉择的整个政策规划阶段，要保证过程的公开和透明，以方便公民和社会随时施加自己的影响和压力。3、在政策合法化阶段，要注意搞好政策协商和民意调查，做好政策试验和政策宣传，处理好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关系，最大限度地降低政策成本，提高政策效益。4、最后要通过执政党党内外的政策反思与再谈判过程，完成党的政策评估，以查漏补缺或革故鼎新，使政策始终能够符合大多数人最根本的利益要求。其次是要从制度的层面、从政治发展的高度来规范社会与执政党的政策行为，防止非理性的任性与盲动干扰我们的政策制定造成重大损失，使我国现代化进程免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中常见的社会动荡。以下问题应当引起重视：1、必须深刻反思以往执政党政策制定过程中权力运作非正式性问题，通过将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紧密结合起来，以祛除其主观偏狭的一面。2、对于公民和社会的政治参与活动，要加以引导和约束，祛除其狂热无政府的一面。3、要将政策革新与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衔接和协调起来，通过政策革新渐进地推进民主法治，又以民主法治来确保政策制定的科学高效。总之，要最大限度地降低政策风险并提高政策效益。第三，执政党还要重视有关政策制定方法与原则的掌握和运用。包括以下方面：1、政策制定必须以凝缩了党和国家基本价值理念和体现了公民与社会基本利益关系的宪法和党纲为基本的政策依据，后者为我们国家、我们党所预留的民主发展空间要由鲜活的政治参与和政策互动来填充和滋养。2、要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政策制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我们丰富科学理论和推进科学决策提供了方法论支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实现政策的现代化、民主化指明了方向。3、要大胆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的政策理论和方法，并且正确处理好引进先进理论方法与坚持中国特色的关系。总之，面对政治参与的发展，执政党的政策制定必须立足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着眼于巩固和增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